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古代中國對商人的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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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除了歐洲，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商業也很繁榮，但是為什麼隻有在歐洲才能出現自治城市呢？
首先，歐洲畢竟存在過漫長的希臘-羅馬文明，它的曆史基因雖然一度潛伏，但是仍然對中世紀後期的曆史産生了重要的影響。
其次，中世紀歐洲一直沒有建立起大一統的郡縣制度，以及龐大的官僚體系，因此，各地實際上隻能選擇自治，隻不過農村是封建主自治，而城市選擇了另一種自治方式。
城市裡的事太紛纭複雜，封建主也不知道怎麼管，樂得拿錢了事。
最後，歐洲在曆史上不存在對商人制度性的刻意打壓，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卻并非如此。
“城市權力的發展給歐洲商人帶來了地位和權力，這在歐亞大陸上是獨一無二的。
在歐洲之外商人根本沒有機會上升到權威的地位。
例如，在中國，政府的職位由學者占據；在日本，武士享有權力；在馬來亞地區和印度的拉吉普特邦，地方貴族管理政府，卻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是由商人占據要津。
”[44]古代中國對商人的歧視非常直接而徹底，這決定了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路徑不可能與西方同步。
二 亞當·斯密（AdamSmith）在《國富論》中說，人類有追求自利和喜好交易的天賦，這會導緻市場分工的自發演進和市場秩序自身的不斷擴展。
但是這一理論在中國不盡适用。
在古代中國，“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權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會生活領域擴張”。
确實，如果說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是金錢萬能，那麼中國傳統社會則是權力萬能。
因為權力的獨占性，所以曆代君主都對商人階層抱有戒備和歧視心理。
戰國時期，中國的統治者們就十分敏銳地認識到，經濟力量會威脅政權的穩定。
管仲說：“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
……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
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
”一個萬乘之國如果出現了擁有萬金的大商賈，一個千乘之國如果出現了擁有千金的大商賈，這說明什麼呢？這說明國家的财富流失到個人手裡了。
這是很可怕的，因為有些人變得太富，國君就沒法用利祿驅使他。
有些人又太窮了，光腳的不怕穿鞋的，刑罰也威懾不住他。
這樣就會導緻天下混亂。
因此，管仲提出了著名的“利出一孔”理論，即天下所有的好處，天底下所有的利益，都要從由權力這個“孔”出來，由君主來賜予。
他說：“利出于一孔者，其國無敵。
……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
”經濟權力由國家統一掌握，這樣的國家才強大無敵；國君用政策來決定百姓的貧富和生死，百姓就擁戴國君如日月，親近國君如父母了。
在其他很多古文明當中，商業都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
公元前3000年，中東的亞述人就開始簽訂商業合約，那個時候甚至出現了這樣的合夥協議書：14個人集資26塊黃金成立一個基金，交由一名叫阿穆爾伊斯塔的商人管理，這個商人也拿出4塊黃金加入。
基金時效4年，收益的1/3歸這名商人。
而羅馬人發明了法人制度，創造了公司的雛形。
“在羅馬法中，人是指能夠擁有财産權，能夠起訴和被起訴的任何個體。
”“用法律保護個人權利，明确所有權歸屬，這些正是自由交易和市場形成的前提。
也許正基于此，很多學者才把發明公司的榮耀歸于羅馬人。
”“羅馬的公司由合夥人共同出資，選舉管理人經營業務。
”[45] 古希臘梭倫（Solon）改革貫穿着一個基本精神，就是“重商”。
梭倫采取了一系列保護工商業的措施，他頒布法令：來雅典定居的外邦手工匠人可以獲得公民權，他還特别鼓勵手工業品的出口。
這些經濟改革措施有力地促進了雅典經濟特别是出口的迅速發展。
而大緻與梭倫改革同時代的中國法家變法，幾乎無一例外地“抑商”。
商鞅制定了一系列歧視性規定，貶低商人的社會地位。
他宣布“廢逆旅”，即廢除旅館，使外出經商的人沒有住處。
他用重稅限制農民棄農經商，指出“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加重關市稅收，那麼農民就會讨厭經商，商人也會有退縮之心。
因此中國多數朝代都對商人階層設置了歧視性規定。
比如西漢“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不能穿絲綢，到哪兒都得步行。
晉代為了侮辱商人，讓他們“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一腳白鞋，一腳黑鞋，這樣奇怪的穿着，就是讓你看起來和正常人不一樣。
