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中國曆史循環中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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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士族莊園遍布江左，他們“勢利傾于邦君，儲積富乎公室……僮仆成軍，閉門為市”。
勢力大得如同小國君主，财力強過朝廷，仆人可以組成軍隊，關上寨門就成了集市。
那個時代官位雖然不是明确的世襲，卻是在上流社會轉來轉去，财富也穩定地集中于一些大家族，與秦以前的貴族時代有很多相似之處，因此，我把從東漢後期一直到宋代以前的社會，叫“半貴族社會”。
二 中央和地方的争奪，造成社會持續動蕩，人口大量流失，但是凡事都有兩面，這種地方勢力不斷上升，也導緻皇權受到有力制衡。
魏晉時期，世家大族對皇權形成強大的牽制，天子隻能和士族分享權力。
比如司馬睿建立東晉，主要依賴北方大族琅琊王氏家族的支持。
因此司馬睿舉行登基大典之際，突然從禦座上走下來，拉着王導的手，非要他一同坐在龍椅上，共同接受群臣的朝賀，因此出現“王馬共天下”的諺語。
因此，皇帝與上層精英共治天下的觀念從魏晉開始樹立起來，到了唐代，大一統郡縣制度經過長達800餘年的發展，經曆了重重挫折，吸收魏晉世族與皇帝共治的政治傳統，終于迎來了一個良性的制度成就：封駁制度。
所謂“封駁制度”，就是皇帝的指示，要經過政府部門“給事中”的審查，給事中認為沒問題，才能下達。
如果給事中認為皇帝的想法不合理，則不給簽字。
《新唐書·百官志》說：“诏敕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
”皇帝的聖旨有問題，給事中幹脆直接在上面修改，退給皇帝，讓皇帝重新考慮。
這是一個很大的曆史進步。
我們知道，在以前，皇帝的旨意，無論臣子們是否理解都得執行。
但是唐朝就不一樣了，皇帝的想法要經過大臣們的審查，這樣，皇帝犯錯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
這是對“秦制”的重大修正，完全突破了法家的政治原則。
我們知道，法家在君臣關系上唯一的原則是“君為臣綱”，認為“君主必須超乎一切批評之上”。
《管子》說：“君臣共道則亂，專授則失。
” 然而，封駁制度的理論卻是“君臣共治”，每個人都會犯錯誤，隻有集思廣益，政策才能合理，因此，大臣不能事事順從皇帝，必要時一定要敢于提出反對意見。
唐太宗鼓勵大臣們反對自己。
他說，“人之意見，每或不同”，大家可以保持自己的不同看法，“勿上下雷同也”，不用非得統一思想。
因此他要求官員們一定恪盡職守，在有關國家的大政方針上，一定要幫皇帝好好把關，皇帝的話如有不妥之處，必須要駁回。
這一制度在唐代得到了認真的貫徹。
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擴軍，因為兵源不足，打算降低入伍年齡，征發年滿十八歲者為軍。
當時魏征出任給事中，堅決反對。
唐太宗龍顔大怒，寫了旨意強行下發，結果“征又不從，不肯署敕”。
最終唐太宗認輸了，認為魏征說得有理，取消了這個命令。
唐中宗時，“安樂公主志欲皇後臨朝稱制，而求立為皇太女”，在朝廷上下不可一世，盧粲堅持兩次封駁制書，直至獲準。
唐代政治文明的另一個進步是完善谏官制度。
谏官雖然古已有之，但是唐以前不僅谏官廢置不定，而且編制也不固定。
唐代谏官制度完善，谏官數量衆多。
[4]“左散騎常侍二人，正三品下。
給事中四人，正五品上，谏議大夫四人，正五品上，左補阙二人，從七品上。
左拾遺二人從八品上。
” 唐代統治者主動培育诤谏精神。
唐太宗說：“人言作天子則得自尊崇，無所畏懼。
朕則以為正合自守謙恭，常懷畏懼。
”有人說有了權力就要任性一點、潇灑一點，為所欲為。
我卻認為最好經常懷有敬畏之心，才能當好皇帝。
有一次，唐太宗弄到一隻很漂亮的小獵鷹，正拿在手上玩，魏征來了，要和皇帝商量事情。
唐太宗怕魏征批評他不務正業，趕緊把這個小獵鷹揣懷裡了。
魏征一看，唐太宗衣服底下怎麼鼓鼓囊囊的，肯定有問題，于是就故意說話說得長一點，想看看到底怎麼回事。
結果等魏征終于說完了，走了，唐太宗把衣服解開一看，小獵鷹已經在懷裡悶死了。
因此，唐代谏官權力極大，而且言無禁忌，甚至可以在奏折中公然談論皇帝的性生活。
比如朱敬就在奏折中直接批評武後弄了太多的“内寵”，說您有這方面的欲望，大家都能理解，找一兩個“男寵”，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問題是現在弄得太多了，缺乏節制啊。
“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
