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饑餓的盛世
關燈
小
中
大
的文獻中找不到任何自由色彩的理論，他們認為這種理論最後一定導緻犯上作亂”。
四 當時的歐洲，正流行着一股中國熱。
像今天的西化大潮一樣，當時的許多學者号召歐洲向中國取經。
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在他家的小禮堂中，畢恭畢敬地供奉上了孔子的畫像，他稱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國家”。
德國數學家萊布尼茨被稱為“狂熱的中國崇拜者”，他認為中國擁有“人類最高度的文化和最發達的技術文明”。
今天的中國積極向西方學習，與世界接軌。
那時歐洲學者們卻說，要向中國學習，要與中國接軌。
伏爾泰說：“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
” 這種對遙遠文明的“狂熱”，其實是人類文明史上常見的現象，所謂“外國的月亮比本國的圓”。
正如同近代以來一些中國人的“崇洋”一樣，其本質都是“借他人杯酒澆本國的塊壘”，目的是以他處之長攻本地之短。
這種“中國熱”在歐洲興起，其實是啟蒙運動中的歐洲知識分子借助中國文化中的世俗精神，來批判中世紀歐洲的神權迷信。
這裡面有對中國文明的獨特解讀，也摻雜着一些“美麗的誤會”。
然而，英國人對中國的造訪，迅速打破了傳教士們在歐洲建造起來的中國神話。
使團到達天津後，全體成員乘坐中國官方的平底船，沿着運河前往北京。
很多中國人在岸邊看熱鬧，看金發碧眼的“夷人”。
一夥看熱鬧的人壓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許多人掉進河中。
巴羅說：“雖然這一帶有不少船隻在行駛，卻沒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裡掙紮的人。
……勸說我們船上的人開過去援救也得不到響應。
不錯，我們當時船速是1小時7英裡，這居然就成了他們不肯停船的理由。
我确信這些不幸的家夥中有幾個一定是喪命了。
”英國人說，在世界其他國家他們不會看到這種現象，隻有中國人之間這樣冷漠。
所以乾隆時代到中國的這些英國人，對中國人的國民性格印象非常深。
英國人注意到，在沒有官員的場合，中國人的表情也十分正常。
隻不過一旦有官員出現，中國人的神情立刻變了：“中國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謹，這是他們長期處在鐵的政權統治之下自然産生出來的。
在他們私下生活中，他們也是非常活潑愉快的，但一見了官，就馬上變成了另一個人。
” 這些英國人回國後寫文章分析說，這種國民性格，是中國統治者精心塑造的結果。
因為他們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接觸過華人，看起來都很正常。
在菲律賓群島、巴達維亞、槟榔嶼，“和其他我們東印度公司屬地”，中國移民的“誠實跟他們的溫順和勤奮一樣出色。
……在那些地方，他們的發明創造和聰敏似乎也跟學習模仿的精确一樣出色”。
然而，生活在自己國家的中國人，卻遠沒有海外中國人那樣活潑自然，也缺乏創造力。
他們比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更膽小，同時也更冷漠、麻木和殘酷。
英國人在世界上第一次詳細描述了中國人的國民性格及其起因。
巴羅說：“這些事例再清楚不過地昭示了中國人自誇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
不過就像我先前說過的，其錯當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者氣質。
” 巴羅說：“就現政權而言，有充足的證據表明，其高壓手段完全馴服了這個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這個民族的性格。
他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完全由朝廷的意識形态左右，幾乎完全處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 英國使團第一次向全世界撩開了這個神秘國度的面紗，導緻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中國從天上掉到地下，從文明變成野蠻，從光明變為陰暗。
歐洲人發現，“中國人不是無神論者，而是更為原始的多神論者；政治之争證明中國不是開明的君主專制，而是依靠棍棒進行恐怖統治的東方專制主義暴政的典型；經濟之争最後證明中國不是富裕，而是貧困”[7]。
五 在英國使團到達中國之前，歐洲人從來沒有想象過武力進攻中國的可能性。
然而，馬戛爾尼一回國，以武力教訓中國的聲音就開始在歐洲響起。
而且這種聲音還披上了文明的僞裝。
馬戛爾尼宣稱：“如果中國現政府由一個會保證其居民财産安全的政府所取代，那麼亞洲農民和工匠的技術與進取心以及亞洲商人的商業敏感就會激勵起來。
從随之而來的财富增長中，歐洲貿易将會獲益，世界将會在互惠的商業中聯合起來。
