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中國曆史循環中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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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在防止權力過于集中和皇帝錯誤決策方面起了很大的制約作用，這是貞觀之治出現的重要原因。
唐代寬松的政治環境，也是唐代文學藝術繁榮的重要原因。
我們知道，唐代著名大詩人白居易寫了很多譏諷皇帝的詩，比如著名的《長恨歌》，就是諷刺唐玄宗的。
這要是在别的朝代，很容易被抓起來，結果唐憲宗讀了，感覺寫得太好了，太有才了，“見而悅之，召入翰林學士”。
不但不追究他諷刺自己祖先的罪過，還讓他進宮當官。
三 唐代前期雖然建立了封駁制度，完善了進谏制度，但是有一個問題仍然沒有徹底解決，那就是人才選拔機制。
本來隋代已經為解決這個問題進行了制度創設。
隋炀帝楊廣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從王莽開始一直到隋文帝，曆代皇帝都緻力于壓制地方勢力，重振中央集權，為了把人口和資源從世家大族手中搶回來，采取了從王莽的“限田令”，到光武帝的“檢核墾田”，再到北魏的“均田制”，最後到隋文帝的“大索貌閱”，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一直到隋炀帝才想明白，世家大族的出現，主要是因為人才選拔機制的漏洞。
隻有打破用人的框框，大家族的根基才會動搖。
因此楊廣創立了著名的“科舉制”，以打破士族對官位的壟斷。
科舉制的最大特點是标準統一、可量化，把以往混亂無序的選官手段變成了理性化的制度。
這一制度成功地打破了門第、地域、年齡界限，具有相當大的開放性和一定的競争性，不能不說是一個非常“現代”、非常“理性”的産物，體現了中國傳統社會難得的科學精神。
作為社會政治領域的一項重大發明，和世人皆知的“中國古代四大發明”相比，它毫不遜色。
這一制度讓底層的人才能脫穎而出，士族失去了對官位的壟斷權，推開了門閥世族勢力消失的大門。
但是任何一個制度的成長都需要時間和環境，科舉制并不是一下子就發揮了扭轉乾坤的作用。
隋代很快滅亡，這一制度基本沒發揮作用，整個隋代“秀異之貢，不過十數”，一共才取了十來個人。
就是到了唐代，科舉在選拔官員的過程中，仍然隻起了輔助性的作用。
唐代289年間，進士及第者平均每年隻有22名，90%的官員還是因為門第和軍功等入仕。
因此，雖然唐初皇帝曾經大力打擊門閥勢力，但是中唐之後，門閥複盛，荥陽鄭氏自中唐開始，連續出現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鄭半朝”之稱；清河崔氏中唐後也陸續有八人為宰相；山東五姓世代通婚，不與外族為婚；高門士族甚至瞧不起皇室，不願與皇帝聯姻；唐文宗時，宰相鄭覃甯願将孫女嫁給士族出身的九品小官崔臯，也不肯與皇太子聯姻。
唐文宗尴尬地說：“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
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6]我們李家當了200年皇帝，仍然比不上世家高門啊。
因此，科舉一定程度上隻是政治的裝飾物，并沒能從根本上解決世族政治的種種弊端。
唐代實際上仍然是一個基本上由世族控制的社會，比如在中央，皇族内鬥重重，在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上出現的問題更為嚴重，出現了漫長的藩鎮割據。
事實上，大唐雖然号稱289年，但是統一的時段不過137年，藩鎮割據卻長達152年。
接下來的五代十國這另一個分裂時期，其實也是藩鎮割據的延續。
中國古代社會的徹底改變，是從宋代開始的。
宋代為了解決武将當權問題，才開始真正大規模地推行科舉，把科舉當成最主要的選官手段，科舉錄取人數大大增長。
唐代進士平均每年錄取不過20多人，宋代則翻了10倍，平均每年200多人。
太宗在位21年，由科舉為官者近萬人。
仁宗在位40年，僅進士出身的官員就有4517人。
唐代最有名的23位宰相，基本都出身士族。
而北宋的71名宰相中，除趙普等4人為開國功臣任宰相外，隻有3人不由科舉而任宰相，其他64名均為進士或制科出身。
這一局面導緻中國社會的運轉規則發生巨變。
日本曆史學者内藤湖南因此提出著名的“唐宋變革論”：宋以前的中國，是“貴族—半貴族”社會，宋以後的中國變成了平民社會。
錢穆先生說：“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
宋以前，大體可稱為古代中國，宋以後，乃為後代中國。
秦前，乃封建貴族社會。
東漢以下，士族門第興起。
魏晉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屬門第社會，可稱為是古代變相的貴族社會。
宋以下，始是純粹的平民社會。