前秦皇帝苻堅規定“工商皂隸不得服金銀、錦繡，犯者棄市”。
規定商人不能穿金戴銀，穿綢裹緞，否則殺頭。
唐代規定，商人及其子弟不能參加科舉。
朱元璋則規定，在穿衣方面，商人低人一等。
農民可以穿綢、紗、絹、布4種衣料，而商人卻隻能穿絹、布2種料子的
其次，中世紀歐洲一直沒有建立起大一統的郡縣制度，以及龐大的官僚體系，因此，各地實際上隻能選擇自治，隻不過農村是封建主自治，而城市選擇了另一種自治方式。
城市裡的事太紛纭複雜，封建主也不知道怎麼管，樂得拿錢了事。
最後，歐洲在曆史上不存在對商人制度性的刻意打壓，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卻并非如此。
“城市權力的發展給歐洲商人帶來了地位和權力，這在歐亞大陸上是獨一無二的。
在歐洲之外商人根本沒有機會上升到權威的地位。
例如，在中國，政府的職位由學者占據；在日本，武士享有權力；在馬來亞地區和印度的拉吉普特邦，地方貴族管理政府，卻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是由商人占據要津。
”[44]古代中國對商人的歧視非常直接而徹底，這決定了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路徑不可能與西方同步。
二 亞當·斯密（AdamSmith）在《國富論》中說，人類有追求自利和喜好交易的天賦，這會導緻市場分工的自發演進和市場秩序自身的不斷擴展。
但是這一理論在中國不盡适用。
在古代中國，“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權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會生活領域擴張”。
确實，如果說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是金錢萬能，那麼中國傳統社會則是權力萬能。
因為權力的獨占性，所以曆代君主都對商人階層抱有戒備和歧視心理。
戰國時期，中國的統治者們就十分敏銳地認識到，經濟力量會威脅政權的穩定。
管仲說：“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
……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
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
”一個萬乘之國如果出現了擁有萬金的大商賈，一個千乘之國如果出現了擁有千金的大商賈，這說明什麼呢？這說明國家的财富流失到個人手裡了。
這是很可怕的，因為有些人變得太富，國君就沒法用利祿驅使他。
有些人又太窮了，光腳的不怕穿鞋的，刑罰也威懾不住他。
這樣就會導緻天下混亂。
因此，管仲提出了著名的“利出一孔”理論，即天下所有的好處，天底下所有的利益，都要從由權力這個“孔”出來，由君主來賜予。
他說：“利出于一孔者，其國無敵。
……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
”經濟權力由國家統一掌握，這樣的國家才強大無敵；國君用政策來決定百姓的貧富和生死，百姓就擁戴國君如日月，親近國君如父母了。
在其他很多古文明當中，商業都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
公元前3000年，中東的亞述人就開始簽訂商業合約，那個時候甚至出現了這樣的合夥協議書：14個人集資26塊黃金成立一個基金，交由一名叫阿穆爾伊斯塔的商人管理，這個商人也拿出4塊黃金加入。
基金時效4年，收益的1/3歸這名商人。
而羅馬人發明了法人制度，創造了公司的雛形。
“在羅馬法中，人是指能夠擁有财産權，能夠起訴和被起訴的任何個體。
”“用法律保護個人權利，明确所有權歸屬，這些正是自由交易和市場形成的前提。
也許正基于此，很多學者才把發明公司的榮耀歸于羅馬人。
”“羅馬的公司由合夥人共同出資，選舉管理人經營業務。
”[45] 古希臘梭倫（Solon）改革貫穿着一個基本精神，就是“重商”。
梭倫采取了一系列保護工商業的措施，他頒布法令：來雅典定居的外邦手工匠人可以獲得公民權，他還特别鼓勵手工業品的出口。
這些經濟改革措施有力地促進了雅典經濟特别是出口的迅速發展。
而大緻與梭倫改革同時代的中國法家變法，幾乎無一例外地“抑商”。
商鞅制定了一系列歧視性規定，貶低商人的社會地位。
他宣布“廢逆旅”，即廢除旅館，使外出經商的人沒有住處。
他用重稅限制農民棄農經商，指出“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加重關市稅收，那麼農民就會讨厭經商，商人也會有退縮之心。
因此中國多數朝代都對商人階層設置了歧視性規定。
比如西漢“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不能穿絲綢，到哪兒都得步行。
晉代為了侮辱商人，讓他們“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一腳白鞋，一腳黑鞋，這樣奇怪的穿着，就是讓你看起來和正常人不一樣。
前秦皇帝苻堅規定“工商皂隸不得服金銀、錦繡，犯者棄市”。
規定商人不能穿金戴銀，穿綢裹緞，否則殺頭。
唐代規定，商人及其子弟不能參加科舉。
朱元璋則規定，在穿衣方面，商人低人一等。
農民可以穿綢、紗、絹、布4種衣料，而商人卻隻能穿絹、布2種料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