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沉重的“輕徭薄賦”
關燈
小
中
大
一
秦始皇建立大一統郡縣制度之後，這個制度反複出現一個巨大的缺陷，就是汲取能力過度發達，很快就會超過社會的承受能力。
在秦代之後，幾乎中國每一王朝都宣稱要輕徭薄賦，減輕民衆負擔。
但是事實上，幾乎每個王朝的後期，官員的橫征暴斂都會導緻農民揭竿而起。
這是為什麼呢？ 講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搞清楚一個區别，就是“名義賦稅”和“真實賦稅”。
名義上，大部分王朝的賦稅都是很低的。
比如漢初制定的稅率，是三十稅一，非常低，在全世界都是最低水平。
但是漢代人寫的《鹽鐵論》卻記載，名義上對自耕農雖号稱三十稅一，但實際是按畝定額征收，加上“口賦更徭之役”，已是“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實際的稅率達到了50%。
明朝也是這樣，朱元璋也是中國曆史上最強調輕徭薄賦、減輕農民負擔的皇帝，他規定的稅率也是三十稅一。
但是實際上，明朝中後期實際稅收是名義稅收的十幾倍，沉重的賦稅導緻大量的農民破産。
為什麼曆代名義稅率和實際稅率會出現如此大的差距呢？當然是因為政府的收入不夠花，隻能變着花樣加稅。
政府的收入為什麼不夠花呢？ 二 第一個原因，是财政供養人員太多。
中國曆史上有一個鮮明的規律，那就是每一個王朝建立之初，官吏數量比較精簡。
但是随着時間的推移，無不成倍增長。
比如唐代，初唐時厘定的京官定員隻有640人。
到了玄宗開元末期，京官人數達到2620人，外官人數則達到16185人。
宋朝草創之初，内外官員不過才5000人；到了景德年間（1004年~1007年）間，已達1萬多人；而皇祐年間（1049年~1053年），更增加到2萬多人。
南宋隻有半壁江山，但是慶元年間（1195年~1200年）内外官員竟達4萬餘人。
明代也是這樣。
世宗嘉靖年間（1522年~1566年），劉體健上疏指出，明初洪武四年（1371年），天下文職官吏數目不過“五千四百八十員”，武職官數在國初也不過為28000員。
“自憲宗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全文武官數蓋十餘萬。
至武宗正德年間，文官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三員，武官十萬。
” 這是指官員。
傳統社會，官吏是分途的。
也就是說，我們剛才說的數字都是“領導”，還不包括“科員”。
至于科員也就是“吏員”數量，更是驚人，傳統時代，吏員經常處于嚴重超編狀态。
吳思根據《虞諧志》計算，明代後期，常熟縣的吏員超編二三十倍，一個縣吏員合計為5900人。
清代也是這樣，比如清代河南山東總督衙門“經制書吏，上下兩班，每班十名，共二十名。
今現在辦事書吏頭班二班俱有百餘名，是較經制十倍有餘”，超編十倍。
吳思在《潛規則：中國曆史中的真實遊戲》一書當中提到，學者、循吏劉衡在清朝道光年間任巴縣知縣，他說巴縣吃衙役飯的約7000人，而巴縣的額定衙役隻有70人，也就是說，實際人數竟然是規定編制的100倍。
三 官僚系統為什麼會不斷擴張？ 第一個原因，官僚系統的不斷擴張，是皇權專制制度不斷強化的結果。
官僚系統是君主專制的工具，官權是皇權的延伸。
傳統王朝承平日久，通常會出現經濟恢複發展、人口不斷增加、社會生活日趨複雜的局面。
皇帝應對複雜化社會的方式，從來不會是鼓勵民間組織的自我管理，他們唯一的手段是“管”，“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
通過增加機構、增加人員，來把國家和社會的方方面面管起來，以防社會動蕩。
“科條文簿日多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
”規章制度越來越多，文件越來越厚，機構越來越多。
“一個制度出了毛病，再定一個制度來防制它，于是有些卻變成了病上加病。
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縛。
”[12] 因此，社會的發育注定官僚系統也不斷延伸膨脹。
官權是皇權的代表，皇帝裁撤官吏數量，就意味着要簡政放權，放松對社會的控制，這是皇帝所不願意看到的。
皇帝為了自己能更有力地控制社會，不得不依賴官僚集團，因此也就沒法從根本上過度觸動他們的利益。
