結語 中國曆史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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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國家分成“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類。
其中所謂發達國家20多個，其他基本上都是所謂的“後發國家”。
通過仔細觀察我們會發現，發達國家和地區基本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歐洲國家；第二類，是以歐洲移民為主體的英國前殖民地，比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第三類，是中華文化圈的成員，比如日本、韓國、新加坡。
相反，以歐洲移民為主體的非英國殖民地，比如西班牙殖民地，以及以非歐洲移民為主體的英國前殖民地，比如印度，再加上其他大部分國家，都不是發達國家。
正如托爾斯泰所說，幸福的家庭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在這些國家，現代化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出現失敗和挫折： 土耳其從300年前起就開始了漫長的現代化之路，其艱難與中國高度相似，經曆了土耳其版的“師夷長技”“洋務運動”“君主立憲”的重重失敗，直到凱末爾改革才宣告走上正确的起點，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土耳其離加入歐盟隻差臨門一腳，卻在近些年開始走上了回頭路，離歐盟越來越遠。
其原因是凱末爾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精英式改革”，雖然有效地改造了城市，但觸角難以深入到邊遠而廣大的土耳其農村。
集中在農村的宗教人士和農民宗教意識仍然濃厚，20世紀40年代土耳其政治民主化以後，數量龐大的底層民衆開始顯示力量，伊斯蘭因素又堂而皇之地一步步彰顯存在，到近些年達到高峰。
拉丁美洲的民選政治也步入泥潭。
在貧富差距和社會動蕩中焦慮不安的拉美民衆很容易受到那些激進口号的影響，他們喜歡那些提出誘人目标和簡單快速的解決方式的領導人，誰的氣質和姿态最權威，最像“父親”，誰的許諾最直接、最簡單、最激進，就最容易上台。
比如委内瑞拉的查韋斯許諾要為窮人提供“超福利”（免費住房、免費汽油），因此迅速崛起于政治舞台。
上台之後，為了兌現承諾，查韋斯大力推行國有化，把所有行業都收歸國有。
但趕走了有管理能力的外國投資者之後，委内瑞拉本國卻沒有成熟的企業家階層接手，國有企業陷入效率低下和嚴重腐敗當中，激進的國有化不久之後就導緻各種物資短缺。
堂堂的“石油富國”已經淪落到需要進口石油，超級市場沒有食物，人們到垃圾箱去撿東西吃。
國家的經濟崩潰了，窮人獲得的福利也自然随之成為泡影。
委内瑞拉的經濟困境，反映的其實是政治上的不成熟。
之所以在這麼多國家遭遇重重失敗，是因為非西方世界的現代化動力并不是内生的，而是被移植的，這種移植過程遠比人們想象的要更為艱苦，并且成活率很低。
除了制度原因之外，現代化還需要有文化土壤。
能夠提供這種土壤的有兩種文化，一種是清教文化，另一種是儒家文化。
這兩種文化的共同特點是積極進取，推崇勤奮節儉的生活方式。
清教文化主張信徒必須在塵世生活中恪盡職守，把在塵世取得事業上的成功看作被“上帝選擇”的證明。
“他們（上帝的罪人）應當勤奮，以便最終能得到上帝的召喚。
……如果他們不用勤勉、奮鬥、勞動去獲得恩典和拯救，他們必将毀滅。
”新教推崇勤勉這一品質，認為饑餓和貧困是上帝對懶惰者的無情懲罰。
[10] 儒家文化則更為入世，它不追求虛無缥缈的來世，而追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因此它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這種剛健進取的奮鬥精神，與新教倫理有異曲同工之處。
事實上，如今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海外華人，正在生動地向世界展示華人強大的競争能力。
比如高曉松在視頻節目《曉說》中講的，在矽谷打工的華人，如果3年還沒有升職，就會感覺不滿。
而印裔工程師30年不升職，仍然心平氣和。
秉承這種“王侯将相，甯有種乎”的精神遺傳，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人，也表現出強烈的創新求變意識。
與清教和儒教比起來，通行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及法國殖民地的天主教文化，則是一種中世紀性格的宗教，它宣傳在現實生活中受罪是件好事，是未來獲得永恒拯救的前提。
