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歐洲沒有“官逼民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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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們花了很多篇幅，講了郡縣制度下，農民負擔怎麼變得越來越重，以緻無法承受，隻好官逼民反，導緻大規模的社會動蕩和人口損失。
那麼，封建制下是什麼樣的呢？ 封建制下，農民和農奴當然也受到比較沉重的剝削。
貴族作威作福，農民受苦受罪。
但是與郡縣制不同的是，封建制下農民的負擔是比較恒定的，不會一天比一天加碼，最後導緻社會崩潰。
比如在三代時期，按照傳統的說法，井田制下基本就是九稅一。
當然，這隻是一個大略的說法，關于周代封建制下農民具體的負擔，沒有太多文字材料留下來。
不過我們還有一個其他渠道來了解封建制下農民的負擔，那就是歐洲中世紀的情況。
一提起歐洲中世紀，很多人認為同時期的中國肯定比歐洲強。
為什麼呢？一是我們頭腦中有一個觀念，那就是歐洲中世紀是一個黑暗的世紀。
另外一個原因是，中國從秦代以後，在土地上耕作的就一直是農民，而歐洲中世紀的莊園中，很多都是農奴。
從字面上來看，“農民”的地位當然應該比“農奴”高，因為農民是自由人，而農奴是奴隸，他是領主的财産，不能逃離莊園。
然而事實上，西方農奴的生活水平并不見得比中國的農民低，因為西方農奴制下農奴受契約保護，負擔要遠比中國的農民穩定。
中國的封建社會是建立在“血緣”和“周禮”的基礎之上，而西方的封建社會是建立在契約關系上的。
這種契約關系是從上到下的。
國王與貴族之間有契約，而貴族與農奴之間也有契約，規定相互之間的權利和義務。
[18] 為了維護這種契約關系，中世紀很多莊園都有自己的習慣法，叫“莊園慣例”（customoftheManor），這種“莊園慣例”并不是像我們想象的那樣，是一種大而化之的原則性的東西，而是非常清楚、精确的，每家每戶有什麼權利、什麼義務，哪塊地一年交多少東西，都一清二楚。
經過幾百年的沿襲，莊園主和農奴對這些慣例都了如指掌。
而且莊園裡還有一個普遍存在的機構，叫莊園法庭。
即使是在農奴制最殘酷的時代裡，一個領主如果不經過莊園法庭，也不能直接對某一個農奴治罪。
這個法庭雖然通常是由領主或者領主的管家主持，但是受理莊園裡的所有糾紛，農奴也可以起訴領主。
比如1272年，英格蘭斯塔夫德郡的一個莊園，莊園法庭的全體人員要求領主應召前來，答複他的一個農奴對他的指控，領主卻缺席了，因此法庭宣布扣押領主的财物以示懲罰。
控辯雙方可以在法庭上自由辯論，所依據的是延續幾百年的習慣法，而不是領主的個人意志。
1294年的一個莊園法庭上，農奴們指控說，他們的領主用犁耕壞了一塊公用道路，以緻車輛不能像以前那樣正常穿行。
法庭發布命令，要求領主必須将道路修複完好。
1517年，貝塔夫德郡的阿斯特威克莊園通過了一項法令：“由佃農們規定，領主不應在屬于公地的牧場上放牧他的牲畜。
”[19] 因此，如果領主不講理，想增加農奴的負擔，讓他多交點東西或者多幹活，農奴可以跟自己的領主锱铢必較，并在法庭上據理力争。
如果領主随便剝奪他的土地，或者侵犯農奴的權利，他可以到莊園法庭起訴，一般情況下會獲勝。
因此中世紀英國許多莊園的地租長期穩定，“一個佃戶的地租往往長達200年或250年保持不變”[20]。
封建制下，莊園裡的農奴隻面對莊園主，無須面對官府的壓榨，這意味着農奴的負擔固定化，和中國封建制下井田制時代的九稅一類似。
因此，封建制下一般不會出現越到後期農民負擔越重的情況。
二 第二個區别是郡縣制下的農民缺乏社會保障，而封建制下的勞動者有更好的社會保障。
我們知道，現代國家通常分為兩種，一種是福利國家，大政府，比如北歐諸國，稅收很重，但是福利很好。
[21]另一種是“自由放任”國家，像美國這樣的，小政府，稅不算高，但是福利也不好。
換句話說，現代國家權力和責任通常是對應的。
國家多收稅，就要多給老百姓做事。
郡縣制下的中國是第三種類型的國家。
一方面是大政府，權力大，對民間社會控制能力很強，特别是稅收很嚴厲，秦漢實行什伍之制，隋唐“大索貌閱”，明代“大軍點戶”，都是為了能更好地收稅，“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
另一方面卻是小政府，政府收完稅，并不負擔老百姓的基本福利。
用黃宗羲的話來說，這種制度就是“利不欲其遺于下，福必欲其斂于上”，任何好處也不想給下層的人剩下，所有的利益都要集中在上層。
所以中國古代曆史上幾乎沒有真正的社會保障，隻能多生孩子，“養兒防老”。
這是因為确定了中國政治基本邏輯的法家是堅決反對福利國家的。
