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沉重的“輕徭薄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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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本身就成為一個獨立的利益集團，具有自我保護、自我繁殖的特點。
官僚機構總是傾向于盡一切可能實現權力尋租，傾向于機構不斷擴張，表現在官員數量上隻能增不能減，既得利益隻能增加不能減少，這些特點導緻的結果是行政效率不斷降低。
比如宋代“景祐三年正月，诏禦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
吏疑衍建言。
己亥，三司吏五百餘人詣宰相第喧嘩，又詣衍第诟詈，亂投瓦礫”。
也就是說，當時皇帝命禦史中丞杜衍負責裁減三司吏員，這些吏員懷疑這事是杜衍向皇帝建議的，十分憤怒，500多個吏員集體跑到宰相府去鬧事，然後又跑到杜衍家門口破口大罵，亂扔瓦塊石頭，進行抗議。
這一事件發生後，朝廷雖“捕後行三人，杖脊配沙門島”，但“沙汰”之舉也被迫“因罷”。
再比如清代戊戌變法期間，光緒皇帝大規模減撤冗員，成為保守派官員強烈反擊的起點，不幾日，變法即遭失敗。
四 财政供養人數的擴張本身其實并不太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随着人數的擴張，背後是腐敗的加劇。
如此多的人拼命擠進官僚系統，并不是為了掙那份死工資，而是為了能獲得尋租的機會。
傳統時代的社會運轉機制是“權力決定一切”。
傳統社會生産生活的各方面，都是在權力的直接支配之下進行的。
在傳統社會，有了權力，就有了一切；沒有權力，就失去一切。
然而與此同時，中國式權力又基本不受約束。
中國古代傳統社會曆來講究人治，因此權力運用表現出極大的任意性。
各地官員則是各地的“土皇帝”，在自己的地盤上一手遮天，說一不二，獨斷專行。
雖然中國曆代王朝為了約束權力也進行了一些制度設計，但是因為相信“人性本善”，相信教化的作用，相信“有治人無治法”，所以實際上這些制度發揮的作用很小。
用孟德斯鸠的話說就是：“專制政體的原則是不斷在腐化，因為這個原則性質上就是腐化的東西。
” 因此，每個王朝的中後期，腐敗無不迅速發展，甚至達到無孔不入的地步。
由腐敗造成的民衆負擔加重，往往是官員俸祿的數倍、數十倍。
而這種腐敗通常得不到有效治理，因為在腐敗導緻王朝崩潰前，官僚集團是受益者，受損的隻是老百姓而非政府。
瞿同祖精辟地指出：“地方官員與紳商之間、群衆與官吏及其從屬人員之間、人民與在地紳商之間，都有着一種隐含的沖突關系。
所有這些集團，都在現行體制下獲得了最大的回報，唯一例外的是普通百姓。
因此，盡管會有緊張（沖突），他們卻沒有興趣去改變現狀。
” 腐敗使得稅收大量流失，發展到極端，到了王朝後期，有可能稅收最終到達中央的隻有1/20，其他95%都流失在稅收過程當中，也就是說被各級官吏貪污掉了。
[13] 五 官員人數增多、腐敗蔓延，隻是導緻财政負擔加重的一個原因，傳統社會還有其他既得利益群體，比如皇族，也給民衆造成了沉重的負擔。
大明弘治五年（1492年）年底，山西巡撫楊澄籌向皇帝彙報了一個消息：居住在山西的慶成王朱鐘镒又一次刷新了生育紀錄，截至這一年的8月，他已生育子女共94人。
朱鐘镒“生育冠軍”的稱号不久之後就被他的一位後代，也就是另一位慶成王所奪取。
這位慶成王光兒子就多達100餘人，以緻出現了這樣的尴尬場面：每次節慶家庭聚餐，同胞兄弟們見面，都要先由人介紹一番，否則彼此都不認識。
這就是史書上所謂的“每會，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
到了正德初年，慶成王府終于弄不清自己家的人口數了。
正德三年（1508年）2月，慶成王焦慮地向皇帝上奏：“本府宗支數多，各将軍所生子女或冒報歲數，無憑查考，乞令各将軍府查報。
”就是說，如果皇帝不命令各将軍府自己清查人口上報彙總，他已經弄不清他這個大家庭有多少人了。
慶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長，僅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個縮影。
朱元璋建國之初，分封皇族于各地，不過49人。
180多年後，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增至19611人，增長了400倍。