……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經濟、社會人生，較之前代莫不有變。
” 科舉制的普及讓君主專制制度大大完善，君權的穩定性大幅提高，秦始皇開創的中央集權制，由此才達到真正的完善階段。
唐代寬松的政治環境，也是唐代文學藝術繁榮的重要原因。
我們知道，唐代著名大詩人白居易寫了很多譏諷皇帝的詩，比如著名的《長恨歌》，就是諷刺唐玄宗的。
這要是在别的朝代，很容易被抓起來，結果唐憲宗讀了，感覺寫得太好了，太有才了，“見而悅之，召入翰林學士”。
不但不追究他諷刺自己祖先的罪過，還讓他進宮當官。
三 唐代前期雖然建立了封駁制度，完善了進谏制度，但是有一個問題仍然沒有徹底解決，那就是人才選拔機制。
本來隋代已經為解決這個問題進行了制度創設。
隋炀帝楊廣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從王莽開始一直到隋文帝，曆代皇帝都緻力于壓制地方勢力，重振中央集權，為了把人口和資源從世家大族手中搶回來，采取了從王莽的“限田令”，到光武帝的“檢核墾田”，再到北魏的“均田制”，最後到隋文帝的“大索貌閱”，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一直到隋炀帝才想明白，世家大族的出現，主要是因為人才選拔機制的漏洞。
隻有打破用人的框框，大家族的根基才會動搖。
因此楊廣創立了著名的“科舉制”，以打破士族對官位的壟斷。
科舉制的最大特點是标準統一、可量化，把以往混亂無序的選官手段變成了理性化的制度。
這一制度成功地打破了門第、地域、年齡界限，具有相當大的開放性和一定的競争性，不能不說是一個非常“現代”、非常“理性”的産物，體現了中國傳統社會難得的科學精神。
作為社會政治領域的一項重大發明，和世人皆知的“中國古代四大發明”相比，它毫不遜色。
這一制度讓底層的人才能脫穎而出，士族失去了對官位的壟斷權，推開了門閥世族勢力消失的大門。
但是任何一個制度的成長都需要時間和環境，科舉制并不是一下子就發揮了扭轉乾坤的作用。
隋代很快滅亡，這一制度基本沒發揮作用，整個隋代“秀異之貢，不過十數”，一共才取了十來個人。
就是到了唐代，科舉在選拔官員的過程中，仍然隻起了輔助性的作用。
唐代289年間，進士及第者平均每年隻有22名，90%的官員還是因為門第和軍功等入仕。
因此，雖然唐初皇帝曾經大力打擊門閥勢力，但是中唐之後，門閥複盛，荥陽鄭氏自中唐開始，連續出現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鄭半朝”之稱；清河崔氏中唐後也陸續有八人為宰相；山東五姓世代通婚，不與外族為婚；高門士族甚至瞧不起皇室，不願與皇帝聯姻；唐文宗時，宰相鄭覃甯願将孫女嫁給士族出身的九品小官崔臯，也不肯與皇太子聯姻。
唐文宗尴尬地說：“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
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6]我們李家當了200年皇帝，仍然比不上世家高門啊。
因此，科舉一定程度上隻是政治的裝飾物，并沒能從根本上解決世族政治的種種弊端。
唐代實際上仍然是一個基本上由世族控制的社會，比如在中央，皇族内鬥重重，在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上出現的問題更為嚴重，出現了漫長的藩鎮割據。
事實上，大唐雖然号稱289年，但是統一的時段不過137年，藩鎮割據卻長達152年。
接下來的五代十國這另一個分裂時期，其實也是藩鎮割據的延續。
中國古代社會的徹底改變，是從宋代開始的。
宋代為了解決武将當權問題，才開始真正大規模地推行科舉，把科舉當成最主要的選官手段，科舉錄取人數大大增長。
唐代進士平均每年錄取不過20多人，宋代則翻了10倍，平均每年200多人。
太宗在位21年，由科舉為官者近萬人。
仁宗在位40年，僅進士出身的官員就有4517人。
唐代最有名的23位宰相，基本都出身士族。
而北宋的71名宰相中，除趙普等4人為開國功臣任宰相外，隻有3人不由科舉而任宰相，其他64名均為進士或制科出身。
這一局面導緻中國社會的運轉規則發生巨變。
日本曆史學者内藤湖南因此提出著名的“唐宋變革論”：宋以前的中國，是“貴族—半貴族”社會，宋以後的中國變成了平民社會。
錢穆先生說：“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
宋以前，大體可稱為古代中國，宋以後，乃為後代中國。
秦前，乃封建貴族社會。
東漢以下，士族門第興起。
魏晉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屬門第社會，可稱為是古代變相的貴族社會。
宋以下，始是純粹的平民社會。
……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經濟、社會人生，較之前代莫不有變。
” 科舉制的普及讓君主專制制度大大完善，君權的穩定性大幅提高，秦始皇開創的中央集權制，由此才達到真正的完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