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 從财政角度看鴉片戰争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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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稅收能力大大增強。
而中國皇帝的稅收能力其實一直很差。
這是為什麼呢？ 道理很簡單。
光榮革命強調了納稅人的合法财産權，或者說，強調了對産權的保護。
國王不能再任意損害納稅人利益，更不能把收到的稅款用于驕奢淫逸胡吃海喝，如同秦皇漢武那樣宮殿一蓋就是幾十上百座。
光榮革命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納稅體系不再歸國王管，而是歸議會管，每一筆錢怎麼收怎麼用，都要公開辯論，非常透明。
這樣一來，精明的英國人就相信他的錢不會被中飽私囊，也不會被浪費，而是最終會花在自己身上，用來給公民提供“公共産品”。
事實證明英國納稅人的判斷是正确的。
雖然國力不斷增長，收入不斷增加，但是英國的财政收入大部分用于對外擴張，國内管理上用的金額基本不變，也就是說，文官隊伍比較清廉，比較節儉，稅收沒有被腐敗吞噬。
“自十四、十五世紀以來，英國政府有償提供公共産品的規模增長與效率提高就主要體現在國防或國外市場的擴張上，對内的協調職能長期以來幾乎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其内政開支甚至保持了幾百年如一日的穩定。
”[14] 在對外方面，英國政府雖然花費了當時世界上最高的稅收，但也确實最有效地保護了國家的利益。
在歐洲100多年的列強争霸時代，英國通過軍事力量，不僅确保英倫三島、北美殖民地、歐洲大陸市場的絕對安全，而且阻止了任何一個可能的競争對手的出現。
雖然戰争連綿，但是不斷獲勝，可以獲得賠償。
而且戰争支出刺激了經濟增長，促使英國經濟更加繁榮，“國家支出的猛烈增長，特别是海軍部訂貨造成的對生鐵、木材、布匹和其他物資的巨大而持續的需求，造成一個‘反饋環’，促進了英國的工業生産，刺激了技術上一系列的突破”[15]。
大量的英國工廠、企業和商人都通過戰争發了财。
這進一步提高了英國人的納稅能力，形成了良性循環。
因此，英國納稅人認為他們對政府的投資是合算的。
他們相信，交給國家一磅，國家回報給自己的遠超過一磅，這使英國的征稅阻力很小，征稅成本相當低。
[16] 馬德斌說，正是因為這樣，世界上首先被制約和限制的權力，成為最有效、最強大的權力，英國的國家能力因此大大增強。
而中國皇帝呢，表面上稅收能力很強，如前面我們所說，漢武帝時期，随心所欲地通過稅收掠奪民間财富，導緻上千萬人成為奴隸。
再比如明朝末年，随意加收三饷，并沒有人能反對。
然而事實上，古代中國的财政能力是很差的。
為什麼呢？ 第一，在普通民衆看來，稅收就是官府對人民的合法搶劫，納稅積極性不高，千方百計逃稅。
第二，也是更為主要的，因為無法有效治理腐敗，通過官僚體系征收的稅款，真正送達中央的很少，有80%甚至90%的稅費被各級官員中飽私囊，成為陋規的主要來源，成為官員們發财緻富的主要手段。
這就是所謂的“強政權與弱治理并存的矛盾體”。
因此古代中國的國家能力很差，無法建立起公開透明的稅收體系，無法提供一些基本的公共産品。
因此，鴉片戰争後，中國有一位著名的保守派官員劉錫鴻，被派到英國當外交官後，通過親眼觀察，發了一通感慨。
他說中國老百姓不願意交稅，英國老百姓卻很積極，為什麼呢？因為英國人征稅，是老百姓選出的議員在議會上決定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當然是願意了。
而中國征稅去幹什麼，誰都不知道，當然沒有人願意交了。
當然，這話是他私底下偷偷說的，回國之後他是絕口不提。
而中國皇帝的稅收能力其實一直很差。
這是為什麼呢？ 道理很簡單。
光榮革命強調了納稅人的合法财産權，或者說，強調了對産權的保護。
國王不能再任意損害納稅人利益，更不能把收到的稅款用于驕奢淫逸胡吃海喝，如同秦皇漢武那樣宮殿一蓋就是幾十上百座。
光榮革命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納稅體系不再歸國王管，而是歸議會管，每一筆錢怎麼收怎麼用，都要公開辯論，非常透明。
這樣一來，精明的英國人就相信他的錢不會被中飽私囊，也不會被浪費，而是最終會花在自己身上，用來給公民提供“公共産品”。
事實證明英國納稅人的判斷是正确的。
雖然國力不斷增長，收入不斷增加，但是英國的财政收入大部分用于對外擴張，國内管理上用的金額基本不變，也就是說，文官隊伍比較清廉，比較節儉，稅收沒有被腐敗吞噬。
“自十四、十五世紀以來，英國政府有償提供公共産品的規模增長與效率提高就主要體現在國防或國外市場的擴張上，對内的協調職能長期以來幾乎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其内政開支甚至保持了幾百年如一日的穩定。
”[14] 在對外方面，英國政府雖然花費了當時世界上最高的稅收，但也确實最有效地保護了國家的利益。
在歐洲100多年的列強争霸時代，英國通過軍事力量，不僅确保英倫三島、北美殖民地、歐洲大陸市場的絕對安全，而且阻止了任何一個可能的競争對手的出現。
雖然戰争連綿，但是不斷獲勝，可以獲得賠償。
而且戰争支出刺激了經濟增長，促使英國經濟更加繁榮，“國家支出的猛烈增長，特别是海軍部訂貨造成的對生鐵、木材、布匹和其他物資的巨大而持續的需求，造成一個‘反饋環’，促進了英國的工業生産，刺激了技術上一系列的突破”[15]。
大量的英國工廠、企業和商人都通過戰争發了财。
這進一步提高了英國人的納稅能力，形成了良性循環。
因此，英國納稅人認為他們對政府的投資是合算的。
他們相信，交給國家一磅，國家回報給自己的遠超過一磅，這使英國的征稅阻力很小，征稅成本相當低。
[16] 馬德斌說，正是因為這樣，世界上首先被制約和限制的權力，成為最有效、最強大的權力，英國的國家能力因此大大增強。
而中國皇帝呢，表面上稅收能力很強，如前面我們所說，漢武帝時期，随心所欲地通過稅收掠奪民間财富，導緻上千萬人成為奴隸。
再比如明朝末年，随意加收三饷，并沒有人能反對。
然而事實上，古代中國的财政能力是很差的。
為什麼呢？ 第一，在普通民衆看來，稅收就是官府對人民的合法搶劫，納稅積極性不高，千方百計逃稅。
第二，也是更為主要的，因為無法有效治理腐敗，通過官僚體系征收的稅款，真正送達中央的很少，有80%甚至90%的稅費被各級官員中飽私囊，成為陋規的主要來源，成為官員們發财緻富的主要手段。
這就是所謂的“強政權與弱治理并存的矛盾體”。
因此古代中國的國家能力很差，無法建立起公開透明的稅收體系，無法提供一些基本的公共産品。
因此，鴉片戰争後，中國有一位著名的保守派官員劉錫鴻，被派到英國當外交官後，通過親眼觀察，發了一通感慨。
他說中國老百姓不願意交稅，英國老百姓卻很積極，為什麼呢？因為英國人征稅，是老百姓選出的議員在議會上決定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當然是願意了。
而中國征稅去幹什麼，誰都不知道，當然沒有人願意交了。
當然，這話是他私底下偷偷說的，回國之後他是絕口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