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 要吞并大英帝國的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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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在文化上非常接近，都深受印度文化的影響，也同為小乘佛教的重鎮。
然而面對英國人的侵略，兩個國家的反應卻截然不同。
泰國小心而理智，努力收集外部信息，與殖民勢力巧妙周旋，最後成為東南亞唯一沒有淪為殖民地的國家。
緬甸卻粗率蠻幹，戰前盲目自大，戰敗又驚惶失措。
之所以如此不同，一個重要原因是泰國是一個非常重視海外貿易的國家，統治者具有商人一樣的靈活與現實，注意搜集外面的情報，也懂得以柔克剛。
緬甸在曆史上卻一直鄙視商業。
緬甸統治者一直坐享戰争紅利，曆來不重視經濟建設。
緬甸海岸線長，海上貿易條件很好，但是緬甸統治者為了維持海上安全和國内穩定，采取閉關自守的政策，嚴格控制對外貿易。
和中國的廣州海關一樣，緬甸海關也非常腐敗，官員經常敲詐勒索外國商人。
船上人員須幾經檢查後才能上岸，有的船隻還被勒索禮品。
[12]因此，緬甸的海外貿易規模一直無法擴大。
三 基于相似的政治結構，緬甸對外部世界的反應與中國高度相似。
第一次英緬戰争和第一次鴉片戰争，對緬、中兩國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都造成了空前的打擊。
然而戰争之後，兩國的統治者都表現出驚人相似的颟顸和遲鈍。
在緬甸曆史上，從來還沒有哪一次戰争像第一次英緬戰争那樣，如此沉重地打擊了緬甸人。
“國王孟既被一再複發的憂郁症折磨，最後變成了癫狂。
”[13] 然而，如此慘烈的結局并沒有動搖緬甸人的面子心理。
“（英國人）認為戰敗的震驚能對阿瓦朝廷起到有益的效果，使它改弦更張。
但事與願違……他們所蒙受的奇恥大辱反而使他們更加傲慢，對于外部世界照舊茫然無知，又不肯取法于人。
”[14] 第一次英緬戰争與第二次英緬戰争相距26年，第一次鴉片戰争和第二次鴉片戰争之間間隔16年，這兩個國家本來都有充分的時間總結教訓，大力改革。
然而兩國的統治者都沒有進行任何反省，而是固守舊制度，繼續沉睡在舊夢裡。
中國在第一次鴉片戰争後除了加固了幾個炮台外，沒有進行任何内政改革，同樣1826~1852年，緬甸上層統治集團沒有采取任何改革措施。
相反，仍然如以前那樣沉溺于内部鬥争。
盡管國家日趨貧弱，這一時期的緬甸國王仍然熱衷于做功德，廣建寺院寶塔。
孟坑王1841年南下仰光朝拜大金塔，一次就布施了3200緬斤（将近5000公斤）的黃金。
因此很自然，中國和緬甸不久就遭遇了第二次打擊。
第二次鴉片戰争與第二次英緬戰争也有很多相似之處。
上一章我們講過，第二次鴉片戰争的起源，除了英法等國要擴大侵略權益這一根本原因之外，還有“面子”因素，一個是“反入城”鬥争，另一個是所謂“公使駐京”問題。
如前所述，鹹豐皇帝甯可放棄全部海關稅收“賜”給外國，也不想接受公使駐京。
而第二次英緬戰争的導火索之一，同樣是有關英國公使進駐緬甸的争執。
《揚達波條約》中明确規定英國向緬甸首都派駐公使，同時緬甸也向英屬印度派駐使節，以利外交交流。
緬甸國王對這一條極為抵觸，原因與中國相同：互派使節就等于承認英國國王與自己地位平等，這是緬王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
因此，第一次英緬戰争之後，緬甸一方面竭盡全力砸鍋賣鐵向英國人賠款，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計拒絕讓英國公使進駐緬甸首都。
為了能讓緬甸接受英國駐緬甸的使節，英國人費盡了心力。
1826年，英國派出了約翰·克勞福德（JohnCrawford）前往緬甸首都阿瓦談判這一問題。
緬甸國王纡尊降貴地“破格”接見了他，不過卻特意選擇了一個特殊的日子，那就是“悔過日”（也稱“卡多”即“Kadaw”日）：這是緬甸國王接受地方上的頭人進貢并請求國王寬恕的日子。
緬王在這一天接見克勞福德，可以自欺欺人地理解成英國人是在向緬王進貢，并承認以前的錯誤：“那天，國王的一些封臣照例都一齊前來納貢。