法家仇視貧民，韓非子說過：“貧窮者，非侈則堕也。
”窮人為什麼窮呢？因為他們不好好勞動，不是懶漢就是二流子，所以絕不能救濟他們，越救濟他們越懶。
韓非子說，即使有能力救濟災民，也不能救，甯可把物資扔了，也不能給饑民用。
那麼，封建制下是什麼樣的呢？ 封建制下，農民和農奴當然也受到比較沉重的剝削。
貴族作威作福，農民受苦受罪。
但是與郡縣制不同的是，封建制下農民的負擔是比較恒定的，不會一天比一天加碼，最後導緻社會崩潰。
比如在三代時期，按照傳統的說法，井田制下基本就是九稅一。
當然，這隻是一個大略的說法，關于周代封建制下農民具體的負擔，沒有太多文字材料留下來。
不過我們還有一個其他渠道來了解封建制下農民的負擔，那就是歐洲中世紀的情況。
一提起歐洲中世紀，很多人認為同時期的中國肯定比歐洲強。
為什麼呢？一是我們頭腦中有一個觀念，那就是歐洲中世紀是一個黑暗的世紀。
另外一個原因是，中國從秦代以後，在土地上耕作的就一直是農民，而歐洲中世紀的莊園中，很多都是農奴。
從字面上來看，“農民”的地位當然應該比“農奴”高，因為農民是自由人，而農奴是奴隸，他是領主的财産，不能逃離莊園。
然而事實上，西方農奴的生活水平并不見得比中國的農民低，因為西方農奴制下農奴受契約保護，負擔要遠比中國的農民穩定。
中國的封建社會是建立在“血緣”和“周禮”的基礎之上，而西方的封建社會是建立在契約關系上的。
這種契約關系是從上到下的。
國王與貴族之間有契約，而貴族與農奴之間也有契約，規定相互之間的權利和義務。
[18] 為了維護這種契約關系，中世紀很多莊園都有自己的習慣法，叫“莊園慣例”（customoftheManor），這種“莊園慣例”并不是像我們想象的那樣，是一種大而化之的原則性的東西，而是非常清楚、精确的，每家每戶有什麼權利、什麼義務，哪塊地一年交多少東西，都一清二楚。
經過幾百年的沿襲，莊園主和農奴對這些慣例都了如指掌。
而且莊園裡還有一個普遍存在的機構，叫莊園法庭。
即使是在農奴制最殘酷的時代裡，一個領主如果不經過莊園法庭，也不能直接對某一個農奴治罪。
這個法庭雖然通常是由領主或者領主的管家主持，但是受理莊園裡的所有糾紛，農奴也可以起訴領主。
比如1272年，英格蘭斯塔夫德郡的一個莊園，莊園法庭的全體人員要求領主應召前來，答複他的一個農奴對他的指控，領主卻缺席了，因此法庭宣布扣押領主的财物以示懲罰。
控辯雙方可以在法庭上自由辯論，所依據的是延續幾百年的習慣法，而不是領主的個人意志。
1294年的一個莊園法庭上，農奴們指控說，他們的領主用犁耕壞了一塊公用道路，以緻車輛不能像以前那樣正常穿行。
法庭發布命令，要求領主必須将道路修複完好。
1517年，貝塔夫德郡的阿斯特威克莊園通過了一項法令：“由佃農們規定，領主不應在屬于公地的牧場上放牧他的牲畜。
”[19] 因此，如果領主不講理，想增加農奴的負擔，讓他多交點東西或者多幹活，農奴可以跟自己的領主锱铢必較，并在法庭上據理力争。
如果領主随便剝奪他的土地，或者侵犯農奴的權利，他可以到莊園法庭起訴，一般情況下會獲勝。
因此中世紀英國許多莊園的地租長期穩定，“一個佃戶的地租往往長達200年或250年保持不變”[20]。
封建制下，莊園裡的農奴隻面對莊園主，無須面對官府的壓榨，這意味着農奴的負擔固定化，和中國封建制下井田制時代的九稅一類似。
因此，封建制下一般不會出現越到後期農民負擔越重的情況。
二 第二個區别是郡縣制下的農民缺乏社會保障，而封建制下的勞動者有更好的社會保障。
我們知道，現代國家通常分為兩種，一種是福利國家，大政府，比如北歐諸國，稅收很重，但是福利很好。
[21]另一種是“自由放任”國家，像美國這樣的，小政府，稅不算高，但是福利也不好。
換句話說，現代國家權力和責任通常是對應的。
國家多收稅，就要多給老百姓做事。
郡縣制下的中國是第三種類型的國家。
一方面是大政府，權力大，對民間社會控制能力很強，特别是稅收很嚴厲，秦漢實行什伍之制，隋唐“大索貌閱”，明代“大軍點戶”，都是為了能更好地收稅，“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
另一方面卻是小政府，政府收完稅，并不負擔老百姓的基本福利。
用黃宗羲的話來說，這種制度就是“利不欲其遺于下，福必欲其斂于上”，任何好處也不想給下層的人剩下，所有的利益都要集中在上層。
所以中國古代曆史上幾乎沒有真正的社會保障，隻能多生孩子，“養兒防老”。
這是因為确定了中國政治基本邏輯的法家是堅決反對福利國家的。
法家仇視貧民，韓非子說過：“貧窮者，非侈則堕也。
”窮人為什麼窮呢？因為他們不好好勞動，不是懶漢就是二流子，所以絕不能救濟他們，越救濟他們越懶。
韓非子說，即使有能力救濟災民，也不能救，甯可把物資扔了，也不能給饑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