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 中國曆史的獨特性
關燈
小
中
大
一
隻有把中國史放到世界史中，我們才能看清中國的特點。
中國文明并不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的文明。
以有文字和建築能證明國家的出現而論，中國比蘇美爾要晚近2000年，比埃及也要晚了1500年。
但是中國後發先至。
在西周時期，中國在人類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整饬的大一統封建制度，比歐洲早了近1800年。
[1] 接下來，中國又率先在世界上建立了大一統中央集權國家，同樣比歐洲早了近2000年。
早在公元前3世紀，中國就實現了中央政權對基層社會的直接統治和嚴密控制，能夠在全國範圍内大規模調動資源。
這是同時代世界上其他國家不能夢想的。
歐洲國家直到中世紀後期，才開始了類似中國春秋戰國的構建統一集權國家的過程。
而直到17世紀達于頂峰的法國中央集權，仍然做不到像秦始皇這樣對社會的全面而有力的控制，更何況統一歐洲。
二 中國這種相對西方近2000年的領先，帶來了諸多方面的影響。
首先是社會面貌的“現代化”，流動性增強。
在世界其他地方還在實行嚴格的等級制度的時候，秦朝就已經從制度上廢除了貴族制度，實現了“萬民平等”，出現了空前的社會流動性，有能力的人更容易上升。
大一統國家之内，語言文字和度量衡統一，有利于大範圍内的物資和信息交流。
這種狀态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是不可想象的。
西方直到中世紀後期，才解除了領主與農奴的人身依附關系，打破了國内重重封建稅收關卡。
日本做到這一點，要到明治維新之後。
印度直到今天，種姓制度還有強大影響。
其次是大一統帶來了比較長的和平時期。
中國的地理特點和文化心态，決定了分裂狀态下，群雄通常争戰不休，“神仙打架，百姓遭殃”，結果是人口銳減，經濟崩潰。
在中國人的曆史經驗中，隻有建立起穩定的大一統政權，才能享有長期和平，這就是所謂的“亂世人不如太平犬”。
秦漢帝國崩潰後，雖然也經常經曆分裂時期，但是大一統郡縣制度總能成功地再度完成統一。
因此，在所謂的歐洲中世紀的黑暗時代，中國曆史發展卻進入了高峰期。
在長期的和平下，一個王朝的經濟通常會穩定發展，因此出現了很多盛世，比如唐代的貞觀、開元和清代的康乾盛世。
創造了燦爛的文化成就，比如唐詩宋詞；也留下許多雄偉的建築和工程，比如萬裡長城、故宮和大運河。
三 當然，中央集權制度領先發展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它造成了中國和歐洲曆史的不同走向。
第一，中國大一統郡縣制下，官僚系統極為發達。
而歐洲封建體制下，自治社會傳統一直沒有中斷。
秦漢帝國通過“編戶齊民”，把幾乎一切社會組織打散，用郡縣制對全國進行了格式化。
這與羅馬帝國相當不同。
因此秦漢帝國是一元剛性結構，書同文，車同軌，舉國上下，如臂使指，步調一緻。
而羅馬帝國的文字沒能統一，政治制度沒能統一，甚至法律也是不統一的，保留大量地方自治因素。
“2世紀的羅馬帝國乃是自治城市的聯盟和淩駕于這個聯盟之上的一個近乎絕對專制的君主政府二者奇妙的混合體。
”[2]羅馬帝國的繁榮是建立在中央集權和地方自治的有機結合之上的。
一方面，“每一個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地方自治，都有它本地的‘政治’生活，都有它自己所要解決的社會經濟問題”；另一方面，“在所有城市之上，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它執掌國家大事——外交、軍事、國家财政”。
這也許更接近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結合郡縣制和封建制長處的政治構想。
羅馬帝國遠沒有中國這樣成熟而龐大的官僚體系，到了中世紀，官僚系統在歐洲幹脆消失了，因為各地基本上是封建自治的。
在西方的曆史發展中，在分裂和動蕩當中，社會自治一直發揮着很大作用，比如中世紀西歐的莊園、行會、教區、俄羅斯的米爾内等，都是一定程度上的自治社群。
而中國很早就用官僚體系取代了社會的自治功能。
在西歐中世紀，自治城市成為體制外的權力中心，市民聯合起來，從封建主手中購買到自治權，成為體制外的異己力量，這在中國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第二，中國的中央集權受到的約束很小，而後發展起來的歐洲的中央集權受到重重社會力量的約束。
