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 全球化給中國帶來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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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使對華貿易的商路大為縮短，……大幅度降低了英國機制工業品的成本，從而大大增加了英國工業品在中國市場的競争能力”，才促使中國傳統的自然經濟出現瓦解。
[46] 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講，中國經濟近代化過程是從19世紀70年代後期才開始的。
一方面，太平天國運動此時平息下去，大規模的社會動蕩結束，洋務運動開始興起。
另一方面，以蘇伊士運河的開通和海底電纜的鋪設為代表的全球化進程，進一步把中國和世界經濟聯系在一起。
晚清洋務運動開啟了中國經濟的全球化之路，讓一批近代企業在中國紮下根來。
然而洋務運動的成果是有限的，因為官辦企業效率很低，民營經濟沒有起步，因此中國經濟發展隻邁開了一條腿。
中國真正的工業革命起始于甲午戰争。
曆史教科書說，“甲午戰争中國的失敗，使半殖民地化速度進一步加快，民族危機愈益深重”。
然而凡事都有兩面，中國經濟發展曲線，恰恰從甲午戰争之後開始迅速上揚。
因為《馬關條約》允許開放中國市場，外國人可以在中國投資，直接設立企業。
為了抵禦外資，清政府不得不宣布“一切仿照西例”，鼓勵民族資本發展，許多領域被迫不再由官辦企業壟斷，而是向民間資本開放。
1898年，清廷頒布了《振興工藝給獎章程》，首次承認了民營企業的合法性。
1904年又頒布了中國曆史上第一部公司法——《公司律》。
民族企業普遍引入西方企業管理方法，實行了董事會制和監事會制，與官辦企業相比發生質的變化，促進了近代工商業迅速成長。
我們來看幾組數字： 1894年中國民營資本總額是710萬元，到了1913年則達到1.62億元，翻了22倍。
1895年中國的鐵路總裡程是467公裡，到1911年達到9292公裡，增長了19.89倍。
1895年中國輪船噸位隻有32708噸，到1911年增加到90169噸，增長了2.76倍。
甲午戰争前的20年，中國對外貿易進口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94%，出口增長率為2.54%。
甲午戰争後，1910～1914年間，出口平均增長率為5.9%，進口年平均增長率為7.4%。
[47] 吳承明估計，中國市場商品量1869~1894年的增長率為1.25%，而1894~1908年為4.02%。
按照汪敬虞等經濟史學家的研究結論是，1895~1913年，中國一些行業的年增長速度甚至高達15%~20%。
這一現象“不僅過去所未有，也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所謂黃金時代”[48]。
在普通讀者心目中，民國最亂的是北洋時期，也就是“軍閥混戰”時期。
然而事實上，這一時期是中國近代史上民營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比甲午戰争之後增長還要快。
正是在此期間，中國在現代鐵路建設、交通、教育等方面都取得很大進展，這是因為大一統崩潰，沒有了對民營資本的政治約束，中國實現了一次自下而上、由民間力量主導的金融與财政革命。
現在大家經常說南京政府時期中國經濟出現了“黃金十年”，不過是北洋時期經濟成果的延伸與壯大。
秦晖先生綜合民國經濟方面學者的研究成果發現，“這個時期的中國的經濟總量和人均量，也在内憂外患頻仍之中取得了艱難的增長。
據迄今為止多位權威學者的統計與修正值，從甲午當年（1894）到1931年，中國的國内生産總值從42.493億兩增至192.252億兩，淨增了3.52倍（可資比較的是：同一時期美國國内生産總值僅增加1.98倍）；中國的人均GDP則由1894年的10.2兩，增至1930年的40.8兩，平均每18年翻一番”。
正是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導緻人口發展模式的轉變。
三 近代以來的人口增長，還與中國城市的衛生文明進步有關。
當然，和鴉片戰争以來的很多社會變化一樣，這種進步也與屈辱伴生。
1644年，北京人曾胸前貼着“順民”二字，焚香跪接跪迎留着金錢馬尾發式的滿族軍隊。
1900年，他們再一次在門上帖上順民的黃紙，戰戰兢兢地迎接另一種“蠻夷”即洋人的到來。
洋人的記載： 經常可以看到手拿小旗的中國人，旗子的上半部分是空白的，下半部分寫着“順民”，……一塊木牌上寫着“好大老爺，不要開槍，我等順民”。
八國聯軍進北京，當然犯下了無數的罪行。
“河東一帶，時有洋兵強奸婦女情事。
”“俄人所踞之地，被害特甚，搶掠焚殺，繼以奸淫，居民逃避一空。
”然而與此同時，侵略軍也促使北京城的衛生面貌發生了一些深刻的變化。
