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中國曆史上的官營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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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曆史上，阻礙民營經濟發展的，除了文化上的賤商因素外，還有官營工商業的傳統。
早在周代，中國就實行“工商食官”（《國語·晉語四》）制度。
什麼意思呢？就是手工業和商業要國家來經營。
當時的政府建立了大量手工業作坊，并設“工官”管理。
工匠的吃住由政府提供，所謂“官廪之”。
要按政府的要求生産各種東西，“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究其情”（《禮記·月令》）。
制造出來的東西上要刻上工匠的名字，如果質量有問題，就要治罪（後世明代的城磚，上面也刻着工匠的名字，目的與此相同）。
至于商人，“府藏皆有賈人，以知物價”。
官府有專門的官商負責采買等事。
當然，關于周代的這些制度描述過于規整細緻，顯然是經過了後世的加工，不見得完全可信。
但是至少從春秋戰國開始，政治家們就不斷論述通過國家壟斷經濟控制民衆的意義。
管仲除了“利出一孔”理論外，還提出了“官山海”的思路，即由國家來壟斷和經營自然資源（“山海之利”）開發的理論。
他開創了鹽鐵專營制度，目的一是“塞民之羨，隘其利途”，即通過壟斷堵塞民衆緻富之途，以控制國民經濟。
因此他規定，所有食鹽都必須由政府統一收購，統一運輸，統一定價銷售，即“官收、官運、官銷”。
據說齊國由是富強，稱霸諸侯。
漢代初期，一度奉行黃老無為之治，放松對民營經濟的管制。
結果經過文景之治的休養生息，經濟迅速恢複，全國形成關中、巴蜀兩大商業城市群，成長出了一些全國性的商業大都會，著名的是“五都”，即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
一大批大工商業主崛起，或經商，或開礦，家業萬貫，實力相當雄厚。
司馬遷《史記·平準書》中說：“富商大賈或蹛财役貧，轉毂百數，廢居居邑，冶鑄煮鹽，财或累萬金。
”就是說，富商大賈有的大量役使貧民，前呼後擁，車乘百餘輛，囤積居奇；有的冶鑄煮鹽，家财積累到萬金。
這一時期，冶金業、制鹽業和鑄币業都相當發達，工匠們用高爐煉鐵的方法已經非常普遍。
西漢時期，中國“在生産技術的造詣上，在鋼的産量和質量上，比之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時鋼鐵工業所達到的水平，并無遜色，但是中國卻早了兩千年……”[53]。
這一時期市場經濟秩序的自發生成和擴展，似乎預示着市場規律會不斷沖破各地和各種各樣的“布羅代爾鐘罩”（theBraudelBellJar），從而導緻中國的經濟增長、科技進步和社會繁榮。
[54] 然而民營經濟的迅速成長，卻令政府非常緊張。
《鹽鐵論》中這樣描述民間工商業的發展對政權的威脅： 今夫越之具區，楚之雲夢，宋之钜野，齊之孟諸，有國之富而霸王之資也。
人君統而守之則強，不禁則亡。
齊以其腸胃予人，家強而不制，枝大而折幹，以專巨海之富而擅魚鹽之利也。
勢足以使衆，恩定以恤下，是以齊國倍而外附。
權移于臣，政墜于家，公室卑而田宗強。
今山川海澤之原，非獨雲夢、孟諸也。
鼓金煮鹽，其勢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
奸猾交通山海之際，恐生大奸。
春秋戰國時期，之所以會出現王權削弱、公卿大夫力量增強的局面，是因為公卿大夫掌握了“山澤之利”，開礦煮鹽使他們有了強大的經濟實力，最終獨霸一方，架空了王權。
如果聽任民營經濟發展，大商人的勢力足以糾集大量民衆，就會挑戰官府權威。
特别是開采礦藏的地點，往往都是高山大谷之中，在這些政府監控不到的地方，如果聚集數萬人，将嚴重威脅政權穩定。
因此他們建議中央直接掌握社會的經濟命脈，以防不測事件發生。
所以漢武帝為了更好地控制社會，再一次實行大規模“鐵鹽官營”政策，将原由豪富占有的礦山和産鹽灘竈收歸國家，由官府直接組織鹽業和鐵器的産供銷。
[55]當然，官營的另一個目的是獲得更多的财政收入，所以壟斷性的官營企業在漢代大量出現。
也因此，官營企業的弊端在漢代就已經顯露無遺。
我們先來看鐵器。
據當時的曆史資料，鐵器官營在漢代覆蓋得非常普遍。
這一方面對私營冶煉業造成了毀滅性打擊，打斷了冶鐵業的良好發展勢頭，另一方面也給民衆生産帶來極大不便。
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産品設計不合理。
“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
”公共選擇學派認為，官僚主義的解決辦法必然使社會資源的使用效率降低。
