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中國曆史上的官營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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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大器”，又大又笨重。
第二，官府生産的東西質量差。
因為工人，也就是“卒徒”，缺乏責任心，為了節省時間，常常不按規範操作，隻顧趕時間湊數量，所産“多苦惡”，質量嚴重下降，“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得獲者少，百姓苦之矣”。
割草都割不動，嚴重影響生産效率。
第三，官營的商店，好壞不能挑選，拿給你什麼就是什麼。
更可氣的是有時候走半天山路進城，還經常碰上“關闆了”，或者雖然營業，但銷售人員開小差，常常找不到人，“善惡無所擇。
吏數不在，器難得”。
第四，因為官産鐵器質量差，價格高，老百姓隻好退化到用木頭農具耕地，用手去除草，“貧民或木耕手耨”。
然而一旦官鐵滞銷，政府就強賣強買，強迫攤派，《漢書·食貨志》記載：“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賈貴，或強令民買之。
”這給百姓帶來沉重負擔。
除了工業官營，漢代商業也有一部分是官營的。
這就是漢武帝時的“均輸平準制度”。
漢武帝在長安設了一所“國立貿易局”，網羅天下貨物，“賤則買，貴則賣”，叫作“平準”。
大體而言，就是憑借強大的國家資本，介入商品的流通買賣，既要打擊富商囤積居奇，以穩定物價，“萬物不得騰躍”，又要賺取差價發大财。
政策一出，官員權貴紛紛自告奮勇來為國家服務，為朝廷斂财。
他們跑到街上，“坐市列肆，販物求利”，“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争利于下”，不惜自降身份來當商人，憑借自己的地位和财力，與民争利。
結果“豪吏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奸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物價越來越高。
本想縮小兩極分化，但結果反而是權力與經濟相結合，官吏利用手中權力經商緻富，促使社會分化更加嚴重：“公卿積億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矣”。
[56]再好的初衷，如果沒有合理的制度設計，最終得益的總是官僚權貴，受損的總是老百姓。
二 至于鹽業官營，也存在很多弊端，最主要的是生産、銷售成本都迅速上升，鹽價迅速上漲，老百姓吃不起鹽，“土梗淡食”，隻好退化到吃那些有點鹹味的土和草梗，或者幹脆不放鹽。
關于漢代鹽業經營的弊端，留下的具體記載不多，最透徹的讨論發生在唐代。
唐穆宗長慶元年（821年），韓愈與戶部侍郎張平叔争論食鹽到底是由民間自由銷售好，還是由官營好。
韓愈說，首先，民間自由銷售好處很多，不論多麼窮鄉僻壤，隻要有需求，商販就可以送鹽上門。
而官營服務不可能這麼到位，偏遠山村沒法買到鹽。
“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将鹽家至戶到。
” 而且最為關鍵的是，官府的吏役是“公家人”，是國家工作人員，是“幹部”，即使他們“送鹽下鄉”，去“送溫暖”，結果也勢必給百姓增加負擔。
為什麼呢？因為吏役“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為弊則多”。
到了鄉裡，一定要鄉幹部招待，大吃大喝，臨走還要拿上各種土特産。
這些費用，鄉幹部最後還是要攤派到百姓頭上。
其次，商人經營方式靈活，農民随便拿什麼都能換到鹽。
韓愈解釋說：“所在百姓，貧多富少，多用雜物及米谷博易。
鹽商利歸于己，無物不取，或從賒貸升鬥，約以時熟填還。
用此取濟，兩得利便。
今令州縣人吏坐鋪自粜，利不關己，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粜。
” 因為民間商品經濟不發達，百姓手中現錢很少，所以習慣用農産品換鹽。
商人什麼東西都要，雜物及米谷等都能換鹽，還可以賒銷，百姓非常方便。
而官府賣鹽，經辦的吏役就沒有這樣體貼民情，他們“利不關己，罪則加身”，隻收現錢，百姓不敢賒銷。
這樣，很多百姓就吃不上鹽了。
最後，凡事一經官府介入，就肯定要設定目标，建立考核，在極端情況下，官員為了完成任務，隻能強迫百姓購買。
“若據口給鹽，依時征價，辦與不辦，并須納錢。
”不管你買不買鹽，都得按人口交錢。
交不上的話，就動用政府強力抓人，“官吏畏罪，必用威刑……百姓轉緻流散”。
百姓無錢還債，隻有逃亡一條路。
[57] 從漢代到唐代的史料證明，官營工商業壟斷相對于民營自然經濟在很多方面是倒退的。
傅築夫說，正因如此，鹽鐵官營阻斷了中國民營工商業健康發展之路：“（國家）經營的目的并不是要發展這些工業，而是借以剝削消費者，以增加财政收入，同時達到重本抑末（即工商）的目的。