既然凡事上帝已經天定，努力也改變不了自己的命運，既然一切都托付給了上帝，索性就萬事不着急了。
因此天主教文化圈的時間觀念比較淡薄，能拖就拖，有人将之戲稱為“明日文化”。
“對每一個要求，西班牙人總是回
其中所謂發達國家20多個，其他基本上都是所謂的“後發國家”。
通過仔細觀察我們會發現，發達國家和地區基本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歐洲國家；第二類，是以歐洲移民為主體的英國前殖民地，比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第三類，是中華文化圈的成員，比如日本、韓國、新加坡。
相反，以歐洲移民為主體的非英國殖民地，比如西班牙殖民地，以及以非歐洲移民為主體的英國前殖民地，比如印度，再加上其他大部分國家，都不是發達國家。
正如托爾斯泰所說，幸福的家庭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在這些國家，現代化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出現失敗和挫折： 土耳其從300年前起就開始了漫長的現代化之路，其艱難與中國高度相似，經曆了土耳其版的“師夷長技”“洋務運動”“君主立憲”的重重失敗，直到凱末爾改革才宣告走上正确的起點，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土耳其離加入歐盟隻差臨門一腳，卻在近些年開始走上了回頭路，離歐盟越來越遠。
其原因是凱末爾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精英式改革”，雖然有效地改造了城市，但觸角難以深入到邊遠而廣大的土耳其農村。
集中在農村的宗教人士和農民宗教意識仍然濃厚，20世紀40年代土耳其政治民主化以後，數量龐大的底層民衆開始顯示力量，伊斯蘭因素又堂而皇之地一步步彰顯存在，到近些年達到高峰。
拉丁美洲的民選政治也步入泥潭。
在貧富差距和社會動蕩中焦慮不安的拉美民衆很容易受到那些激進口号的影響，他們喜歡那些提出誘人目标和簡單快速的解決方式的領導人，誰的氣質和姿态最權威，最像“父親”，誰的許諾最直接、最簡單、最激進，就最容易上台。
比如委内瑞拉的查韋斯許諾要為窮人提供“超福利”（免費住房、免費汽油），因此迅速崛起于政治舞台。
上台之後，為了兌現承諾，查韋斯大力推行國有化，把所有行業都收歸國有。
但趕走了有管理能力的外國投資者之後，委内瑞拉本國卻沒有成熟的企業家階層接手，國有企業陷入效率低下和嚴重腐敗當中，激進的國有化不久之後就導緻各種物資短缺。
堂堂的“石油富國”已經淪落到需要進口石油，超級市場沒有食物，人們到垃圾箱去撿東西吃。
國家的經濟崩潰了，窮人獲得的福利也自然随之成為泡影。
委内瑞拉的經濟困境，反映的其實是政治上的不成熟。
之所以在這麼多國家遭遇重重失敗，是因為非西方世界的現代化動力并不是内生的，而是被移植的，這種移植過程遠比人們想象的要更為艱苦，并且成活率很低。
除了制度原因之外，現代化還需要有文化土壤。
能夠提供這種土壤的有兩種文化，一種是清教文化，另一種是儒家文化。
這兩種文化的共同特點是積極進取，推崇勤奮節儉的生活方式。
清教文化主張信徒必須在塵世生活中恪盡職守，把在塵世取得事業上的成功看作被“上帝選擇”的證明。
“他們（上帝的罪人）應當勤奮，以便最終能得到上帝的召喚。
……如果他們不用勤勉、奮鬥、勞動去獲得恩典和拯救，他們必将毀滅。
”新教推崇勤勉這一品質，認為饑餓和貧困是上帝對懶惰者的無情懲罰。
[10] 儒家文化則更為入世，它不追求虛無缥缈的來世，而追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因此它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這種剛健進取的奮鬥精神，與新教倫理有異曲同工之處。
事實上，如今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海外華人，正在生動地向世界展示華人強大的競争能力。
比如高曉松在視頻節目《曉說》中講的，在矽谷打工的華人，如果3年還沒有升職，就會感覺不滿。
而印裔工程師30年不升職，仍然心平氣和。
秉承這種“王侯将相，甯有種乎”的精神遺傳，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人，也表現出強烈的創新求變意識。
與清教和儒教比起來，通行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及法國殖民地的天主教文化，則是一種中世紀性格的宗教，它宣傳在現實生活中受罪是件好事，是未來獲得永恒拯救的前提。
既然凡事上帝已經天定，努力也改變不了自己的命運，既然一切都托付給了上帝，索性就萬事不着急了。
因此天主教文化圈的時間觀念比較淡薄，能拖就拖，有人将之戲稱為“明日文化”。
“對每一個要求，西班牙人總是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