正如封
中國文明并不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的文明。
以有文字和建築能證明國家的出現而論，中國比蘇美爾要晚近2000年，比埃及也要晚了1500年。
但是中國後發先至。
在西周時期，中國在人類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整饬的大一統封建制度，比歐洲早了近1800年。
[1] 接下來，中國又率先在世界上建立了大一統中央集權國家，同樣比歐洲早了近2000年。
早在公元前3世紀，中國就實現了中央政權對基層社會的直接統治和嚴密控制，能夠在全國範圍内大規模調動資源。
這是同時代世界上其他國家不能夢想的。
歐洲國家直到中世紀後期，才開始了類似中國春秋戰國的構建統一集權國家的過程。
而直到17世紀達于頂峰的法國中央集權，仍然做不到像秦始皇這樣對社會的全面而有力的控制，更何況統一歐洲。
二 中國這種相對西方近2000年的領先，帶來了諸多方面的影響。
首先是社會面貌的“現代化”，流動性增強。
在世界其他地方還在實行嚴格的等級制度的時候，秦朝就已經從制度上廢除了貴族制度，實現了“萬民平等”，出現了空前的社會流動性，有能力的人更容易上升。
大一統國家之内，語言文字和度量衡統一，有利于大範圍内的物資和信息交流。
這種狀态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是不可想象的。
西方直到中世紀後期，才解除了領主與農奴的人身依附關系，打破了國内重重封建稅收關卡。
日本做到這一點，要到明治維新之後。
印度直到今天，種姓制度還有強大影響。
其次是大一統帶來了比較長的和平時期。
中國的地理特點和文化心态，決定了分裂狀态下，群雄通常争戰不休，“神仙打架，百姓遭殃”，結果是人口銳減，經濟崩潰。
在中國人的曆史經驗中，隻有建立起穩定的大一統政權，才能享有長期和平，這就是所謂的“亂世人不如太平犬”。
秦漢帝國崩潰後，雖然也經常經曆分裂時期，但是大一統郡縣制度總能成功地再度完成統一。
因此，在所謂的歐洲中世紀的黑暗時代，中國曆史發展卻進入了高峰期。
在長期的和平下，一個王朝的經濟通常會穩定發展，因此出現了很多盛世，比如唐代的貞觀、開元和清代的康乾盛世。
創造了燦爛的文化成就，比如唐詩宋詞；也留下許多雄偉的建築和工程，比如萬裡長城、故宮和大運河。
三 當然，中央集權制度領先發展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它造成了中國和歐洲曆史的不同走向。
第一，中國大一統郡縣制下，官僚系統極為發達。
而歐洲封建體制下，自治社會傳統一直沒有中斷。
秦漢帝國通過“編戶齊民”，把幾乎一切社會組織打散，用郡縣制對全國進行了格式化。
這與羅馬帝國相當不同。
因此秦漢帝國是一元剛性結構，書同文，車同軌，舉國上下，如臂使指，步調一緻。
而羅馬帝國的文字沒能統一，政治制度沒能統一，甚至法律也是不統一的，保留大量地方自治因素。
“2世紀的羅馬帝國乃是自治城市的聯盟和淩駕于這個聯盟之上的一個近乎絕對專制的君主政府二者奇妙的混合體。
”[2]羅馬帝國的繁榮是建立在中央集權和地方自治的有機結合之上的。
一方面，“每一個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地方自治，都有它本地的‘政治’生活，都有它自己所要解決的社會經濟問題”；另一方面，“在所有城市之上，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它執掌國家大事——外交、軍事、國家财政”。
這也許更接近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結合郡縣制和封建制長處的政治構想。
羅馬帝國遠沒有中國這樣成熟而龐大的官僚體系，到了中世紀，官僚系統在歐洲幹脆消失了，因為各地基本上是封建自治的。
在西方的曆史發展中，在分裂和動蕩當中，社會自治一直發揮着很大作用，比如中世紀西歐的莊園、行會、教區、俄羅斯的米爾内等，都是一定程度上的自治社群。
而中國很早就用官僚體系取代了社會的自治功能。
在西歐中世紀，自治城市成為體制外的權力中心，市民聯合起來，從封建主手中購買到自治權，成為體制外的異己力量，這在中國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第二，中國的中央集權受到的約束很小，而後發展起來的歐洲的中央集權受到重重社會力量的約束。
正如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