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中國曆史循環中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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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篇中，我們花了好幾章的篇幅，來講述從秦到清2000多年的循環。
當然，分析這種循環，并不等于說我認為中國這2000年的曆史就是“停滞”的。
事實上，在漫長的曆史循環當中，其實也有變化、突破和進步。
因此，僅僅講述循環，不講變化，也不足以全面地了解曆史。
從這一章起，我們花兩章的篇幅，來講一下郡縣制時代的内在變化。
我們說，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統郡縣制度，終結了貴族政治，對社會實現了強有力的控制。
在秦代和漢代前期，皇權通過官僚系統如臂使指地直達社會基層。
但是皇權的控制力不久就遇到了地方豪強大族的重大挑戰。
前面我們說過，秦漢兩代初期打散了大家族，民衆被原子化，政府汲取能力大幅提高。
這是周秦之變的最大成果之一。
然而，到了漢帝國中後期，一個重大的制度漏洞導緻地方勢力死灰複燃，一部分民衆從政府的控制下逃離，被豪強大族控制。
這樣，中央的力量大為削弱，最終導緻三國分立。
整個社會也進入“士族時代”，也就是“半貴族社會”。
這個漏洞是什麼呢？就是官吏選拔機制。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長期使用科舉制來選拔官員。
但是科舉制直到隋代才發明，從漢到隋，中國主要用什麼辦法來選拔人才呢？用漢代發明的“薦舉制”，即地方官推薦地方上的人才給朝廷。
推薦人才的标準是德行，重視道德品質，所以“薦舉制”又叫“舉孝廉”，薦舉孝順和廉潔的人。
所以後來的科舉有一個環節中有“舉人”的稱謂，就是從這兒來的。
這個制度看起來很好，提倡以德治國，規定德行是唯一标準，打破了門第限制，表面上看起來很開放，很公正。
然而，曆史證明了凡是這類隻有粗糙标準的選拔，都注定會出現嚴重的問題。
因為沒有可量化的标準，“薦舉”很快就被随意操縱，演變成巨大的腐敗漏洞。
在漢代也是這樣。
“德行”這個标準彈性極大，官員們在“察舉”人才時，肯定要舉薦自己熟悉的人，隻選拔自己小圈子裡的人，甚至是互相舉薦親人。
這樣一來，官位實際上就被社會上層的家庭壟斷了，形成了一種變相的世襲。
到了魏晉南北朝，幹脆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士族門閥制度，與秦之前的世卿世祿有異曲同工之處。
與此同時，從漢代起，官員還有免稅免役的特權。
為了表示對官員的優待，官員的家庭可以不交稅，他的家庭成員甚至他的仆役們也不用去服勞役。
這又造成一個什麼結果呢？很多人會主動把自己的土地“投獻”給官員們，主動跑到官員家裡成為“徒附”，因為交給他們的租子要少于交給官府的賦稅勞役的負擔。
打個比方，如果你的土地歸官府管，你可能要上交你勞動所得的一半。
但是你要是投奔官員家族，你也許隻交1/4就行了。
這兩個因素一結合，世家大族就形成了。
[1] 各大家族世代為官，幾百年興旺不衰，來投奔的人不斷增多。
因此，到了東漢後期，大族的田莊遍布各地，裡面都是來逃避朝廷的賦役負擔的人，“奴婢千群，徒附萬計”。
為了抵抗政府來追查逃亡人口，這些大田莊往往還擁有自己的武裝，[2]東漢墓葬普遍出土的陶制莊宅模型，許多都有碉樓、高牆等防衛設施，“警設守備”，成為地方武裝集團。
東漢末年，有的豪族武裝甚至“阻兵守界”，拒絕郡級機關委派的地方官員入境。
這個非常厲害。
這樣一來，老百姓就從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慢慢變成了地方大戶的控制之下，中央政府就收不上稅了，中央權力自然大為衰弱。
所以到了漢代後期，天下土地和人口分别被政府和世家大族控制。
在政府控制的土地上，仍然編戶齊民，東漢三國的資料顯示，政府控制下的村子姓氏仍然分散，政府可以收稅，但是更多的人口已經不歸政府控制，而歸地方豪強控制，在這樣的地方，政府是收不到稅的。
當中央不能控制地方的時候，國家自然分裂了，于是進入三國時代，接下來又是兩晉南北朝漫長的分裂時期。
根據王育民的判斷，三國時期，政府直接控制的編戶齊民人口有767萬，而地方豪強勢族控制的人口多達1534萬，就是說，豪強控制的人口比國家控制的多了一倍。
[3] “沒有強大的中央集權力量，地主經濟就很容易退化到莊園制經濟。
”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争連綿，動亂不斷，皇帝如同走馬燈一樣換來換去。
