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 中國曆史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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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是國家的早期形态一樣，中央集權制也是曆史發展的必然，歐洲的崛起與統一民族國家的出現密切相關。
不過，西歐中央集權國家和中國的中央集權的形成過程相當不同。
歐洲是在議會、自治城市、行會等多種社會力量發育起來之後才出現中央集權國家的。
因此，在歐洲的民族國家中，君主的專制權力是有限的，君主權力不僅受法律、議會的制約，也受到各社會階層、利益團體的限制。
而中國完全不同。
中國的“國家鞏固發生在社會其他力量建制化地組織起來以前”，在其他國家發揮約束力量的世襲貴族、教會、商人組織等力量，都無法約束傳統中國強大的中央集權。
[3] 歐洲的中央集權之路，還進行過多種探索和比較。
英國之所以後來能超越西班牙，就是因為它的體制既比荷蘭松散的城邦聯合體更有凝聚力，同時又比西班牙的君權受到更大的約束。
通過光榮革命，“英格蘭人成功地馴服了龐然大物型的現代國家，他們沒有摧毀利維坦的巨大能量，相反是使它響應他們的意願，服從他們的法律”。
因此，英國到後來一家獨大，并深刻地影響了今天世界的面貌。
中國一直沒有機會馴服利維坦，皇帝在曆史上一直注意削弱商人和地主豪強的實力，以保證皇權的獨大。
因此郡縣制下的皇權隻受“天命”的軟約束，沒有制度上的硬約束。
四 中國和歐洲國家形成過程中的不同，也造成了中國和歐洲社會面貌的不同。
第一，傳統中國社會是整齊劃一的一元化結構。
中國大一統大王朝的面積極大，各地情況千差萬别。
為了保持國家的一元化和一緻性，大一統王朝通常會對全國進行格式化的整齊劃一。
這種整齊劃一令西方人驚歎。
就像我們前面引用過的，英國人說：“自進入中國境内以來，在這樣大的地面上，一切事物這樣整齊劃一，這在全世界是無與倫比的。
”[4]中國在和平時代的社會治安之良好，和政府行政效率之高，也遠優于同時代的歐洲。
但是整齊劃一也有代價。
在中央集權制下，因為皇權的獨占性，君主通常對地方社會的動态發展表現出恐懼，對其他社會力量始終處于壓制防範狀态。
[5]因此總是采取“消極性帶防禦性”的做法，“維持各地區的平衡，一般遷就經濟落後地區”。
比如很多朝代經常命令大片區域種植同類作物，結果加重了社會的負擔，造成經濟倒退。
明初為防海盜騷擾，下令“片闆不許下海”，清初遷海令更要求所有沿海居民内遷30裡，正如葛劍雄先生所說，造成的經濟損失其實大大超過了海盜的掠奪。
大一統王朝制定政策，出發點總是“便于君”而不是“便于民”，因此經常在全國範圍内遠距離大規模征調人力資源，被征調的百姓花在路上的時間甚至遠遠超過服役的時間，大大加重了民衆負擔，秦朝的滅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賈誼說，當時淮南的百姓迫切希望置于諸侯國的統治之下，而不直屬于朝廷，以便能就近服役，而不必再長途跋涉于淮南和長安之間。
而明代實物賦稅制下，百姓負擔的運費居然5倍、7倍于皇糧本身，這也是長途征調的結果。
葛劍雄先生說，在落後的交通和通信條件下，如果政治設計更關注民生，應該更多地照顧地區差異。
他觀察到，有的時候，地方性“政權的領土大大縮小了……統治層次減少了，傳遞時間縮短了，行政效率會有所提高。
隻要保持和平狀态，人民會因此而獲得較多實惠”。
因此大一統體制一方面維持了社會的穩定，帶來了長時間和大面積的和平，另一方面卻也限制了社會變化發展的空間，也壓制了地方的效率。
而歐洲因為一直沒有完成統一，各民族國家出現強烈的競争态勢。
斯塔夫裡阿諾斯說，規模浩大的鄭和下西洋因為皇帝的一道簡短的命令突然停止，這在歐洲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中國的皇帝能夠并的确發布過一道道對其整個國家有約束力的命令，歐洲絕無這樣的皇帝。
”小國林立雖然動蕩不休，但另一方面使得各地的活力得以發揮。
第二，中國傳統王朝的優勢是能夠集中力量，但是集中後的力量，用于提供公衆服務的并不多。
