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 全球化給中國帶來的變化
關燈
小
中
大
一
不管情不情願，鴉片戰争之後，中國就被并入了全球化大潮。
特别是第二次鴉片戰争之後，不得不頻繁地與世界交流。
那麼，被裹入全球化大潮，對中國曆史的發展有什麼影響呢？ 首先，中華民族出現巨大的心理創傷。
中國是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以“被動挨打”的方式被卷入全球化的。
幾千年來，中國自居“天下”中心，自認為是“天朝上國”，卻突然被侵略、被殖民，不斷割地賠款而無絲毫還手之力。
這對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都造成了非常沉重的打擊。
我還清楚地記得中學曆史課堂上講到近代史時，教室裡的壓抑氣氛。
和所有的同學一樣，我的心中湧起強烈的悲憤和屈辱。
勤勞勇敢熱愛和平的中華民族，為什麼遭遇這樣蠻不講理的侵略與欺淩？ 這種斷崖式的心理沖擊造成了多方面的心理後果。
一方面，它使精英人物“開眼看世界”，嘗試“師夷長技以制夷”，開始了漫長而充滿挫折的學習西方的過程。
另一方面，很多國人形成了“受害者心理”，對外部世界産生了深刻的敵意，他們認為，近代以來中國的積貧積弱、多災多難，都是拜西方列強所賜。
“天無雨，地發幹，全因鬼子鬧中原。
” 同時，經過“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人發現自己在世界的眼中，已經從原來最優秀的民族，變成了“半開化”的“東亞病夫”，對外心理由以前的自信甚至自負，一變而為弱者的深刻自卑，對外界的任何一點表揚、批評或者“侮辱”都高度敏感。
當然，這種自卑的另一面，則是發憤圖強，“争氣”。
百年國恥使中國人積蓄起強大的心理能量，渴望迅速“趕超”西方國家，實現民族複興，再一次揚眉吐氣地站在世界之巅：這才是中國人習慣的位置。
其次，一次次的對外戰争，使中國喪失大面積國土，對外賠款累計10億餘兩白銀[42]，導緻清王朝财政屢次瀕臨崩潰，也給普通民衆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
除了這些影響，全球化也有另一面的作用，比如它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曆史上的一些基本規律。
改變了哪些規律呢？ 首先是人口曲線規律。
在中國曆史上，“亂世”就意味着人口的大量損失。
這個我們前面有比較多的論述。
中華民國時期無疑是亂世。
我們一提起民國，常用的詞都是“軍閥混戰”“兵荒馬亂”“民不聊生”。
民初的軍閥割據與混戰，看起來和東漢末年、晚唐、北朝後期軍閥混戰很相似。
按理說，這樣一個長達數十年的亂世，人口應該從晚清的4億，掉到3個億甚至2個億吧？ 然而事實卻是相反的。
太平天國内亂結束後，中國人口就開始恢複增長。
《中國人口史》第六卷的研究顯示，1911~1936年間，也就是中華民國建立到抗日戰争之前，中國人口從4.1億增長到5.3億，年均增長率達到1.03%。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中國曆史上幾乎從來沒有出現過的高增長。
《中國人口史》第五卷的研究證明，清朝從1644年建都北京至1851年太平天國戰争爆發前，人口年均增長率為0.49%，即便是其中增速最快的康雍乾百年“盛世”，年均增長率也不到0.7%。
[43]因此，侯楊方認為，整個“民國時期的全國人口增長速度之快可能是中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44]。
而且這種增長是一種質變。
侯楊方認為，民國時期，中國人口模式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長率的傳統模式，變成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長率這樣的現代發展中國家模式。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轉變呢？原因很簡單，晚清以來的經濟社會發展和衛生醫療條件進步，導緻人口模式發生了曆史性變化。
二 因此，全球化從根本上改變的第二個中國曆史規律，是經濟增長規律。
和人口一樣，中國曆史上的經濟，也是遵循着治世增長、亂世崩潰的規律。
一有戰争和動亂，經濟也迅速殘破。
比如安史之亂，數年之間就造成“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
中間畿内，不滿千戶，井邑楱荊，豺狼所号。
既乏軍儲，又鮮人力。
東至鄭、汴，達于徐方，北自覃、懷經于相土，為人煙斷絕，千裡蕭條”。
政府辦公機構十中有九被毀，民居更是大面積燒光，整個黃河中下遊地區人煙斷絕，物資空乏，一片荒涼。
[45] 關于近代以來的經濟狀況，相信大部分讀者心目中的印象就是一團糟。
我們所熟知的，就是鴉片戰争以後西方的經濟入侵，迅速導緻中國自給自足的傳統自然經濟破産，大量民衆陷入貧困化之中。
然而事實上，近年來的曆史研究已經更新了這個結論。
“1840年以後的近30年時間裡，外來的機器制品并沒有真正打開中國市場，中國傳統的自然經濟結構基本上沒有變化。