傳統時代的北京是髒亂差的典型代表。
“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城，然後他們發現自己置身于一個巨大的露天廁所中。
”名妓賽金花在接受劉半農的口述訪談時說：
[46] 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講，中國經濟近代化過程是從19世紀70年代後期才開始的。
一方面，太平天國運動此時平息下去，大規模的社會動蕩結束，洋務運動開始興起。
另一方面，以蘇伊士運河的開通和海底電纜的鋪設為代表的全球化進程，進一步把中國和世界經濟聯系在一起。
晚清洋務運動開啟了中國經濟的全球化之路，讓一批近代企業在中國紮下根來。
然而洋務運動的成果是有限的，因為官辦企業效率很低，民營經濟沒有起步，因此中國經濟發展隻邁開了一條腿。
中國真正的工業革命起始于甲午戰争。
曆史教科書說，“甲午戰争中國的失敗，使半殖民地化速度進一步加快，民族危機愈益深重”。
然而凡事都有兩面，中國經濟發展曲線，恰恰從甲午戰争之後開始迅速上揚。
因為《馬關條約》允許開放中國市場，外國人可以在中國投資，直接設立企業。
為了抵禦外資，清政府不得不宣布“一切仿照西例”，鼓勵民族資本發展，許多領域被迫不再由官辦企業壟斷，而是向民間資本開放。
1898年，清廷頒布了《振興工藝給獎章程》，首次承認了民營企業的合法性。
1904年又頒布了中國曆史上第一部公司法——《公司律》。
民族企業普遍引入西方企業管理方法，實行了董事會制和監事會制，與官辦企業相比發生質的變化，促進了近代工商業迅速成長。
我們來看幾組數字： 1894年中國民營資本總額是710萬元，到了1913年則達到1.62億元，翻了22倍。
1895年中國的鐵路總裡程是467公裡，到1911年達到9292公裡，增長了19.89倍。
1895年中國輪船噸位隻有32708噸，到1911年增加到90169噸，增長了2.76倍。
甲午戰争前的20年，中國對外貿易進口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94%，出口增長率為2.54%。
甲午戰争後，1910～1914年間，出口平均增長率為5.9%，進口年平均增長率為7.4%。
[47] 吳承明估計，中國市場商品量1869~1894年的增長率為1.25%，而1894~1908年為4.02%。
按照汪敬虞等經濟史學家的研究結論是，1895~1913年，中國一些行業的年增長速度甚至高達15%~20%。
這一現象“不僅過去所未有，也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所謂黃金時代”[48]。
在普通讀者心目中，民國最亂的是北洋時期，也就是“軍閥混戰”時期。
然而事實上，這一時期是中國近代史上民營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比甲午戰争之後增長還要快。
正是在此期間，中國在現代鐵路建設、交通、教育等方面都取得很大進展，這是因為大一統崩潰，沒有了對民營資本的政治約束，中國實現了一次自下而上、由民間力量主導的金融與财政革命。
現在大家經常說南京政府時期中國經濟出現了“黃金十年”，不過是北洋時期經濟成果的延伸與壯大。
秦晖先生綜合民國經濟方面學者的研究成果發現，“這個時期的中國的經濟總量和人均量，也在内憂外患頻仍之中取得了艱難的增長。
據迄今為止多位權威學者的統計與修正值，從甲午當年（1894）到1931年，中國的國内生産總值從42.493億兩增至192.252億兩，淨增了3.52倍（可資比較的是：同一時期美國國内生産總值僅增加1.98倍）；中國的人均GDP則由1894年的10.2兩，增至1930年的40.8兩，平均每18年翻一番”。
正是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導緻人口發展模式的轉變。
三 近代以來的人口增長，還與中國城市的衛生文明進步有關。
當然，和鴉片戰争以來的很多社會變化一樣，這種進步也與屈辱伴生。
1644年，北京人曾胸前貼着“順民”二字，焚香跪接跪迎留着金錢馬尾發式的滿族軍隊。
1900年，他們再一次在門上帖上順民的黃紙，戰戰兢兢地迎接另一種“蠻夷”即洋人的到來。
洋人的記載： 經常可以看到手拿小旗的中國人，旗子的上半部分是空白的，下半部分寫着“順民”，……一塊木牌上寫着“好大老爺，不要開槍，我等順民”。
八國聯軍進北京，當然犯下了無數的罪行。
“河東一帶，時有洋兵強奸婦女情事。
”“俄人所踞之地，被害特甚，搶掠焚殺，繼以奸淫，居民逃避一空。
”然而與此同時，侵略軍也促使北京城的衛生面貌發生了一些深刻的變化。
傳統時代的北京是髒亂差的典型代表。
“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城，然後他們發現自己置身于一個巨大的露天廁所中。
”名妓賽金花在接受劉半農的口述訪談時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