我們看傳統時代的财政結構，有兩個重點，一個是皇室和貴族們的消費，另一個就是供養軍隊和百官，用于民生的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葛劍雄先生說
不過，西歐中央集權國家和中國的中央集權的形成過程相當不同。
歐洲是在議會、自治城市、行會等多種社會力量發育起來之後才出現中央集權國家的。
因此，在歐洲的民族國家中，君主的專制權力是有限的，君主權力不僅受法律、議會的制約，也受到各社會階層、利益團體的限制。
而中國完全不同。
中國的“國家鞏固發生在社會其他力量建制化地組織起來以前”，在其他國家發揮約束力量的世襲貴族、教會、商人組織等力量，都無法約束傳統中國強大的中央集權。
[3] 歐洲的中央集權之路，還進行過多種探索和比較。
英國之所以後來能超越西班牙，就是因為它的體制既比荷蘭松散的城邦聯合體更有凝聚力，同時又比西班牙的君權受到更大的約束。
通過光榮革命，“英格蘭人成功地馴服了龐然大物型的現代國家，他們沒有摧毀利維坦的巨大能量，相反是使它響應他們的意願，服從他們的法律”。
因此，英國到後來一家獨大，并深刻地影響了今天世界的面貌。
中國一直沒有機會馴服利維坦，皇帝在曆史上一直注意削弱商人和地主豪強的實力，以保證皇權的獨大。
因此郡縣制下的皇權隻受“天命”的軟約束，沒有制度上的硬約束。
四 中國和歐洲國家形成過程中的不同，也造成了中國和歐洲社會面貌的不同。
第一，傳統中國社會是整齊劃一的一元化結構。
中國大一統大王朝的面積極大，各地情況千差萬别。
為了保持國家的一元化和一緻性，大一統王朝通常會對全國進行格式化的整齊劃一。
這種整齊劃一令西方人驚歎。
就像我們前面引用過的，英國人說：“自進入中國境内以來，在這樣大的地面上，一切事物這樣整齊劃一，這在全世界是無與倫比的。
”[4]中國在和平時代的社會治安之良好，和政府行政效率之高，也遠優于同時代的歐洲。
但是整齊劃一也有代價。
在中央集權制下，因為皇權的獨占性，君主通常對地方社會的動态發展表現出恐懼，對其他社會力量始終處于壓制防範狀态。
[5]因此總是采取“消極性帶防禦性”的做法，“維持各地區的平衡，一般遷就經濟落後地區”。
比如很多朝代經常命令大片區域種植同類作物，結果加重了社會的負擔，造成經濟倒退。
明初為防海盜騷擾，下令“片闆不許下海”，清初遷海令更要求所有沿海居民内遷30裡，正如葛劍雄先生所說，造成的經濟損失其實大大超過了海盜的掠奪。
大一統王朝制定政策，出發點總是“便于君”而不是“便于民”，因此經常在全國範圍内遠距離大規模征調人力資源，被征調的百姓花在路上的時間甚至遠遠超過服役的時間，大大加重了民衆負擔，秦朝的滅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賈誼說，當時淮南的百姓迫切希望置于諸侯國的統治之下，而不直屬于朝廷，以便能就近服役，而不必再長途跋涉于淮南和長安之間。
而明代實物賦稅制下，百姓負擔的運費居然5倍、7倍于皇糧本身，這也是長途征調的結果。
葛劍雄先生說，在落後的交通和通信條件下，如果政治設計更關注民生，應該更多地照顧地區差異。
他觀察到，有的時候，地方性“政權的領土大大縮小了……統治層次減少了，傳遞時間縮短了，行政效率會有所提高。
隻要保持和平狀态，人民會因此而獲得較多實惠”。
因此大一統體制一方面維持了社會的穩定，帶來了長時間和大面積的和平，另一方面卻也限制了社會變化發展的空間，也壓制了地方的效率。
而歐洲因為一直沒有完成統一，各民族國家出現強烈的競争态勢。
斯塔夫裡阿諾斯說，規模浩大的鄭和下西洋因為皇帝的一道簡短的命令突然停止，這在歐洲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中國的皇帝能夠并的确發布過一道道對其整個國家有約束力的命令，歐洲絕無這樣的皇帝。
”小國林立雖然動蕩不休，但另一方面使得各地的活力得以發揮。
第二，中國傳統王朝的優勢是能夠集中力量，但是集中後的力量，用于提供公衆服務的并不多。
我們看傳統時代的财政結構，有兩個重點，一個是皇室和貴族們的消費，另一個就是供養軍隊和百官，用于民生的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葛劍雄先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