”直到1869年“蘇伊士運河的開
特别是第二次鴉片戰争之後，不得不頻繁地與世界交流。
那麼，被裹入全球化大潮，對中國曆史的發展有什麼影響呢？ 首先，中華民族出現巨大的心理創傷。
中國是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以“被動挨打”的方式被卷入全球化的。
幾千年來，中國自居“天下”中心，自認為是“天朝上國”，卻突然被侵略、被殖民，不斷割地賠款而無絲毫還手之力。
這對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都造成了非常沉重的打擊。
我還清楚地記得中學曆史課堂上講到近代史時，教室裡的壓抑氣氛。
和所有的同學一樣，我的心中湧起強烈的悲憤和屈辱。
勤勞勇敢熱愛和平的中華民族，為什麼遭遇這樣蠻不講理的侵略與欺淩？ 這種斷崖式的心理沖擊造成了多方面的心理後果。
一方面，它使精英人物“開眼看世界”，嘗試“師夷長技以制夷”，開始了漫長而充滿挫折的學習西方的過程。
另一方面，很多國人形成了“受害者心理”，對外部世界産生了深刻的敵意，他們認為，近代以來中國的積貧積弱、多災多難，都是拜西方列強所賜。
“天無雨，地發幹，全因鬼子鬧中原。
” 同時，經過“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人發現自己在世界的眼中，已經從原來最優秀的民族，變成了“半開化”的“東亞病夫”，對外心理由以前的自信甚至自負，一變而為弱者的深刻自卑，對外界的任何一點表揚、批評或者“侮辱”都高度敏感。
當然，這種自卑的另一面，則是發憤圖強，“争氣”。
百年國恥使中國人積蓄起強大的心理能量，渴望迅速“趕超”西方國家，實現民族複興，再一次揚眉吐氣地站在世界之巅：這才是中國人習慣的位置。
其次，一次次的對外戰争，使中國喪失大面積國土，對外賠款累計10億餘兩白銀[42]，導緻清王朝财政屢次瀕臨崩潰，也給普通民衆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
除了這些影響，全球化也有另一面的作用，比如它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曆史上的一些基本規律。
改變了哪些規律呢？ 首先是人口曲線規律。
在中國曆史上，“亂世”就意味着人口的大量損失。
這個我們前面有比較多的論述。
中華民國時期無疑是亂世。
我們一提起民國，常用的詞都是“軍閥混戰”“兵荒馬亂”“民不聊生”。
民初的軍閥割據與混戰，看起來和東漢末年、晚唐、北朝後期軍閥混戰很相似。
按理說，這樣一個長達數十年的亂世，人口應該從晚清的4億，掉到3個億甚至2個億吧？ 然而事實卻是相反的。
太平天國内亂結束後，中國人口就開始恢複增長。
《中國人口史》第六卷的研究顯示，1911~1936年間，也就是中華民國建立到抗日戰争之前，中國人口從4.1億增長到5.3億，年均增長率達到1.03%。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中國曆史上幾乎從來沒有出現過的高增長。
《中國人口史》第五卷的研究證明，清朝從1644年建都北京至1851年太平天國戰争爆發前，人口年均增長率為0.49%，即便是其中增速最快的康雍乾百年“盛世”，年均增長率也不到0.7%。
[43]因此，侯楊方認為，整個“民國時期的全國人口增長速度之快可能是中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44]。
而且這種增長是一種質變。
侯楊方認為，民國時期，中國人口模式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長率的傳統模式，變成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長率這樣的現代發展中國家模式。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轉變呢？原因很簡單，晚清以來的經濟社會發展和衛生醫療條件進步，導緻人口模式發生了曆史性變化。
二 因此，全球化從根本上改變的第二個中國曆史規律，是經濟增長規律。
和人口一樣，中國曆史上的經濟，也是遵循着治世增長、亂世崩潰的規律。
一有戰争和動亂，經濟也迅速殘破。
比如安史之亂，數年之間就造成“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
中間畿内，不滿千戶，井邑楱荊，豺狼所号。
既乏軍儲，又鮮人力。
東至鄭、汴，達于徐方，北自覃、懷經于相土，為人煙斷絕，千裡蕭條”。
政府辦公機構十中有九被毀，民居更是大面積燒光，整個黃河中下遊地區人煙斷絕，物資空乏，一片荒涼。
[45] 關于近代以來的經濟狀況，相信大部分讀者心目中的印象就是一團糟。
我們所熟知的，就是鴉片戰争以後西方的經濟入侵，迅速導緻中國自給自足的傳統自然經濟破産，大量民衆陷入貧困化之中。
然而事實上，近年來的曆史研究已經更新了這個結論。
“1840年以後的近30年時間裡，外來的機器制品并沒有真正打開中國市場，中國傳統的自然經濟結構基本上沒有變化。
”直到1869年“蘇伊士運河的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