與皇權的不穩定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世家大族的穩定性。
許多世家大族勢力急劇膨脹，甚至發展到“百室合戶、千丁共籍”的類似領主狀态。
許多士族富厚過于王侯，東
當然，分析這種循環，并不等于說我認為中國這2000年的曆史就是“停滞”的。
事實上，在漫長的曆史循環當中，其實也有變化、突破和進步。
因此，僅僅講述循環，不講變化，也不足以全面地了解曆史。
從這一章起，我們花兩章的篇幅，來講一下郡縣制時代的内在變化。
我們說，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統郡縣制度，終結了貴族政治，對社會實現了強有力的控制。
在秦代和漢代前期，皇權通過官僚系統如臂使指地直達社會基層。
但是皇權的控制力不久就遇到了地方豪強大族的重大挑戰。
前面我們說過，秦漢兩代初期打散了大家族，民衆被原子化，政府汲取能力大幅提高。
這是周秦之變的最大成果之一。
然而，到了漢帝國中後期，一個重大的制度漏洞導緻地方勢力死灰複燃，一部分民衆從政府的控制下逃離，被豪強大族控制。
這樣，中央的力量大為削弱，最終導緻三國分立。
整個社會也進入“士族時代”，也就是“半貴族社會”。
這個漏洞是什麼呢？就是官吏選拔機制。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長期使用科舉制來選拔官員。
但是科舉制直到隋代才發明，從漢到隋，中國主要用什麼辦法來選拔人才呢？用漢代發明的“薦舉制”，即地方官推薦地方上的人才給朝廷。
推薦人才的标準是德行，重視道德品質，所以“薦舉制”又叫“舉孝廉”，薦舉孝順和廉潔的人。
所以後來的科舉有一個環節中有“舉人”的稱謂，就是從這兒來的。
這個制度看起來很好，提倡以德治國，規定德行是唯一标準，打破了門第限制，表面上看起來很開放，很公正。
然而，曆史證明了凡是這類隻有粗糙标準的選拔，都注定會出現嚴重的問題。
因為沒有可量化的标準，“薦舉”很快就被随意操縱，演變成巨大的腐敗漏洞。
在漢代也是這樣。
“德行”這個标準彈性極大，官員們在“察舉”人才時，肯定要舉薦自己熟悉的人，隻選拔自己小圈子裡的人，甚至是互相舉薦親人。
這樣一來，官位實際上就被社會上層的家庭壟斷了，形成了一種變相的世襲。
到了魏晉南北朝，幹脆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士族門閥制度，與秦之前的世卿世祿有異曲同工之處。
與此同時，從漢代起，官員還有免稅免役的特權。
為了表示對官員的優待，官員的家庭可以不交稅，他的家庭成員甚至他的仆役們也不用去服勞役。
這又造成一個什麼結果呢？很多人會主動把自己的土地“投獻”給官員們，主動跑到官員家裡成為“徒附”，因為交給他們的租子要少于交給官府的賦稅勞役的負擔。
打個比方，如果你的土地歸官府管，你可能要上交你勞動所得的一半。
但是你要是投奔官員家族，你也許隻交1/4就行了。
這兩個因素一結合，世家大族就形成了。
[1] 各大家族世代為官，幾百年興旺不衰，來投奔的人不斷增多。
因此，到了東漢後期，大族的田莊遍布各地，裡面都是來逃避朝廷的賦役負擔的人，“奴婢千群，徒附萬計”。
為了抵抗政府來追查逃亡人口，這些大田莊往往還擁有自己的武裝，[2]東漢墓葬普遍出土的陶制莊宅模型，許多都有碉樓、高牆等防衛設施，“警設守備”，成為地方武裝集團。
東漢末年，有的豪族武裝甚至“阻兵守界”，拒絕郡級機關委派的地方官員入境。
這個非常厲害。
這樣一來，老百姓就從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慢慢變成了地方大戶的控制之下，中央政府就收不上稅了，中央權力自然大為衰弱。
所以到了漢代後期，天下土地和人口分别被政府和世家大族控制。
在政府控制的土地上，仍然編戶齊民，東漢三國的資料顯示，政府控制下的村子姓氏仍然分散，政府可以收稅，但是更多的人口已經不歸政府控制，而歸地方豪強控制，在這樣的地方，政府是收不到稅的。
當中央不能控制地方的時候，國家自然分裂了，于是進入三國時代，接下來又是兩晉南北朝漫長的分裂時期。
根據王育民的判斷，三國時期，政府直接控制的編戶齊民人口有767萬，而地方豪強勢族控制的人口多達1534萬，就是說，豪強控制的人口比國家控制的多了一倍。
[3] “沒有強大的中央集權力量，地主經濟就很容易退化到莊園制經濟。
”魏晉南北朝時期，戰争連綿，動亂不斷，皇帝如同走馬燈一樣換來換去。
與皇權的不穩定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世家大族的穩定性。
許多世家大族勢力急劇膨脹，甚至發展到“百室合戶、千丁共籍”的類似領主狀态。
許多士族富厚過于王侯，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