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為什麼秦之後不停地治亂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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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然而事實是明末的農民起義基本集中在北方，南方極少。
因此我們在曆史記載中也找不到佃戶以起義的方式反抗地主的證據，随處可見的倒是農民起義反抗政府的材料。
中國曆史上描寫農民起義的最著名的文學作品是《水浒傳》，然而這本書裡沒有反映任何地主和佃戶的矛盾，相反，用秦晖先生的話來說，《水浒傳》講的就是一幫莊主（也就是地主）帶領莊客（也就是佃戶）來造官家（也就是政府）的反的故事。
《水浒傳》中大地主柴進的第一個大的舉動，是劫取“官家”的生辰綱。
而生辰綱這個東西，代表的是國家對民衆的橫征暴斂，而不是地主對佃戶的壓迫。
二 所以，中國曆史上絕大部分農民起義，反映出的是農民與政府的矛盾，而不是農民與地主的矛盾。
曆代農民起義，都是農民起來造官僚體系的反，造國家機器的反，而不是造地主階級的反。
《中國近代通史》也認為，真正導緻清朝衰亡的，不是所謂的土地兼并，“真正侵蝕王朝肌體、造成王朝衰敗的，其實正是淩駕于社會之上、充當社會調節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級官府”。
所以中國史書中并沒有“主逼佃反”這個詞，而隻有“官逼民反”。
陳勝、吳廣為什麼起義呢？是反抗秦代政府強迫他們服勞役，而不是反抗地主欺負他們。
李自成時代的口号是“迎闖王，不納糧”，這個不納糧的“糧”，并不是給地主交租子，而是指給政府交的稅賦，即所謂“皇糧國稅”。
如果說中國起義的農民都是佃農，是為了反對地主，那就應該提“免租”，不應該提出“免糧”這種口号，然而事實上，在大規模“農民戰争”中，從來沒有人提出過“免租”，提出的都是“抗役、抗糧、抗稅”的訴求，所抗的對象，都指向官府。
[11] 還有一個證據，曆代農民軍有目的地屠殺的對象，或者說發洩仇恨的對象，都是代表政府力量的官員和貴族，而不是普通地主。
陳勝初起兵之時，“諸郡縣苦秦吏暴，争殺其長吏，将以應勝”。
各地民衆都痛恨秦朝政府官吏的殘暴，争着殺掉地方官來迎接起義軍。
東晉孫恩起兵，“所至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辄肢解之”。
所至之處，把各縣縣令剁成肉醬，讓縣令的老婆孩子們吃，不肯吃則将其“肢解”。
這是什麼樣的仇和怨？ 隋末農民起義軍是“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
唐末黃巢陷京師，“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
南宋鐘相、楊幺農民起義軍也是“焚官府、城市、寺觀、神廟及豪右之家，殺官吏、儒生、僧道、巫醫、蔔祝及有仇隙之人”。
北宋方臘起義，“凡得官吏，必斷脔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镝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目的就是發洩仇恨。
而明末張獻忠、李自成起義，每破一城池，也是必先斬皇室宗親及地方官吏。
明末起義軍的一大特點是在誅戮明皇室成員時表現出的堅決、徹底，隻要是朱元璋的子孫後代，不論是主動投降還是被動俘獲，不論是立地不跪還是苦苦求生，不論是拒不交代藏寶地點，還是痛痛快快地獻出所有财富，結果都是一樣，一律誅滅。
史書中涉及王府在兵鋒下的遭遇，“盡”“皆”“合族”這樣的詞頻繁出現。
張獻忠攻占常德，“榮王宗室殆盡”；攻克重慶，蜀王朱常浩及其家人“盡殺之”；據有成都，蜀王朱至澎“合宗被害”……史家總結道：“凡王府宗支，不分順逆，不分軍民，是朱姓者盡皆誅殺。
” 最有代表性的是河南福王的下場。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陽，抓獲福王朱常洵。
這個300多斤的大胖子，以親王之尊跪趴在李自成面前，汗流浃背，乞求免死。
李自成不為所動，當衆斥責福王：“汝為親王，富甲天下。
當如此饑荒，不肯發分毫帑藏赈濟百姓，汝奴才也！”命左右把他拉下去，先痛打了40大闆，血肉橫飛之後，再一刀枭首，将頭顱示衆。
至于那300多斤的軀體，李自成也充分利用，“福王常洵遇害。
