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 中國曆史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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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以快樂的明天。
”[11]因此，以儒教文化人口為主體的國家和地區，除了少數幾個國家，現在都已經完成現代化。
這些實現了現代化的儒教主體國家和地區的共同之處在于，既擁有儒教文化培養出來的勤奮進取，同時又擁有借鑒自西方的法治環境。
因此有些人，比如新儒家學者，強調這些國家和地區崛起過程中儒家文化的重要性，認為儒教文化是一些東亞國家和地區現代化成功的根本原因。
當然，也有一些人不同意這一點，而是強調法治的重要性，比如李光耀說：“新加坡成功的關鍵，是英國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麼儒家文化。
”而比較公允的看法是，這兩方面都很重要。
六 中國從秦到清的曆史表現為強烈的路徑依賴。
所謂路徑依賴是指“一旦一個國家或地區沿着一種軌迹運動，逆轉成本是非常高昂的。
也許會有其他的選擇點，但是一定制度安排的塹壕阻礙了對初始選擇的輕易扭轉”。
通俗地講，其實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你能相信一個40多歲的人，會在一夜之間改變他的生活習慣和為人處世态度嗎？早在秦統一六國的時候，中國就完成了“初始選擇”，一直到清朝都無法擺脫這個剛性的軌道。
“早熟國家的曆史遺産不僅使後來的中國發展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的路徑，也使其形成了不同于大多數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路徑。
”[12] 每一個民族的發展道路，是由它的地理條件和文化傳統等各種因素彙集而成的，或者用感性的說法，是上天所決定的，無所謂對錯。
儒家精神的強毅進取，中國人個體強大的競争能力，在改革開放40年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中國的曆史、文化和地理，決定了它的大一統趨向。
在大一統的框架下，我們應該可以吸收全人類的文明成果，實現“系統升級”，充分激活整個社會的活力，在每個人更幸福的基礎上實現國家的更強大。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 [1]如果這一制度從周朝建立（前1046年）開始計算，而歐洲成熟的封建制度從普瓦提埃戰役（732年）開始算的話。
8世紀20年代初，阿拉伯軍隊越過比利牛斯山。
732年，阿拉伯軍隊沿通往巴黎的羅馬舊道北上，進抵普瓦提埃。
法蘭克王國宮相查理·馬特率軍迎擊，并成為這次戰役的勝利者，因而獲得“錘子”（音譯為馬特）的稱号。
阿拉伯帝國因此确認了地理擴張的極限。
[2]M·羅斯托夫采夫：《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上冊），商務印書館，1985，第194頁。
[3]張孝芳：《現代國家建設與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比較政治視野下的中國政治發展路線圖》，《教學與研究》，2014年第5期。
[4]斯當東：《英使谒見乾隆紀實》，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第276頁。
[5]如果出現寬松的情況，那通常是因為統治階層本身的懈怠，而不是他們的主觀願望，比如明代後期皇帝懶政，結果卻使江南民間經濟迅速發展。
[6]集中力量，可以開掘大運河，治理黃河，修建水利設施，有利于生産的發展，但這項開支在總量中往往隻占很小的比例。
一些小型、中型的項目，分裂政權就能辦到。
比如五代的吳越國主錢镠，對築海塘、疏浚河道、農田水利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還專門設置了“撩湖軍”，負責疏浚西湖。
（葛劍雄：《統一與分裂——中國曆史的啟示》，商務印書館，2013，第171頁。
） [7]管漢晖、李稻葵：《明代GDP及結構試探》，《經濟學》（季刊）2010年第3期。
[8]管漢晖、李稻葵：《明代GDP及結構試探》，《經濟學》（季刊）2010年第3期。
[9]陳季冰：《從土耳其的曆史，看一個古老國家的現代化難題》。
[10]王曉德：《天主教倫理與拉丁美洲不發達的文化根源——兼與新教倫理對美國發展作用的比較》，《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4期。
[11]王曉德：《天主教倫理與拉丁美洲不發達的文化根源——兼與新教倫理對美國發展作用的比較》，《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4期。