而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又增至8萬多人。
[14]這僅僅是玉牒上列名的高級皇族數目，不包括數量更多的底層皇族。
據安介生等人口史專家推算，到明朝末年
官僚機構總是傾向于盡一切可能實現權力尋租，傾向于機構不斷擴張，表現在官員數量上隻能增不能減，既得利益隻能增加不能減少，這些特點導緻的結果是行政效率不斷降低。
比如宋代“景祐三年正月，诏禦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
吏疑衍建言。
己亥，三司吏五百餘人詣宰相第喧嘩，又詣衍第诟詈，亂投瓦礫”。
也就是說，當時皇帝命禦史中丞杜衍負責裁減三司吏員，這些吏員懷疑這事是杜衍向皇帝建議的，十分憤怒，500多個吏員集體跑到宰相府去鬧事，然後又跑到杜衍家門口破口大罵，亂扔瓦塊石頭，進行抗議。
這一事件發生後，朝廷雖“捕後行三人，杖脊配沙門島”，但“沙汰”之舉也被迫“因罷”。
再比如清代戊戌變法期間，光緒皇帝大規模減撤冗員，成為保守派官員強烈反擊的起點，不幾日，變法即遭失敗。
四 财政供養人數的擴張本身其實并不太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随着人數的擴張，背後是腐敗的加劇。
如此多的人拼命擠進官僚系統，并不是為了掙那份死工資，而是為了能獲得尋租的機會。
傳統時代的社會運轉機制是“權力決定一切”。
傳統社會生産生活的各方面，都是在權力的直接支配之下進行的。
在傳統社會，有了權力，就有了一切；沒有權力，就失去一切。
然而與此同時，中國式權力又基本不受約束。
中國古代傳統社會曆來講究人治，因此權力運用表現出極大的任意性。
各地官員則是各地的“土皇帝”，在自己的地盤上一手遮天，說一不二，獨斷專行。
雖然中國曆代王朝為了約束權力也進行了一些制度設計，但是因為相信“人性本善”，相信教化的作用，相信“有治人無治法”，所以實際上這些制度發揮的作用很小。
用孟德斯鸠的話說就是：“專制政體的原則是不斷在腐化，因為這個原則性質上就是腐化的東西。
” 因此，每個王朝的中後期，腐敗無不迅速發展，甚至達到無孔不入的地步。
由腐敗造成的民衆負擔加重，往往是官員俸祿的數倍、數十倍。
而這種腐敗通常得不到有效治理，因為在腐敗導緻王朝崩潰前，官僚集團是受益者，受損的隻是老百姓而非政府。
瞿同祖精辟地指出：“地方官員與紳商之間、群衆與官吏及其從屬人員之間、人民與在地紳商之間，都有着一種隐含的沖突關系。
所有這些集團，都在現行體制下獲得了最大的回報，唯一例外的是普通百姓。
因此，盡管會有緊張（沖突），他們卻沒有興趣去改變現狀。
” 腐敗使得稅收大量流失，發展到極端，到了王朝後期，有可能稅收最終到達中央的隻有1/20，其他95%都流失在稅收過程當中，也就是說被各級官吏貪污掉了。
[13] 五 官員人數增多、腐敗蔓延，隻是導緻财政負擔加重的一個原因，傳統社會還有其他既得利益群體，比如皇族，也給民衆造成了沉重的負擔。
大明弘治五年（1492年）年底，山西巡撫楊澄籌向皇帝彙報了一個消息：居住在山西的慶成王朱鐘镒又一次刷新了生育紀錄，截至這一年的8月，他已生育子女共94人。
朱鐘镒“生育冠軍”的稱号不久之後就被他的一位後代，也就是另一位慶成王所奪取。
這位慶成王光兒子就多達100餘人，以緻出現了這樣的尴尬場面：每次節慶家庭聚餐，同胞兄弟們見面，都要先由人介紹一番，否則彼此都不認識。
這就是史書上所謂的“每會，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
到了正德初年，慶成王府終于弄不清自己家的人口數了。
正德三年（1508年）2月，慶成王焦慮地向皇帝上奏：“本府宗支數多，各将軍所生子女或冒報歲數，無憑查考，乞令各将軍府查報。
”就是說，如果皇帝不命令各将軍府自己清查人口上報彙總，他已經弄不清他這個大家庭有多少人了。
慶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長，僅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個縮影。
朱元璋建國之初，分封皇族于各地，不過49人。
180多年後，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增至19611人，增長了400倍。
而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又增至8萬多人。
[14]這僅僅是玉牒上列名的高級皇族數目，不包括數量更多的底層皇族。
據安介生等人口史專家推算，到明朝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