自成兵汋王血，雜鹿醢嘗之，名‘福祿酒’”，剔去毛發，拔掉指甲，又殺掉幾隻鹿，放在一起炖了幾大鍋，擺酒開宴，名叫“福祿酒會”。
閱讀這些材料，我們感受到的，都是農民階級對當時政權濃烈的仇與恨，因為官員和皇族都代表國家機器。
因此我們在曆史記載中也找不到佃戶以起義的方式反抗地主的證據，随處可見的倒是農民起義反抗政府的材料。
中國曆史上描寫農民起義的最著名的文學作品是《水浒傳》，然而這本書裡沒有反映任何地主和佃戶的矛盾，相反，用秦晖先生的話來說，《水浒傳》講的就是一幫莊主（也就是地主）帶領莊客（也就是佃戶）來造官家（也就是政府）的反的故事。
《水浒傳》中大地主柴進的第一個大的舉動，是劫取“官家”的生辰綱。
而生辰綱這個東西，代表的是國家對民衆的橫征暴斂，而不是地主對佃戶的壓迫。
二 所以，中國曆史上絕大部分農民起義，反映出的是農民與政府的矛盾，而不是農民與地主的矛盾。
曆代農民起義，都是農民起來造官僚體系的反，造國家機器的反，而不是造地主階級的反。
《中國近代通史》也認為，真正導緻清朝衰亡的，不是所謂的土地兼并，“真正侵蝕王朝肌體、造成王朝衰敗的，其實正是淩駕于社會之上、充當社會調節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級官府”。
所以中國史書中并沒有“主逼佃反”這個詞，而隻有“官逼民反”。
陳勝、吳廣為什麼起義呢？是反抗秦代政府強迫他們服勞役，而不是反抗地主欺負他們。
李自成時代的口号是“迎闖王，不納糧”，這個不納糧的“糧”，并不是給地主交租子，而是指給政府交的稅賦，即所謂“皇糧國稅”。
如果說中國起義的農民都是佃農，是為了反對地主，那就應該提“免租”，不應該提出“免糧”這種口号，然而事實上，在大規模“農民戰争”中，從來沒有人提出過“免租”，提出的都是“抗役、抗糧、抗稅”的訴求，所抗的對象，都指向官府。
[11] 還有一個證據，曆代農民軍有目的地屠殺的對象，或者說發洩仇恨的對象，都是代表政府力量的官員和貴族，而不是普通地主。
陳勝初起兵之時，“諸郡縣苦秦吏暴，争殺其長吏，将以應勝”。
各地民衆都痛恨秦朝政府官吏的殘暴，争着殺掉地方官來迎接起義軍。
東晉孫恩起兵，“所至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辄肢解之”。
所至之處，把各縣縣令剁成肉醬，讓縣令的老婆孩子們吃，不肯吃則将其“肢解”。
這是什麼樣的仇和怨？ 隋末農民起義軍是“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
唐末黃巢陷京師，“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
南宋鐘相、楊幺農民起義軍也是“焚官府、城市、寺觀、神廟及豪右之家，殺官吏、儒生、僧道、巫醫、蔔祝及有仇隙之人”。
北宋方臘起義，“凡得官吏，必斷脔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镝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目的就是發洩仇恨。
而明末張獻忠、李自成起義，每破一城池，也是必先斬皇室宗親及地方官吏。
明末起義軍的一大特點是在誅戮明皇室成員時表現出的堅決、徹底，隻要是朱元璋的子孫後代，不論是主動投降還是被動俘獲，不論是立地不跪還是苦苦求生，不論是拒不交代藏寶地點，還是痛痛快快地獻出所有财富，結果都是一樣，一律誅滅。
史書中涉及王府在兵鋒下的遭遇，“盡”“皆”“合族”這樣的詞頻繁出現。
張獻忠攻占常德，“榮王宗室殆盡”；攻克重慶，蜀王朱常浩及其家人“盡殺之”；據有成都，蜀王朱至澎“合宗被害”……史家總結道：“凡王府宗支，不分順逆，不分軍民，是朱姓者盡皆誅殺。
” 最有代表性的是河南福王的下場。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陽，抓獲福王朱常洵。
這個300多斤的大胖子，以親王之尊跪趴在李自成面前，汗流浃背，乞求免死。
李自成不為所動，當衆斥責福王：“汝為親王，富甲天下。
當如此饑荒，不肯發分毫帑藏赈濟百姓，汝奴才也！”命左右把他拉下去，先痛打了40大闆，血肉橫飛之後，再一刀枭首，将頭顱示衆。
至于那300多斤的軀體，李自成也充分利用，“福王常洵遇害。
自成兵汋王血，雜鹿醢嘗之，名‘福祿酒’”，剔去毛發，拔掉指甲，又殺掉幾隻鹿，放在一起炖了幾大鍋，擺酒開宴，名叫“福祿酒會”。
閱讀這些材料，我們感受到的，都是農民階級對當時政權濃烈的仇與恨，因為官員和皇族都代表國家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