[12]張孝芳：《現代國家建設與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比較政治視野下的中國政治發展路線圖》，《教學與研究》2014年第5期。
”[11]因此，以儒教文化人口為主體的國家和地區，除了少數幾個國家，現在都已經完成現代化。
這些實現了現代化的儒教主體國家和地區的共同之處在于，既擁有儒教文化培養出來的勤奮進取，同時又擁有借鑒自西方的法治環境。
因此有些人，比如新儒家學者，強調這些國家和地區崛起過程中儒家文化的重要性，認為儒教文化是一些東亞國家和地區現代化成功的根本原因。
當然，也有一些人不同意這一點，而是強調法治的重要性，比如李光耀說：“新加坡成功的關鍵，是英國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麼儒家文化。
”而比較公允的看法是，這兩方面都很重要。
六 中國從秦到清的曆史表現為強烈的路徑依賴。
所謂路徑依賴是指“一旦一個國家或地區沿着一種軌迹運動，逆轉成本是非常高昂的。
也許會有其他的選擇點，但是一定制度安排的塹壕阻礙了對初始選擇的輕易扭轉”。
通俗地講，其實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你能相信一個40多歲的人，會在一夜之間改變他的生活習慣和為人處世态度嗎？早在秦統一六國的時候，中國就完成了“初始選擇”，一直到清朝都無法擺脫這個剛性的軌道。
“早熟國家的曆史遺産不僅使後來的中國發展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的路徑，也使其形成了不同于大多數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路徑。
”[12] 每一個民族的發展道路，是由它的地理條件和文化傳統等各種因素彙集而成的，或者用感性的說法，是上天所決定的，無所謂對錯。
儒家精神的強毅進取，中國人個體強大的競争能力，在改革開放40年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中國的曆史、文化和地理，決定了它的大一統趨向。
在大一統的框架下，我們應該可以吸收全人類的文明成果，實現“系統升級”，充分激活整個社會的活力，在每個人更幸福的基礎上實現國家的更強大。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 [1]如果這一制度從周朝建立（前1046年）開始計算，而歐洲成熟的封建制度從普瓦提埃戰役（732年）開始算的話。
8世紀20年代初，阿拉伯軍隊越過比利牛斯山。
732年，阿拉伯軍隊沿通往巴黎的羅馬舊道北上，進抵普瓦提埃。
法蘭克王國宮相查理·馬特率軍迎擊，并成為這次戰役的勝利者，因而獲得“錘子”（音譯為馬特）的稱号。
阿拉伯帝國因此确認了地理擴張的極限。
[2]M·羅斯托夫采夫：《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上冊），商務印書館，1985，第194頁。
[3]張孝芳：《現代國家建設與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比較政治視野下的中國政治發展路線圖》，《教學與研究》，2014年第5期。
[4]斯當東：《英使谒見乾隆紀實》，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第276頁。
[5]如果出現寬松的情況，那通常是因為統治階層本身的懈怠，而不是他們的主觀願望，比如明代後期皇帝懶政，結果卻使江南民間經濟迅速發展。
[6]集中力量，可以開掘大運河，治理黃河，修建水利設施，有利于生産的發展，但這項開支在總量中往往隻占很小的比例。
一些小型、中型的項目，分裂政權就能辦到。
比如五代的吳越國主錢镠，對築海塘、疏浚河道、農田水利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還專門設置了“撩湖軍”，負責疏浚西湖。
（葛劍雄：《統一與分裂——中國曆史的啟示》，商務印書館，2013，第171頁。
） [7]管漢晖、李稻葵：《明代GDP及結構試探》，《經濟學》（季刊）2010年第3期。
[8]管漢晖、李稻葵：《明代GDP及結構試探》，《經濟學》（季刊）2010年第3期。
[9]陳季冰：《從土耳其的曆史，看一個古老國家的現代化難題》。
[10]王曉德：《天主教倫理與拉丁美洲不發達的文化根源——兼與新教倫理對美國發展作用的比較》，《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4期。
[11]王曉德：《天主教倫理與拉丁美洲不發達的文化根源——兼與新教倫理對美國發展作用的比較》，《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4期。
[12]張孝芳：《現代國家建設與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比較政治視野下的中國政治發展路線圖》，《教學與研究》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