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古代中國對商人的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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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有的現象，在古代中國，如果想經商緻富，就必須與權力結合起來，尋找權力的保護。
“三代以下，未有不仕而能富者。
”秦始皇開創新制度之後，中國人還沒有不依靠政治權力而能巨富的。
所以從春秋至清代，“大商人毫無例外都是與政治有密切聯系的尋租成功者”。
“子貢……範蠡、段幹木、白圭諸人，類皆賴政府上之地位，而幹商販之新事業。
”[48]子貢、範蠡、段幹木、白圭這樣著名的商人之所以成功，其實主要是因為他們有政治權力。
《漢書·貨殖傳》載： （西漢）成都羅裒赀至千餘萬，……裒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
擅鹽井之利，其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
羅裒大手筆行賄權貴，借他們的威勢來經商，所以才能巨富。
王毓铨研究明代私營工商業的發展發現，明代那些能賺大錢的大商人“不是一般的大商人，因為他們的商業活動不同于一般的商業經營。
他們所憑借的主要不是資本而是封建特權和職權，他們所進行的完全不是公平交易而是用強豪奪，他們所獲得的基本上不是商業利潤而是豪奪的财富。
隻有他們，如皇親壽甯侯張鶴齡，才能‘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
隻有他們，如勳臣翊國公郭勳，才能‘水陸舟車皆懸翊國公金字牌，騷擾關津，侵漁民利’”[49]。
清代也是這樣。
《紅樓夢》中的薛蟠是清代“皇商”的典型代表，清代鹽商無一不依靠政府給予的專賣權才能發财緻富。
今天中國社會流行一句話，“經商要學胡雪岩”。
高陽的小說《胡雪岩》也成為熱門的暢銷書，多次再版，銷勢不衰。
那麼，胡雪岩是怎麼成功的呢？一句話：官商勾結。
在官場上找到了過硬的靠山，因此被稱為“紅頂商人”。
胡雪岩本來是錢莊的一個小夥計，為人精明強幹，很有心計。
他看到困境之中的王有齡是一隻官場上的潛力股，因此投資于他，為此甚至不惜丢掉自己的飯碗，由此二人結成生死之交。
王有齡後來官場發迹，胡雪岩利用王有齡的關系，開設錢莊，收獲了第一桶金。
後來，胡雪岩又看準時機，以精心的算計和巧妙的手段，靠上了左宗棠，進行大量的權錢交易，借官場勢力，成為天下首富。
然而“紅頂商人”畢竟隻是權力和市場交媾的私生子。
他成因為攀附權力，敗也因為攀附權力，最終成了左宗棠和李鴻章權力角逐的犧牲品。
胡雪岩破産之後下場是很慘的，連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在絕望中痛苦地死去。
四 中國商人的地位在人類曆史上是比較特殊的，很少有國家如同中國這樣，用“士農工商”的排位，将商人列為社會等級的最低一等，并且在生活享受标準、子孫讀書就業等方面進行公開性的歧視。
即使同樣處于東亞漢字文化圈的日本，因為沒有形成大一統的政治結構，商人地位也與中國不同。
埃德溫·賴肖爾（EdwinReischauer）說因為中國經濟體量的巨大，本來能自然地産生規模巨大的民營企業，但是由于政府的刻意打壓，導緻這樣的企業無法出現：“從财源上看，中國本來有希望出現新的事業，但是力量強大的中央集權政府課稅過重，吞噬民營事業以為國家壟斷的例子在曆史上屢見不鮮。
這樣一來，個人和集團的自發熱情完全被政府熄滅，阻止和妨礙了創建高效率的強大企業。
”[50] 日本的諸侯也不是不想把商人階層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權力之下，任由自己操縱，隻是因為封建體制下集權不夠，統治者無力控制商人，甚至經常被商人控制。
所以和歐洲一樣，日本也出現了“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諸侯驚懼”這種在中國完全不可想象的情景。
因此，在諸侯割據的時代，因為政治權力的松散，日本傳統商品經濟程度反而很高，商人更有安全感，更願意擴大投資，更容易影響諸侯的政治決策。
這是明治維新時期日本經濟實現順利轉型的一個曆史基礎，也是日本企業家精神的一個生長基礎。
“把日本的商人，特别是富裕農民與中國比較時，他們比由政府征收企業和課以重稅的中國商人、農民具有更大的安定感，其結果培植了日本商人和富裕農民今天所謂的企業精神。
他們肯于為産業和商業進行長期投資，反之中國商人和農民則醉心于通過高利貸和單純的商業交易，取得短期的利潤，同時大多把剩餘利潤用來購買土地，認為這才是唯一安全的長期投資方法。
”[51] 這一點和歐洲很像，政府權力的渙散是歐洲商業精神生長的前提條件之一。
賴肖爾說，歐洲缺乏強大的中央集權，因此也培養了高度的企業精神，讓人們敢于進行長期投資。