” 這就為後來的鴉片戰争進行了思想鋪墊。
四 當時的歐洲，正流行着一股中國熱。
像今天的西化大潮一樣，當時的許多學者号召歐洲向中國取經。
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在他家的小禮堂中，畢恭畢敬地供奉上了孔子的畫像，他稱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國家”。
德國數學家萊布尼茨被稱為“狂熱的中國崇拜者”，他認為中國擁有“人類最高度的文化和最發達的技術文明”。
今天的中國積極向西方學習，與世界接軌。
那時歐洲學者們卻說，要向中國學習，要與中國接軌。
伏爾泰說：“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
” 這種對遙遠文明的“狂熱”，其實是人類文明史上常見的現象，所謂“外國的月亮比本國的圓”。
正如同近代以來一些中國人的“崇洋”一樣，其本質都是“借他人杯酒澆本國的塊壘”，目的是以他處之長攻本地之短。
這種“中國熱”在歐洲興起，其實是啟蒙運動中的歐洲知識分子借助中國文化中的世俗精神，來批判中世紀歐洲的神權迷信。
這裡面有對中國文明的獨特解讀，也摻雜着一些“美麗的誤會”。
然而，英國人對中國的造訪，迅速打破了傳教士們在歐洲建造起來的中國神話。
使團到達天津後，全體成員乘坐中國官方的平底船，沿着運河前往北京。
很多中國人在岸邊看熱鬧，看金發碧眼的“夷人”。
一夥看熱鬧的人壓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許多人掉進河中。
巴羅說：“雖然這一帶有不少船隻在行駛，卻沒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裡掙紮的人。
……勸說我們船上的人開過去援救也得不到響應。
不錯，我們當時船速是1小時7英裡，這居然就成了他們不肯停船的理由。
我确信這些不幸的家夥中有幾個一定是喪命了。
”英國人說，在世界其他國家他們不會看到這種現象，隻有中國人之間這樣冷漠。
所以乾隆時代到中國的這些英國人，對中國人的國民性格印象非常深。
英國人注意到，在沒有官員的場合，中國人的表情也十分正常。
隻不過一旦有官員出現，中國人的神情立刻變了：“中國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謹，這是他們長期處在鐵的政權統治之下自然産生出來的。
在他們私下生活中，他們也是非常活潑愉快的，但一見了官，就馬上變成了另一個人。
” 這些英國人回國後寫文章分析說，這種國民性格，是中國統治者精心塑造的結果。
因為他們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接觸過華人，看起來都很正常。
在菲律賓群島、巴達維亞、槟榔嶼，“和其他我們東印度公司屬地”，中國移民的“誠實跟他們的溫順和勤奮一樣出色。
……在那些地方，他們的發明創造和聰敏似乎也跟學習模仿的精确一樣出色”。
然而，生活在自己國家的中國人，卻遠沒有海外中國人那樣活潑自然，也缺乏創造力。
他們比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更膽小，同時也更冷漠、麻木和殘酷。
英國人在世界上第一次詳細描述了中國人的國民性格及其起因。
巴羅說：“這些事例再清楚不過地昭示了中國人自誇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
不過就像我先前說過的，其錯當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者氣質。
” 巴羅說：“就現政權而言，有充足的證據表明，其高壓手段完全馴服了這個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這個民族的性格。
他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完全由朝廷的意識形态左右，幾乎完全處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 英國使團第一次向全世界撩開了這個神秘國度的面紗，導緻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中國從天上掉到地下，從文明變成野蠻，從光明變為陰暗。
歐洲人發現，“中國人不是無神論者，而是更為原始的多神論者；政治之争證明中國不是開明的君主專制，而是依靠棍棒進行恐怖統治的東方專制主義暴政的典型；經濟之争最後證明中國不是富裕，而是貧困”[7]。
五 在英國使團到達中國之前，歐洲人從來沒有想象過武力進攻中國的可能性。
然而，馬戛爾尼一回國，以武力教訓中國的聲音就開始在歐洲響起。
而且這種聲音還披上了文明的僞裝。
馬戛爾尼宣稱：“如果中國現政府由一個會保證其居民财産安全的政府所取代，那麼亞洲農民和工匠的技術與進取心以及亞洲商人的商業敏感就會激勵起來。
從随之而來的财富增長中，歐洲貿易将會獲益，世界将會在互惠的商業中聯合起來。
” 這就為後來的鴉片戰争進行了思想鋪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