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 蠻夷之國實現了中國“三代”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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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前面多次說過，在秦代大一統之後，中國讀書人心目中就高懸起一個政治理想，叫“三代之治”。
曆代儒生都夢想着回到三代，他們認為，三代之治是天下為公，而秦之後卻變成了天下為私。
那麼，如何回到三代之治，或者吸取三代之治的有效因素改善政治治理呢？ 朱熹、王陽明等人是從心性角度出發來讨論這個問題，他們的主張是改造人心。
也就是說，不改變政治結構，隻需除去人的私心，讓人回複“光明的本心”，一切迎刃而解。
這顯然隻是一種延續了幾千年的政治童話，并無新意。
到了明末清初，天地巨變，滄海橫流，體量巨大的明帝國的又一次迅速崩潰，讓一些知識分子對大一統郡縣制的弱點進行了更有深度的思考。
比如顧炎武就認為，要把三代之治中的地方自治因素引入郡縣制中，以防皇帝過度集權。
“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
”要下放權力，把地方治理的權力歸于地方，不僅要分權到縣令一級，還要在一縣之内繼續分權，一直分到鄉裡保甲。
而黃宗羲則提出了以“宰相”制來制約君主權力，以“學校”制來制約行政權力，以“方鎮”制來制約中央權力的政治制度構想。
這也是以“三代之治”濟秦治之失的思路。
不過，明眼的讀者一眼就能看出，顧炎武和黃宗羲的思路在已經剛性化的傳統社會結構下也沒有什麼可操作性。
因此，按照中國曆史的邏輯，國人唯一的現實選擇，是隻能繼續忍受秦制，要回到三代，似乎是一個永遠無法實現的夢。
二 但是到了晚清，中國的讀書人驚訝地發現，“三代之治”居然可以真的實現，隻不過不在中國，而在“蠻夷”之國。
最早提出這個觀點的是福建巡撫徐繼畲，1843年，鴉片戰争剛剛結束，他就寫了《瀛寰志略》，緻力于研究中國之外的世界。
雖然沒到過西方，但是憑借讀到的翻譯材料，他得出一個判斷：美國實行的選舉制度，符合三代的政治倫理。
（“推舉之法，幾于天下為公，浸浸乎三代之遺志。
”）林肯說的民有、民治、民享，近乎中國的三代之治。
因此在他看來，這個國家真是人類的奇迹：“米利堅合衆國以為國，幅員萬裡，不設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
”美國這個國家，聯合衆州成為一國，幅員和中國一樣遼闊，卻沒有像一般國家那樣設立國王進行治理，而是把權力交給民衆代表組成的議會，創立古今未有的新局面，真是一件奇事！ 晚清中國第一個駐歐大使郭嵩焘到了歐洲以後，也認為歐洲所行的是中國三代之治。
“三代以前，獨中國有教化耳……自漢以來，中國教化日益微滅，而政教風俗，歐洲各國乃獨擅其勝。
其視中國，亦猶三代盛時之視夷狄也。
”[33]現在的歐洲，如同中國的三代時期的文明時代，而由歐洲看中國，中國倒成了沒有文化的夷狄了。
這些觀點，并非徐繼畲和郭嵩焘等個别人的看法，而是晚清相當一部分讀書人，比如曾紀澤、王韬、馮桂芬、馬建忠、鄭觀應、張樹聲、薛福成、康有為、譚嗣同等人的共識。
他們認為，西方的力量不隻“船堅炮利”，更主要的是通過政治創新實現了中國人的“三代”理想。
比如薛福成說：“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之說，猶行于其間，其猶今之英、義諸國君民共主政乎？……所以三代之隆，幾及三千年之久，為曠古所未有也。
”[34] 在他看來，西方政治原理正是中國三代的原則，中國秦漢以後丢失了這些原則，但“民貴君輕”的原則卻在今天的英國、意大利等國施行着。
三 三代之治，代表着中國讀書人對于政治的最美好的理想，是一種政治烏托邦。
那麼，這個烏托邦具體是什麼樣的呢？為什麼這些中國讀書人說西方的制度接近中國三代呢？ 中國知識分子認為最能體現西方文化與中國三代理想接近的，是議會、學校、監獄、醫院、街道這幾類地方。
“當于議院、學堂、監獄、醫院、街道征之。
” 首先他們說，議會這個制度符合三代的遺意，因為據說三代在用人上是選賢任能的。
史書上有很多“三代鄉舉裡選之法”的說法。