因為如果官營工商業的利益不能直接進官員的口袋，他們就沒有足夠的動力優化産品。
事實也正是這樣，漢代的官營生産，為了自己方便而不是百姓方便，不考慮百姓各地需要的多樣化，産品統一規格，全國各地用一個模子生産，“多
早在周代，中國就實行“工商食官”（《國語·晉語四》）制度。
什麼意思呢？就是手工業和商業要國家來經營。
當時的政府建立了大量手工業作坊，并設“工官”管理。
工匠的吃住由政府提供，所謂“官廪之”。
要按政府的要求生産各種東西，“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究其情”（《禮記·月令》）。
制造出來的東西上要刻上工匠的名字，如果質量有問題，就要治罪（後世明代的城磚，上面也刻着工匠的名字，目的與此相同）。
至于商人，“府藏皆有賈人，以知物價”。
官府有專門的官商負責采買等事。
當然，關于周代的這些制度描述過于規整細緻，顯然是經過了後世的加工，不見得完全可信。
但是至少從春秋戰國開始，政治家們就不斷論述通過國家壟斷經濟控制民衆的意義。
管仲除了“利出一孔”理論外，還提出了“官山海”的思路，即由國家來壟斷和經營自然資源（“山海之利”）開發的理論。
他開創了鹽鐵專營制度，目的一是“塞民之羨，隘其利途”，即通過壟斷堵塞民衆緻富之途，以控制國民經濟。
因此他規定，所有食鹽都必須由政府統一收購，統一運輸，統一定價銷售，即“官收、官運、官銷”。
據說齊國由是富強，稱霸諸侯。
漢代初期，一度奉行黃老無為之治，放松對民營經濟的管制。
結果經過文景之治的休養生息，經濟迅速恢複，全國形成關中、巴蜀兩大商業城市群，成長出了一些全國性的商業大都會，著名的是“五都”，即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
一大批大工商業主崛起，或經商，或開礦，家業萬貫，實力相當雄厚。
司馬遷《史記·平準書》中說：“富商大賈或蹛财役貧，轉毂百數，廢居居邑，冶鑄煮鹽，财或累萬金。
”就是說，富商大賈有的大量役使貧民，前呼後擁，車乘百餘輛，囤積居奇；有的冶鑄煮鹽，家财積累到萬金。
這一時期，冶金業、制鹽業和鑄币業都相當發達，工匠們用高爐煉鐵的方法已經非常普遍。
西漢時期，中國“在生産技術的造詣上，在鋼的産量和質量上，比之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時鋼鐵工業所達到的水平，并無遜色，但是中國卻早了兩千年……”[53]。
這一時期市場經濟秩序的自發生成和擴展，似乎預示着市場規律會不斷沖破各地和各種各樣的“布羅代爾鐘罩”（theBraudelBellJar），從而導緻中國的經濟增長、科技進步和社會繁榮。
[54] 然而民營經濟的迅速成長，卻令政府非常緊張。
《鹽鐵論》中這樣描述民間工商業的發展對政權的威脅： 今夫越之具區，楚之雲夢，宋之钜野，齊之孟諸，有國之富而霸王之資也。
人君統而守之則強，不禁則亡。
齊以其腸胃予人，家強而不制，枝大而折幹，以專巨海之富而擅魚鹽之利也。
勢足以使衆，恩定以恤下，是以齊國倍而外附。
權移于臣，政墜于家，公室卑而田宗強。
今山川海澤之原，非獨雲夢、孟諸也。
鼓金煮鹽，其勢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
奸猾交通山海之際，恐生大奸。
春秋戰國時期，之所以會出現王權削弱、公卿大夫力量增強的局面，是因為公卿大夫掌握了“山澤之利”，開礦煮鹽使他們有了強大的經濟實力，最終獨霸一方，架空了王權。
如果聽任民營經濟發展，大商人的勢力足以糾集大量民衆，就會挑戰官府權威。
特别是開采礦藏的地點，往往都是高山大谷之中，在這些政府監控不到的地方，如果聚集數萬人，将嚴重威脅政權穩定。
因此他們建議中央直接掌握社會的經濟命脈，以防不測事件發生。
所以漢武帝為了更好地控制社會，再一次實行大規模“鐵鹽官營”政策，将原由豪富占有的礦山和産鹽灘竈收歸國家，由官府直接組織鹽業和鐵器的産供銷。
[55]當然，官營的另一個目的是獲得更多的财政收入，所以壟斷性的官營企業在漢代大量出現。
也因此，官營企業的弊端在漢代就已經顯露無遺。
我們先來看鐵器。
據當時的曆史資料，鐵器官營在漢代覆蓋得非常普遍。
這一方面對私營冶煉業造成了毀滅性打擊，打斷了冶鐵業的良好發展勢頭，另一方面也給民衆生産帶來極大不便。
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産品設計不合理。
“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
”公共選擇學派認為，官僚主義的解決辦法必然使社會資源的使用效率降低。
因為如果官營工商業的利益不能直接進官員的口袋，他們就沒有足夠的動力優化産品。
事實也正是這樣，漢代的官營生産，為了自己方便而不是百姓方便，不考慮百姓各地需要的多樣化，産品統一規格，全國各地用一個模子生産，“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