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 中國曆史的獨特性
關燈
小
中
大
，有些人認為傳統政權既然集中了大家的力量，“必定會投資于有利于國計民生的大工程，有利于發展生産等，顯然并不符合中國的曆史事實”。
那些集中起來的财富“大多被揮霍浪費，真正用于國家管理和社會進步的反而是少數”[6]。
管漢晖和李稻葵的研究證明了葛劍雄先生的這個說法。
他們曾經将明代中國和工業革命前英國的财政結構進行過具體比較，結果發現，“總體來說，明代中國和英國的政府規模相差不大”，但是兩國政府的錢，花到了不同的地方。
明朝中國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宮廷和皇族的奢侈性消費，對宮殿和陵寝的修建，以及巨大的軍費開支。
除了幾次治理黃河水患之外，整個明代很少進行大的水利工程修建和其他基礎設施建設，政府提供的公共産品嚴重不足。
政府也沒有投資于道路的修建和保養，更别提“投資在工業制造或者其他生産性的事業上，因此對經濟的推動作用非常有限”。
歐洲的中央集權是在自治城市和商人階級的支持下建立起來的，君權又受到更多約束，君權通常不得不為經濟發展服務。
因此，工業革命前的英國政府，汲取能力也很發達，但是英國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公共工程的修建以及轉移支付，政府的投資和轉移支付帶動了國内其他投資的上升，投資的乘數效應為2.25，這對整個經濟增長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曆史研究顯示出，政府減少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幹預而改為更多地提供公共物品是英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條件之一”[7]。
第三，正是因此，中國王朝出現了周期性的崩潰。
與中國君權缺乏有效約束伴生的，是官僚系統非常龐大，權力同樣缺乏有效監督。
如我們分析過的，中央王朝每汲取到1分稅賦，官僚系統可能會額外貪污10分。
因此中國傳統王朝到中後期，總是出現汲取能力過度的問題。
在皇帝窮奢極欲的同時，官僚系統更侵吞了大量财富，結果是“皇帝與官僚共享物質财富”[8]，導緻一個王朝建立不久就迅速陷入大面積腐敗當中。
由于中國傳統王朝的汲取成果不能為社會共享，用來促進經濟成長，因此這種過度汲取總是表現為壓垮脆弱的小農經濟。
在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沖突中，沒有妥協性渠道，要解決問題，隻有通過戰争，導緻大規模農民起義的發生。
歐洲在持續的小規模的動蕩中發展，人口發展曲線比較平穩。
而中國大一統王朝總是“脆斷”，崩潰所造成的周期性人口損失，要遠超過封建制的西歐。
中國曆代很多思想家都發現，在周秦之變後，中國社會的運轉出現了完全不同的特點。
宋代羅泌在比較郡縣制與分封制時說：“建封之時，一人縱失德于上，而萬國之中各有政化，聞者德以興起。
郡縣之世，一人失德，則波頹瓦解，而海内共懼其禍。
”也就是說，封建制下，最高統治者一個人的失德，不會帶來全天下的崩潰。
因為各地并不在統一領導之下。
而到了郡縣時代，皇帝一個人不靠譜，全天下都要跟着倒黴。
王夫之說，從秦代之後，中國曆代皇帝“貪天位、戗人倫”，以緻“盜賊、夷狄交相蹂躏中國，不知其所終”，即農民起義和異族入侵交替造成社會動蕩，而且這種曆史規律還找不到終結的辦法。
黃仁宇則解釋說：“中國的悲劇乃是其在地方組織及技術上的設備尚未具有規模之際，先已有大帝國之統一，因之上下之間當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間階段，全靠專制君主以他們人身上的機斷彌補。
”“中國在專制時代，好像皇權無限，其實大部的威權，不過矯揉造作的儀式上之裝飾，實際是對内不設防，以無數的小自耕農作抽稅的對象，财政的收入極為微薄，各種嚴刑峻法也隻能有選擇性地、以殺雞儆猴的方式執行。
” 五 “過去100年、特别是50年裡，世界各地的經濟現代化和城市化取得了無可辯駁的長足進步，農村人口、貧困人口和文盲比例都顯著下降。
然而，今天世界上已經建立起了穩固的民主制度的國家，差不多與100前完全重合——說到底還是那些西方國家，唯一的例外出在東亞地區。
這似乎有力地證明了，經濟的發展，甚至推行西方式的自由市場經濟加民主政治，并不能落實真正意義上完善的西方式制度；在不少地方，相反還帶來前所未遇的社會動蕩。