[35] 薛福成說：“唐虞以前，皆民主也……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為君，則為諸侯矣。
諸侯之尤有德者，則諸侯鹹尊之為天子。
此皆今之民主規模也。
迨秦始皇以力征經營而得天下，由是君權益重。
秦漢以
曆代儒生都夢想着回到三代，他們認為，三代之治是天下為公，而秦之後卻變成了天下為私。
那麼，如何回到三代之治，或者吸取三代之治的有效因素改善政治治理呢？ 朱熹、王陽明等人是從心性角度出發來讨論這個問題，他們的主張是改造人心。
也就是說，不改變政治結構，隻需除去人的私心，讓人回複“光明的本心”，一切迎刃而解。
這顯然隻是一種延續了幾千年的政治童話，并無新意。
到了明末清初，天地巨變，滄海橫流，體量巨大的明帝國的又一次迅速崩潰，讓一些知識分子對大一統郡縣制的弱點進行了更有深度的思考。
比如顧炎武就認為，要把三代之治中的地方自治因素引入郡縣制中，以防皇帝過度集權。
“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
”要下放權力，把地方治理的權力歸于地方，不僅要分權到縣令一級，還要在一縣之内繼續分權，一直分到鄉裡保甲。
而黃宗羲則提出了以“宰相”制來制約君主權力，以“學校”制來制約行政權力，以“方鎮”制來制約中央權力的政治制度構想。
這也是以“三代之治”濟秦治之失的思路。
不過，明眼的讀者一眼就能看出，顧炎武和黃宗羲的思路在已經剛性化的傳統社會結構下也沒有什麼可操作性。
因此，按照中國曆史的邏輯，國人唯一的現實選擇，是隻能繼續忍受秦制，要回到三代，似乎是一個永遠無法實現的夢。
二 但是到了晚清，中國的讀書人驚訝地發現，“三代之治”居然可以真的實現，隻不過不在中國，而在“蠻夷”之國。
最早提出這個觀點的是福建巡撫徐繼畲，1843年，鴉片戰争剛剛結束，他就寫了《瀛寰志略》，緻力于研究中國之外的世界。
雖然沒到過西方，但是憑借讀到的翻譯材料，他得出一個判斷：美國實行的選舉制度，符合三代的政治倫理。
（“推舉之法，幾于天下為公，浸浸乎三代之遺志。
”）林肯說的民有、民治、民享，近乎中國的三代之治。
因此在他看來，這個國家真是人類的奇迹：“米利堅合衆國以為國，幅員萬裡，不設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
”美國這個國家，聯合衆州成為一國，幅員和中國一樣遼闊，卻沒有像一般國家那樣設立國王進行治理，而是把權力交給民衆代表組成的議會，創立古今未有的新局面，真是一件奇事！ 晚清中國第一個駐歐大使郭嵩焘到了歐洲以後，也認為歐洲所行的是中國三代之治。
“三代以前，獨中國有教化耳……自漢以來，中國教化日益微滅，而政教風俗，歐洲各國乃獨擅其勝。
其視中國，亦猶三代盛時之視夷狄也。
”[33]現在的歐洲，如同中國的三代時期的文明時代，而由歐洲看中國，中國倒成了沒有文化的夷狄了。
這些觀點，并非徐繼畲和郭嵩焘等個别人的看法，而是晚清相當一部分讀書人，比如曾紀澤、王韬、馮桂芬、馬建忠、鄭觀應、張樹聲、薛福成、康有為、譚嗣同等人的共識。
他們認為，西方的力量不隻“船堅炮利”，更主要的是通過政治創新實現了中國人的“三代”理想。
比如薛福成說：“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之說，猶行于其間，其猶今之英、義諸國君民共主政乎？……所以三代之隆，幾及三千年之久，為曠古所未有也。
”[34] 在他看來，西方政治原理正是中國三代的原則，中國秦漢以後丢失了這些原則，但“民貴君輕”的原則卻在今天的英國、意大利等國施行着。
三 三代之治，代表着中國讀書人對于政治的最美好的理想，是一種政治烏托邦。
那麼，這個烏托邦具體是什麼樣的呢？為什麼這些中國讀書人說西方的制度接近中國三代呢？ 中國知識分子認為最能體現西方文化與中國三代理想接近的，是議會、學校、監獄、醫院、街道這幾類地方。
“當于議院、學堂、監獄、醫院、街道征之。
” 首先他們說，議會這個制度符合三代的遺意，因為據說三代在用人上是選賢任能的。
史書上有很多“三代鄉舉裡選之法”的說法。
[35] 薛福成說：“唐虞以前，皆民主也……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為君，則為諸侯矣。
諸侯之尤有德者，則諸侯鹹尊之為天子。
此皆今之民主規模也。
迨秦始皇以力征經營而得天下，由是君權益重。
秦漢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