第二個原因是，官僚體系的存在雖然是為皇權服務的，但是一旦出現
在秦代之後，幾乎中國每一王朝都宣稱要輕徭薄賦，減輕民衆負擔。
但是事實上，幾乎每個王朝的後期，官員的橫征暴斂都會導緻農民揭竿而起。
這是為什麼呢？ 講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搞清楚一個區别，就是“名義賦稅”和“真實賦稅”。
名義上，大部分王朝的賦稅都是很低的。
比如漢初制定的稅率，是三十稅一，非常低，在全世界都是最低水平。
但是漢代人寫的《鹽鐵論》卻記載，名義上對自耕農雖号稱三十稅一，但實際是按畝定額征收，加上“口賦更徭之役”，已是“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實際的稅率達到了50%。
明朝也是這樣，朱元璋也是中國曆史上最強調輕徭薄賦、減輕農民負擔的皇帝，他規定的稅率也是三十稅一。
但是實際上，明朝中後期實際稅收是名義稅收的十幾倍，沉重的賦稅導緻大量的農民破産。
為什麼曆代名義稅率和實際稅率會出現如此大的差距呢？當然是因為政府的收入不夠花，隻能變着花樣加稅。
政府的收入為什麼不夠花呢？ 二 第一個原因，是财政供養人員太多。
中國曆史上有一個鮮明的規律，那就是每一個王朝建立之初，官吏數量比較精簡。
但是随着時間的推移，無不成倍增長。
比如唐代，初唐時厘定的京官定員隻有640人。
到了玄宗開元末期，京官人數達到2620人，外官人數則達到16185人。
宋朝草創之初，内外官員不過才5000人；到了景德年間（1004年~1007年）間，已達1萬多人；而皇祐年間（1049年~1053年），更增加到2萬多人。
南宋隻有半壁江山，但是慶元年間（1195年~1200年）内外官員竟達4萬餘人。
明代也是這樣。
世宗嘉靖年間（1522年~1566年），劉體健上疏指出，明初洪武四年（1371年），天下文職官吏數目不過“五千四百八十員”，武職官數在國初也不過為28000員。
“自憲宗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全文武官數蓋十餘萬。
至武宗正德年間，文官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三員，武官十萬。
” 這是指官員。
傳統社會，官吏是分途的。
也就是說，我們剛才說的數字都是“領導”，還不包括“科員”。
至于科員也就是“吏員”數量，更是驚人，傳統時代，吏員經常處于嚴重超編狀态。
吳思根據《虞諧志》計算，明代後期，常熟縣的吏員超編二三十倍，一個縣吏員合計為5900人。
清代也是這樣，比如清代河南山東總督衙門“經制書吏，上下兩班，每班十名，共二十名。
今現在辦事書吏頭班二班俱有百餘名，是較經制十倍有餘”，超編十倍。
吳思在《潛規則：中國曆史中的真實遊戲》一書當中提到，學者、循吏劉衡在清朝道光年間任巴縣知縣，他說巴縣吃衙役飯的約7000人，而巴縣的額定衙役隻有70人，也就是說，實際人數竟然是規定編制的100倍。
三 官僚系統為什麼會不斷擴張？ 第一個原因，官僚系統的不斷擴張，是皇權專制制度不斷強化的結果。
官僚系統是君主專制的工具，官權是皇權的延伸。
傳統王朝承平日久，通常會出現經濟恢複發展、人口不斷增加、社會生活日趨複雜的局面。
皇帝應對複雜化社會的方式，從來不會是鼓勵民間組織的自我管理，他們唯一的手段是“管”，“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
通過增加機構、增加人員，來把國家和社會的方方面面管起來，以防社會動蕩。
“科條文簿日多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
”規章制度越來越多，文件越來越厚，機構越來越多。
“一個制度出了毛病，再定一個制度來防制它，于是有些卻變成了病上加病。
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縛。
”[12] 因此，社會的發育注定官僚系統也不斷延伸膨脹。
官權是皇權的代表，皇帝裁撤官吏數量，就意味着要簡政放權，放松對社會的控制，這是皇帝所不願意看到的。
皇帝為了自己能更有力地控制社會，不得不依賴官僚集團，因此也就沒法從根本上過度觸動他們的利益。
第二個原因是，官僚體系的存在雖然是為皇權服務的，但是一旦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