” 有學者以兩部《唐書》為根據，算出唐代谏官進谏成功率為68%。
而且“唐代雖然拒谏時有發生，但是因進谏而身亡的事件極為罕見”[5]。
唐代封駁制度和進谏
勢力大得如同小國君主，财力強過朝廷，仆人可以組成軍隊，關上寨門就成了集市。
那個時代官位雖然不是明确的世襲，卻是在上流社會轉來轉去，财富也穩定地集中于一些大家族，與秦以前的貴族時代有很多相似之處，因此，我把從東漢後期一直到宋代以前的社會，叫“半貴族社會”。
二 中央和地方的争奪，造成社會持續動蕩，人口大量流失，但是凡事都有兩面，這種地方勢力不斷上升，也導緻皇權受到有力制衡。
魏晉時期，世家大族對皇權形成強大的牽制，天子隻能和士族分享權力。
比如司馬睿建立東晉，主要依賴北方大族琅琊王氏家族的支持。
因此司馬睿舉行登基大典之際，突然從禦座上走下來，拉着王導的手，非要他一同坐在龍椅上，共同接受群臣的朝賀，因此出現“王馬共天下”的諺語。
因此，皇帝與上層精英共治天下的觀念從魏晉開始樹立起來，到了唐代，大一統郡縣制度經過長達800餘年的發展，經曆了重重挫折，吸收魏晉世族與皇帝共治的政治傳統，終于迎來了一個良性的制度成就：封駁制度。
所謂“封駁制度”，就是皇帝的指示，要經過政府部門“給事中”的審查，給事中認為沒問題，才能下達。
如果給事中認為皇帝的想法不合理，則不給簽字。
《新唐書·百官志》說：“诏敕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
”皇帝的聖旨有問題，給事中幹脆直接在上面修改，退給皇帝，讓皇帝重新考慮。
這是一個很大的曆史進步。
我們知道，在以前，皇帝的旨意，無論臣子們是否理解都得執行。
但是唐朝就不一樣了，皇帝的想法要經過大臣們的審查，這樣，皇帝犯錯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
這是對“秦制”的重大修正，完全突破了法家的政治原則。
我們知道，法家在君臣關系上唯一的原則是“君為臣綱”，認為“君主必須超乎一切批評之上”。
《管子》說：“君臣共道則亂，專授則失。
” 然而，封駁制度的理論卻是“君臣共治”，每個人都會犯錯誤，隻有集思廣益，政策才能合理，因此，大臣不能事事順從皇帝，必要時一定要敢于提出反對意見。
唐太宗鼓勵大臣們反對自己。
他說，“人之意見，每或不同”，大家可以保持自己的不同看法，“勿上下雷同也”，不用非得統一思想。
因此他要求官員們一定恪盡職守，在有關國家的大政方針上，一定要幫皇帝好好把關，皇帝的話如有不妥之處，必須要駁回。
這一制度在唐代得到了認真的貫徹。
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擴軍，因為兵源不足，打算降低入伍年齡，征發年滿十八歲者為軍。
當時魏征出任給事中，堅決反對。
唐太宗龍顔大怒，寫了旨意強行下發，結果“征又不從，不肯署敕”。
最終唐太宗認輸了，認為魏征說得有理，取消了這個命令。
唐中宗時，“安樂公主志欲皇後臨朝稱制，而求立為皇太女”，在朝廷上下不可一世，盧粲堅持兩次封駁制書，直至獲準。
唐代政治文明的另一個進步是完善谏官制度。
谏官雖然古已有之，但是唐以前不僅谏官廢置不定，而且編制也不固定。
唐代谏官制度完善，谏官數量衆多。
[4]“左散騎常侍二人，正三品下。
給事中四人，正五品上，谏議大夫四人，正五品上，左補阙二人，從七品上。
左拾遺二人從八品上。
” 唐代統治者主動培育诤谏精神。
唐太宗說：“人言作天子則得自尊崇，無所畏懼。
朕則以為正合自守謙恭，常懷畏懼。
”有人說有了權力就要任性一點、潇灑一點，為所欲為。
我卻認為最好經常懷有敬畏之心，才能當好皇帝。
有一次，唐太宗弄到一隻很漂亮的小獵鷹，正拿在手上玩，魏征來了，要和皇帝商量事情。
唐太宗怕魏征批評他不務正業，趕緊把這個小獵鷹揣懷裡了。
魏征一看，唐太宗衣服底下怎麼鼓鼓囊囊的，肯定有問題，于是就故意說話說得長一點，想看看到底怎麼回事。
結果等魏征終于說完了，走了，唐太宗把衣服解開一看，小獵鷹已經在懷裡悶死了。
因此，唐代谏官權力極大，而且言無禁忌，甚至可以在奏折中公然談論皇帝的性生活。
比如朱敬就在奏折中直接批評武後弄了太多的“内寵”，說您有這方面的欲望，大家都能理解，找一兩個“男寵”，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問題是現在弄得太多了，缺乏節制啊。
“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
” 有學者以兩部《唐書》為根據，算出唐代谏官進谏成功率為68%。
而且“唐代雖然拒谏時有發生，但是因進谏而身亡的事件極為罕見”[5]。
唐代封駁制度和進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