”[9] 确實，放眼世界，全球180多
那些集中起來的财富“大多被揮霍浪費，真正用于國家管理和社會進步的反而是少數”[6]。
管漢晖和李稻葵的研究證明了葛劍雄先生的這個說法。
他們曾經将明代中國和工業革命前英國的财政結構進行過具體比較，結果發現，“總體來說，明代中國和英國的政府規模相差不大”，但是兩國政府的錢，花到了不同的地方。
明朝中國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宮廷和皇族的奢侈性消費，對宮殿和陵寝的修建，以及巨大的軍費開支。
除了幾次治理黃河水患之外，整個明代很少進行大的水利工程修建和其他基礎設施建設，政府提供的公共産品嚴重不足。
政府也沒有投資于道路的修建和保養，更别提“投資在工業制造或者其他生産性的事業上，因此對經濟的推動作用非常有限”。
歐洲的中央集權是在自治城市和商人階級的支持下建立起來的，君權又受到更多約束，君權通常不得不為經濟發展服務。
因此，工業革命前的英國政府，汲取能力也很發達，但是英國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公共工程的修建以及轉移支付，政府的投資和轉移支付帶動了國内其他投資的上升，投資的乘數效應為2.25，這對整個經濟增長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曆史研究顯示出，政府減少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幹預而改為更多地提供公共物品是英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條件之一”[7]。
第三，正是因此，中國王朝出現了周期性的崩潰。
與中國君權缺乏有效約束伴生的，是官僚系統非常龐大，權力同樣缺乏有效監督。
如我們分析過的，中央王朝每汲取到1分稅賦，官僚系統可能會額外貪污10分。
因此中國傳統王朝到中後期，總是出現汲取能力過度的問題。
在皇帝窮奢極欲的同時，官僚系統更侵吞了大量财富，結果是“皇帝與官僚共享物質财富”[8]，導緻一個王朝建立不久就迅速陷入大面積腐敗當中。
由于中國傳統王朝的汲取成果不能為社會共享，用來促進經濟成長，因此這種過度汲取總是表現為壓垮脆弱的小農經濟。
在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沖突中，沒有妥協性渠道，要解決問題，隻有通過戰争，導緻大規模農民起義的發生。
歐洲在持續的小規模的動蕩中發展，人口發展曲線比較平穩。
而中國大一統王朝總是“脆斷”，崩潰所造成的周期性人口損失，要遠超過封建制的西歐。
中國曆代很多思想家都發現，在周秦之變後，中國社會的運轉出現了完全不同的特點。
宋代羅泌在比較郡縣制與分封制時說：“建封之時，一人縱失德于上，而萬國之中各有政化，聞者德以興起。
郡縣之世，一人失德，則波頹瓦解，而海内共懼其禍。
”也就是說，封建制下，最高統治者一個人的失德，不會帶來全天下的崩潰。
因為各地并不在統一領導之下。
而到了郡縣時代，皇帝一個人不靠譜，全天下都要跟着倒黴。
王夫之說，從秦代之後，中國曆代皇帝“貪天位、戗人倫”，以緻“盜賊、夷狄交相蹂躏中國，不知其所終”，即農民起義和異族入侵交替造成社會動蕩，而且這種曆史規律還找不到終結的辦法。
黃仁宇則解釋說：“中國的悲劇乃是其在地方組織及技術上的設備尚未具有規模之際，先已有大帝國之統一，因之上下之間當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間階段，全靠專制君主以他們人身上的機斷彌補。
”“中國在專制時代，好像皇權無限，其實大部的威權，不過矯揉造作的儀式上之裝飾，實際是對内不設防，以無數的小自耕農作抽稅的對象，财政的收入極為微薄，各種嚴刑峻法也隻能有選擇性地、以殺雞儆猴的方式執行。
” 五 “過去100年、特别是50年裡，世界各地的經濟現代化和城市化取得了無可辯駁的長足進步，農村人口、貧困人口和文盲比例都顯著下降。
然而，今天世界上已經建立起了穩固的民主制度的國家，差不多與100前完全重合——說到底還是那些西方國家，唯一的例外出在東亞地區。
這似乎有力地證明了，經濟的發展，甚至推行西方式的自由市場經濟加民主政治，并不能落實真正意義上完善的西方式制度；在不少地方，相反還帶來前所未遇的社會動蕩。
”[9] 确實，放眼世界，全球18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