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饑餓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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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遼金元代為835.2億斤，明代為1392億斤。
而到清乾隆晚期，一躍而達2088億斤。
然而，乾隆朝的又一個紀錄是人口發生爆炸。
在清代以前，中國人口多數時間在數千萬左右，隻有少數幾個曆史時段突破過一億。
然而在乾隆60年的統治生涯中，中國的人口增長非常迅猛，乾隆晚年，中國人口接近3個億，增長率是108%，比世界水平高出了65個百分點。
因此乾隆盛世也是一個貧困的盛世。
乾隆年間的糧食總産量雖然創了曆史最高，但人均占有量卻處于曆史落後水平。
同樣據《論中國古代糧食安全問題及其影響因素》一文，曆代糧食人均占有量，秦漢為985.75斤，隋唐為988.7斤，宋遼金元為1457.87斤，明代為1192.94斤，而乾隆年間，僅為780斤，處于秦始皇以來曆代最低水平。
據說文景之治時，中國老百姓也都富裕得十分了得，家家戶戶都騎馬，而且全騎雄馬，誰要是騎雌馬或者小馬都會遭到衆人嘲笑，而乾隆盛世中卻絕沒有類似的記載。
洪亮吉說，乾隆晚年和嘉慶年間，農民“終歲勤動，畢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溝壑之憂”，也就是說，雖然一輩子勤勤懇懇，努力奮鬥，但是也攢不下錢，遇到一點點天災，就有餓死之憂。
乾隆盛世的貧困還不僅僅體現在經濟上，更體現在政治上。
到了中國之後，英國人發現，大清王朝雖然不那麼富裕，但是如此龐大的一個帝國，在政治統治上确實是井井有條。
“自進入中國境内以來，在這樣大的地面上，一切事物這樣整齊劃一，這在全世界是無與倫比的。
”[3] 整個中華帝國的整齊劃一令英國人驚歎不已：“這樣多的人口，這樣廣袤的地面上，遵守着一個統一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有共同的語言文字和生活方式，俯首帖耳于君主一人的絕對統治之下。
”[4]這與英國完全不同。
英國人認為，中國社會治安的良好和政治效率之高勝于歐洲。
“皇權的鐵掌威懾着一切不守秩序、破壞法紀的行為，全體使節團成員感到絕對的保障。
”權力的威嚴使北京城内秩序井然。
“北京人口雖然這樣多，但秩序良好，犯法的事很少。
”[5] 中國官府的行政組織能力非常高。
英國人到中國來，給乾隆帶了好多禮物，打包後一共是600多個包裹，形狀大小不一，從船上卸下來後又多次轉駁才送到承德，英國人認為肯定有一些東西會損壞。
但是在中國官府強有力的組織協調之下，這些東西迅速地從船上搬運下來，運到承德，組裝完畢，沒有一件破損，英國人說這種政治效率是全世界第一的。
“的确，這兒一切似乎隻要朝廷一聲令下就都能辦成，最費力的事也能随時得到執行。
”[6] 但是這種政治效率達成的方式是英國人想象不到的。
英國人長途航行的目的地是天津，但是因為他們不熟悉中國的航路，誤打誤撞跑到了浙江的定海。
到了定海之後，他們需要當地官員找兩個領航員，沿着海路給他們領到天津。
定海總兵當時滿口答應，發下命令去找領航員。
但是定海總兵尋找領航員的方式跟英國人的想象是不一樣的。
按英國人的邏輯，中國官員應該高價懸賞。
但是總兵并不這樣辦，總兵派出他手底下的士兵到街上挨家挨戶搜查，讓英國人在大堂上坐着等，一會兒工夫，士兵就帶來了好幾十個中國老百姓，黑壓壓地跪在地上，說他們都航過海。
然後總兵一一詢問誰到過天津，最後找出兩個人去領航，但是一文錢報酬也不給，因為這是國家的任務。
這倆人說我們已經十多年不航海了，現在正在經營買賣，如果我們去領航，買賣沒人照看，家人沒法養活。
總兵說你們如果不去，唯一的結果就是挨闆子。
最後這兩個人隻能跟着走了。
中國人司空見慣的一幕卻讓英國人不寒而栗，這在歐洲是不可想象的。
當時英國政治的信條已經是“人的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和保護它是國家的義務”。
而清王朝的信條則與此相反，“國家的需要壓倒一切”。
英國人說：“總兵的專斷反映了該朝廷的法制或給予百姓的保護都不怎麼美妙。
迫使一個誠實而勤勞的公民、事業有成的商人抛家離子，從事于己有害無益的勞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為。