這樣一來，最有大量發展可能的工業部門被政府壟斷，則一般商品經濟自然就難以發展了。
” 事實也正是如此，漢武帝的鹽鐵官營等政策，嚴重打擊了“文景之治”培
第二，官府生産的東西質量差。
因為工人，也就是“卒徒”，缺乏責任心，為了節省時間，常常不按規範操作，隻顧趕時間湊數量，所産“多苦惡”，質量嚴重下降，“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得獲者少，百姓苦之矣”。
割草都割不動，嚴重影響生産效率。
第三，官營的商店，好壞不能挑選，拿給你什麼就是什麼。
更可氣的是有時候走半天山路進城，還經常碰上“關闆了”，或者雖然營業，但銷售人員開小差，常常找不到人，“善惡無所擇。
吏數不在，器難得”。
第四，因為官産鐵器質量差，價格高，老百姓隻好退化到用木頭農具耕地，用手去除草，“貧民或木耕手耨”。
然而一旦官鐵滞銷，政府就強賣強買，強迫攤派，《漢書·食貨志》記載：“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賈貴，或強令民買之。
”這給百姓帶來沉重負擔。
除了工業官營，漢代商業也有一部分是官營的。
這就是漢武帝時的“均輸平準制度”。
漢武帝在長安設了一所“國立貿易局”，網羅天下貨物，“賤則買，貴則賣”，叫作“平準”。
大體而言，就是憑借強大的國家資本，介入商品的流通買賣，既要打擊富商囤積居奇，以穩定物價，“萬物不得騰躍”，又要賺取差價發大财。
政策一出，官員權貴紛紛自告奮勇來為國家服務，為朝廷斂财。
他們跑到街上，“坐市列肆，販物求利”，“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争利于下”，不惜自降身份來當商人，憑借自己的地位和财力，與民争利。
結果“豪吏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奸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物價越來越高。
本想縮小兩極分化，但結果反而是權力與經濟相結合，官吏利用手中權力經商緻富，促使社會分化更加嚴重：“公卿積億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矣”。
[56]再好的初衷，如果沒有合理的制度設計，最終得益的總是官僚權貴，受損的總是老百姓。
二 至于鹽業官營，也存在很多弊端，最主要的是生産、銷售成本都迅速上升，鹽價迅速上漲，老百姓吃不起鹽，“土梗淡食”，隻好退化到吃那些有點鹹味的土和草梗，或者幹脆不放鹽。
關于漢代鹽業經營的弊端，留下的具體記載不多，最透徹的讨論發生在唐代。
唐穆宗長慶元年（821年），韓愈與戶部侍郎張平叔争論食鹽到底是由民間自由銷售好，還是由官營好。
韓愈說，首先，民間自由銷售好處很多，不論多麼窮鄉僻壤，隻要有需求，商販就可以送鹽上門。
而官營服務不可能這麼到位，偏遠山村沒法買到鹽。
“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将鹽家至戶到。
” 而且最為關鍵的是，官府的吏役是“公家人”，是國家工作人員，是“幹部”，即使他們“送鹽下鄉”，去“送溫暖”，結果也勢必給百姓增加負擔。
為什麼呢？因為吏役“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為弊則多”。
到了鄉裡，一定要鄉幹部招待，大吃大喝，臨走還要拿上各種土特産。
這些費用，鄉幹部最後還是要攤派到百姓頭上。
其次，商人經營方式靈活，農民随便拿什麼都能換到鹽。
韓愈解釋說：“所在百姓，貧多富少，多用雜物及米谷博易。
鹽商利歸于己，無物不取，或從賒貸升鬥，約以時熟填還。
用此取濟，兩得利便。
今令州縣人吏坐鋪自粜，利不關己，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粜。
” 因為民間商品經濟不發達，百姓手中現錢很少，所以習慣用農産品換鹽。
商人什麼東西都要，雜物及米谷等都能換鹽，還可以賒銷，百姓非常方便。
而官府賣鹽，經辦的吏役就沒有這樣體貼民情，他們“利不關己，罪則加身”，隻收現錢，百姓不敢賒銷。
這樣，很多百姓就吃不上鹽了。
最後，凡事一經官府介入，就肯定要設定目标，建立考核，在極端情況下，官員為了完成任務，隻能強迫百姓購買。
“若據口給鹽，依時征價，辦與不辦，并須納錢。
”不管你買不買鹽，都得按人口交錢。
交不上的話，就動用政府強力抓人，“官吏畏罪，必用威刑……百姓轉緻流散”。
百姓無錢還債，隻有逃亡一條路。
[57] 從漢代到唐代的史料證明，官營工商業壟斷相對于民營自然經濟在很多方面是倒退的。
傅築夫說，正因如此，鹽鐵官營阻斷了中國民營工商業健康發展之路：“（國家）經營的目的并不是要發展這些工業，而是借以剝削消費者，以增加财政收入，同時達到重本抑末（即工商）的目的。
這樣一來，最有大量發展可能的工業部門被政府壟斷，則一般商品經濟自然就難以發展了。
” 事實也正是如此，漢武帝的鹽鐵官營等政策，嚴重打擊了“文景之治”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