而總督送來的官方禮品也被說成是該總督臣服于‘黃金之足’，并對以往的過錯乞求寬恕的象征。
”[15] 這一安排與中國晚清的外交手段非常相似。
在後來同治皇帝不得不接受外國公使進京并考慮公使觐見事宜時，故意把接見地點安排在中南海紫
然而面對英國人的侵略，兩個國家的反應卻截然不同。
泰國小心而理智，努力收集外部信息，與殖民勢力巧妙周旋，最後成為東南亞唯一沒有淪為殖民地的國家。
緬甸卻粗率蠻幹，戰前盲目自大，戰敗又驚惶失措。
之所以如此不同，一個重要原因是泰國是一個非常重視海外貿易的國家，統治者具有商人一樣的靈活與現實，注意搜集外面的情報，也懂得以柔克剛。
緬甸在曆史上卻一直鄙視商業。
緬甸統治者一直坐享戰争紅利，曆來不重視經濟建設。
緬甸海岸線長，海上貿易條件很好，但是緬甸統治者為了維持海上安全和國内穩定，采取閉關自守的政策，嚴格控制對外貿易。
和中國的廣州海關一樣，緬甸海關也非常腐敗，官員經常敲詐勒索外國商人。
船上人員須幾經檢查後才能上岸，有的船隻還被勒索禮品。
[12]因此，緬甸的海外貿易規模一直無法擴大。
三 基于相似的政治結構，緬甸對外部世界的反應與中國高度相似。
第一次英緬戰争和第一次鴉片戰争，對緬、中兩國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都造成了空前的打擊。
然而戰争之後，兩國的統治者都表現出驚人相似的颟顸和遲鈍。
在緬甸曆史上，從來還沒有哪一次戰争像第一次英緬戰争那樣，如此沉重地打擊了緬甸人。
“國王孟既被一再複發的憂郁症折磨，最後變成了癫狂。
”[13] 然而，如此慘烈的結局并沒有動搖緬甸人的面子心理。
“（英國人）認為戰敗的震驚能對阿瓦朝廷起到有益的效果，使它改弦更張。
但事與願違……他們所蒙受的奇恥大辱反而使他們更加傲慢，對于外部世界照舊茫然無知，又不肯取法于人。
”[14] 第一次英緬戰争與第二次英緬戰争相距26年，第一次鴉片戰争和第二次鴉片戰争之間間隔16年，這兩個國家本來都有充分的時間總結教訓，大力改革。
然而兩國的統治者都沒有進行任何反省，而是固守舊制度，繼續沉睡在舊夢裡。
中國在第一次鴉片戰争後除了加固了幾個炮台外，沒有進行任何内政改革，同樣1826~1852年，緬甸上層統治集團沒有采取任何改革措施。
相反，仍然如以前那樣沉溺于内部鬥争。
盡管國家日趨貧弱，這一時期的緬甸國王仍然熱衷于做功德，廣建寺院寶塔。
孟坑王1841年南下仰光朝拜大金塔，一次就布施了3200緬斤（将近5000公斤）的黃金。
因此很自然，中國和緬甸不久就遭遇了第二次打擊。
第二次鴉片戰争與第二次英緬戰争也有很多相似之處。
上一章我們講過，第二次鴉片戰争的起源，除了英法等國要擴大侵略權益這一根本原因之外，還有“面子”因素，一個是“反入城”鬥争，另一個是所謂“公使駐京”問題。
如前所述，鹹豐皇帝甯可放棄全部海關稅收“賜”給外國，也不想接受公使駐京。
而第二次英緬戰争的導火索之一，同樣是有關英國公使進駐緬甸的争執。
《揚達波條約》中明确規定英國向緬甸首都派駐公使，同時緬甸也向英屬印度派駐使節，以利外交交流。
緬甸國王對這一條極為抵觸，原因與中國相同：互派使節就等于承認英國國王與自己地位平等，這是緬王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
因此，第一次英緬戰争之後，緬甸一方面竭盡全力砸鍋賣鐵向英國人賠款，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計拒絕讓英國公使進駐緬甸首都。
為了能讓緬甸接受英國駐緬甸的使節，英國人費盡了心力。
1826年，英國派出了約翰·克勞福德（JohnCrawford）前往緬甸首都阿瓦談判這一問題。
緬甸國王纡尊降貴地“破格”接見了他，不過卻特意選擇了一個特殊的日子，那就是“悔過日”（也稱“卡多”即“Kadaw”日）：這是緬甸國王接受地方上的頭人進貢并請求國王寬恕的日子。
緬王在這一天接見克勞福德，可以自欺欺人地理解成英國人是在向緬王進貢，并承認以前的錯誤：“那天，國王的一些封臣照例都一齊前來納貢。
而總督送來的官方禮品也被說成是該總督臣服于‘黃金之足’，并對以往的過錯乞求寬恕的象征。
”[15] 這一安排與中國晚清的外交手段非常相似。
在後來同治皇帝不得不接受外國公使進京并考慮公使觐見事宜時，故意把接見地點安排在中南海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