除非是在一個專制的，其子民不知有法而隻知有暴君的國度，這是不能容忍的。
” 英國人認為，歐洲和中國的政治文明有巨大落差。
馬戛爾尼認為“中國政治制度上沒有代議性質的機構來幫助、限制或監督皇權”，“在中國的政治、倫理和曆史
而到清乾隆晚期，一躍而達2088億斤。
然而，乾隆朝的又一個紀錄是人口發生爆炸。
在清代以前，中國人口多數時間在數千萬左右，隻有少數幾個曆史時段突破過一億。
然而在乾隆60年的統治生涯中，中國的人口增長非常迅猛，乾隆晚年，中國人口接近3個億，增長率是108%，比世界水平高出了65個百分點。
因此乾隆盛世也是一個貧困的盛世。
乾隆年間的糧食總産量雖然創了曆史最高，但人均占有量卻處于曆史落後水平。
同樣據《論中國古代糧食安全問題及其影響因素》一文，曆代糧食人均占有量，秦漢為985.75斤，隋唐為988.7斤，宋遼金元為1457.87斤，明代為1192.94斤，而乾隆年間，僅為780斤，處于秦始皇以來曆代最低水平。
據說文景之治時，中國老百姓也都富裕得十分了得，家家戶戶都騎馬，而且全騎雄馬，誰要是騎雌馬或者小馬都會遭到衆人嘲笑，而乾隆盛世中卻絕沒有類似的記載。
洪亮吉說，乾隆晚年和嘉慶年間，農民“終歲勤動，畢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溝壑之憂”，也就是說，雖然一輩子勤勤懇懇，努力奮鬥，但是也攢不下錢，遇到一點點天災，就有餓死之憂。
乾隆盛世的貧困還不僅僅體現在經濟上，更體現在政治上。
到了中國之後，英國人發現，大清王朝雖然不那麼富裕，但是如此龐大的一個帝國，在政治統治上确實是井井有條。
“自進入中國境内以來，在這樣大的地面上，一切事物這樣整齊劃一，這在全世界是無與倫比的。
”[3] 整個中華帝國的整齊劃一令英國人驚歎不已：“這樣多的人口，這樣廣袤的地面上，遵守着一個統一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有共同的語言文字和生活方式，俯首帖耳于君主一人的絕對統治之下。
”[4]這與英國完全不同。
英國人認為，中國社會治安的良好和政治效率之高勝于歐洲。
“皇權的鐵掌威懾着一切不守秩序、破壞法紀的行為，全體使節團成員感到絕對的保障。
”權力的威嚴使北京城内秩序井然。
“北京人口雖然這樣多，但秩序良好，犯法的事很少。
”[5] 中國官府的行政組織能力非常高。
英國人到中國來，給乾隆帶了好多禮物，打包後一共是600多個包裹，形狀大小不一，從船上卸下來後又多次轉駁才送到承德，英國人認為肯定有一些東西會損壞。
但是在中國官府強有力的組織協調之下，這些東西迅速地從船上搬運下來，運到承德，組裝完畢，沒有一件破損，英國人說這種政治效率是全世界第一的。
“的确，這兒一切似乎隻要朝廷一聲令下就都能辦成，最費力的事也能随時得到執行。
”[6] 但是這種政治效率達成的方式是英國人想象不到的。
英國人長途航行的目的地是天津，但是因為他們不熟悉中國的航路，誤打誤撞跑到了浙江的定海。
到了定海之後，他們需要當地官員找兩個領航員，沿着海路給他們領到天津。
定海總兵當時滿口答應，發下命令去找領航員。
但是定海總兵尋找領航員的方式跟英國人的想象是不一樣的。
按英國人的邏輯，中國官員應該高價懸賞。
但是總兵并不這樣辦，總兵派出他手底下的士兵到街上挨家挨戶搜查，讓英國人在大堂上坐着等，一會兒工夫，士兵就帶來了好幾十個中國老百姓，黑壓壓地跪在地上，說他們都航過海。
然後總兵一一詢問誰到過天津，最後找出兩個人去領航，但是一文錢報酬也不給，因為這是國家的任務。
這倆人說我們已經十多年不航海了，現在正在經營買賣，如果我們去領航，買賣沒人照看，家人沒法養活。
總兵說你們如果不去，唯一的結果就是挨闆子。
最後這兩個人隻能跟着走了。
中國人司空見慣的一幕卻讓英國人不寒而栗，這在歐洲是不可想象的。
當時英國政治的信條已經是“人的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和保護它是國家的義務”。
而清王朝的信條則與此相反，“國家的需要壓倒一切”。
英國人說：“總兵的專斷反映了該朝廷的法制或給予百姓的保護都不怎麼美妙。
迫使一個誠實而勤勞的公民、事業有成的商人抛家離子，從事于己有害無益的勞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為。
除非是在一個專制的，其子民不知有法而隻知有暴君的國度，這是不能容忍的。
” 英國人認為，歐洲和中國的政治文明有巨大落差。
馬戛爾尼認為“中國政治制度上沒有代議性質的機構來幫助、限制或監督皇權”，“在中國的政治、倫理和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