所以他說，“歐洲和日本一樣，是從多樣性的封建體制和充分發展的社會結構的母胎中誕生的”，“在促進日本迅速近代化的諸因素中，有許多因素恐怕也是歐洲近代化的重要因素”。
[52]
“三代以下，未有不仕而能富者。
”秦始皇開創新制度之後，中國人還沒有不依靠政治權力而能巨富的。
所以從春秋至清代，“大商人毫無例外都是與政治有密切聯系的尋租成功者”。
“子貢……範蠡、段幹木、白圭諸人，類皆賴政府上之地位，而幹商販之新事業。
”[48]子貢、範蠡、段幹木、白圭這樣著名的商人之所以成功，其實主要是因為他們有政治權力。
《漢書·貨殖傳》載： （西漢）成都羅裒赀至千餘萬，……裒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
擅鹽井之利，其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
羅裒大手筆行賄權貴，借他們的威勢來經商，所以才能巨富。
王毓铨研究明代私營工商業的發展發現，明代那些能賺大錢的大商人“不是一般的大商人，因為他們的商業活動不同于一般的商業經營。
他們所憑借的主要不是資本而是封建特權和職權，他們所進行的完全不是公平交易而是用強豪奪，他們所獲得的基本上不是商業利潤而是豪奪的财富。
隻有他們，如皇親壽甯侯張鶴齡，才能‘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
隻有他們，如勳臣翊國公郭勳，才能‘水陸舟車皆懸翊國公金字牌，騷擾關津，侵漁民利’”[49]。
清代也是這樣。
《紅樓夢》中的薛蟠是清代“皇商”的典型代表，清代鹽商無一不依靠政府給予的專賣權才能發财緻富。
今天中國社會流行一句話，“經商要學胡雪岩”。
高陽的小說《胡雪岩》也成為熱門的暢銷書，多次再版，銷勢不衰。
那麼，胡雪岩是怎麼成功的呢？一句話：官商勾結。
在官場上找到了過硬的靠山，因此被稱為“紅頂商人”。
胡雪岩本來是錢莊的一個小夥計，為人精明強幹，很有心計。
他看到困境之中的王有齡是一隻官場上的潛力股，因此投資于他，為此甚至不惜丢掉自己的飯碗，由此二人結成生死之交。
王有齡後來官場發迹，胡雪岩利用王有齡的關系，開設錢莊，收獲了第一桶金。
後來，胡雪岩又看準時機，以精心的算計和巧妙的手段，靠上了左宗棠，進行大量的權錢交易，借官場勢力，成為天下首富。
然而“紅頂商人”畢竟隻是權力和市場交媾的私生子。
他成因為攀附權力，敗也因為攀附權力，最終成了左宗棠和李鴻章權力角逐的犧牲品。
胡雪岩破産之後下場是很慘的，連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在絕望中痛苦地死去。
四 中國商人的地位在人類曆史上是比較特殊的，很少有國家如同中國這樣，用“士農工商”的排位，将商人列為社會等級的最低一等，并且在生活享受标準、子孫讀書就業等方面進行公開性的歧視。
即使同樣處于東亞漢字文化圈的日本，因為沒有形成大一統的政治結構，商人地位也與中國不同。
埃德溫·賴肖爾（EdwinReischauer）說因為中國經濟體量的巨大，本來能自然地産生規模巨大的民營企業，但是由于政府的刻意打壓，導緻這樣的企業無法出現：“從财源上看，中國本來有希望出現新的事業，但是力量強大的中央集權政府課稅過重，吞噬民營事業以為國家壟斷的例子在曆史上屢見不鮮。
這樣一來，個人和集團的自發熱情完全被政府熄滅，阻止和妨礙了創建高效率的強大企業。
”[50] 日本的諸侯也不是不想把商人階層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權力之下，任由自己操縱，隻是因為封建體制下集權不夠，統治者無力控制商人，甚至經常被商人控制。
所以和歐洲一樣，日本也出現了“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諸侯驚懼”這種在中國完全不可想象的情景。
因此，在諸侯割據的時代，因為政治權力的松散，日本傳統商品經濟程度反而很高，商人更有安全感，更願意擴大投資，更容易影響諸侯的政治決策。
這是明治維新時期日本經濟實現順利轉型的一個曆史基礎，也是日本企業家精神的一個生長基礎。
“把日本的商人，特别是富裕農民與中國比較時，他們比由政府征收企業和課以重稅的中國商人、農民具有更大的安定感，其結果培植了日本商人和富裕農民今天所謂的企業精神。
他們肯于為産業和商業進行長期投資，反之中國商人和農民則醉心于通過高利貸和單純的商業交易，取得短期的利潤，同時大多把剩餘利潤用來購買土地，認為這才是唯一安全的長期投資方法。
”[51] 這一點和歐洲很像，政府權力的渙散是歐洲商業精神生長的前提條件之一。
賴肖爾說，歐洲缺乏強大的中央集權，因此也培養了高度的企業精神，讓人們敢于進行長期投資。
所以他說，“歐洲和日本一樣，是從多樣性的封建體制和充分發展的社會結構的母胎中誕生的”，“在促進日本迅速近代化的諸因素中，有許多因素恐怕也是歐洲近代化的重要因素”。
[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