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關于“封建”與“郡縣”的2000年争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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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不如商周。
看來郡縣制這個事，其實是不利于最高統治者的，導緻他們享國時間大大縮短。
三 中國會頻繁地改朝換代，一個重要因素是頻繁的農民起義。
自秦始皇以來，每隔百十年，華夏大地上就會有一次大的農民起義來“沉重打擊地主階級的統治，部分地調整生産關系，迫使後繼王朝調整統治政策，推動曆史前進”。
那些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我們耳熟能詳：陳勝吳廣、紅巾黃巾、黃巢赤眉、瓦崗寨梁山泊、李自成洪秀全……除去這些大型起義之外，地區性、局部性的起義更是遍布中國曆史的每一頁。
據學者們統計，僅清代，清初以後200多年間，《清實錄》記載的農民起義在300次以上，平均每年一次還多。
中國曆史還有一個規律，就是建立在大規模農民起義基礎上的王朝一般都十分長壽。
我們前面提到，秦、隋和元都在漫長的分裂後實現了統一。
但秦朝隻存在了15年。
而接下來建立在秦末農民大起義基礎上的西漢王朝卻活了200多年。
隋37年而亡，而接下來建立在隋末農民大起義基礎上的唐朝也是200多年。
元隻存在了不到100年，而分别建立在元末農民大起義和明末農民大起義基礎上的明朝和清朝存續時間都超過200年。
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在秦、隋、元前面，沒有一個農民大起義來徹底打碎舊的社會結構。
而接下來的長壽王朝，都是在農民大起義的基礎上建立的，這些農民起義把原來的社會破壞得很徹底。
這就是所謂“大亂達到大治”。
[1] 而全國範圍内的大型農民起義也是郡縣制下的獨有現象。
封建制下從來沒有發生過全國規模的農民起義。
夏商周三代，隻有一個小規模的“國人暴動”，而且暴動的目的不是推翻周朝，實際上是統治階級的“内部矛盾”。
夏商周三朝的政權變化，包括西周變為東周，都與農民起義無關。
而大一統郡縣制建立不過15年，中國曆史上第一場大的農民起義，以陳勝、吳廣為代表的秦末農民大起義就轟轟烈烈地發動起來了。
四 在古代，中國學者熱衷對比封建制和郡縣制。
近代以來，西方學者則喜歡探讨中國的大一統與歐洲式的分裂各有什麼優缺點。
在啟蒙時代之後，歐洲學者關于這一點就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
随着環球航道的開通，一些傳教士來到了中國，在這裡的所聞所見帶給他們很大震撼。
當時歐洲四分五裂，戰争連綿，中國卻是個統一的大帝國，幾千年來一直延續着一種文明。
在傳教士看來，中國有賢明的君主、良好的法律、健全的行政機構，比歐洲強太多了。
傳教士在發往歐洲的信中，對中國大加贊賞，還把中國的“四書五經”翻譯到了歐洲。
因此，歐洲文化界的許多著名學者都對中國文化大感興趣，在歐洲掀起了“中國熱”。
當然，還有一類學者認為歐洲模式更好，他們認為，中國大一統有利于穩定，但是容易造成文明的“僵化”。
而歐洲的動蕩紛争，有利于保持文明的活力。
因此，這些學者對中國有一種聽起來讓人很不舒服的評價。
孟德斯鸠說：“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專制的原則是恐怖，專制的目的是平靜。
”英國曆史學家麥考萊（Macaulay）将中國文明比拟為《格列佛遊記》裡的“斯特魯布魯格人”，也就是一種奇特的長生不老之人。
他們雖然垂垂老矣，但是永遠無法死去，深陷在痛苦中不得解脫。
麥考萊在論文中說：“為了避免中國的命運，歐洲付出了1000年野蠻生活的代價。
”這個代價在他們看來是值得的。
毫無疑問，這些說法都帶有明顯的“西方中心論”的色彩。
五 其實，我們提到的這兩個争論，封建制好還是郡縣制好，中國式的大一統好還是歐洲式的分裂好，本質上是一樣的。
因為歐洲分裂時代，也就是封建制時代。
從羅馬帝國崩潰後，歐洲就是貴族分封、小國林立，和中國周代一樣。
因此，這兩個争論實際是一個争論，那就是封建制和大一統郡縣制各有什麼優劣。
我們在前面對比了中國曆史内部的周制和秦制下王朝的
看來郡縣制這個事，其實是不利于最高統治者的，導緻他們享國時間大大縮短。
三 中國會頻繁地改朝換代，一個重要因素是頻繁的農民起義。
自秦始皇以來，每隔百十年，華夏大地上就會有一次大的農民起義來“沉重打擊地主階級的統治，部分地調整生産關系，迫使後繼王朝調整統治政策，推動曆史前進”。
那些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我們耳熟能詳：陳勝吳廣、紅巾黃巾、黃巢赤眉、瓦崗寨梁山泊、李自成洪秀全……除去這些大型起義之外，地區性、局部性的起義更是遍布中國曆史的每一頁。
據學者們統計，僅清代，清初以後200多年間，《清實錄》記載的農民起義在300次以上，平均每年一次還多。
中國曆史還有一個規律，就是建立在大規模農民起義基礎上的王朝一般都十分長壽。
我們前面提到，秦、隋和元都在漫長的分裂後實現了統一。
但秦朝隻存在了15年。
而接下來建立在秦末農民大起義基礎上的西漢王朝卻活了200多年。
隋37年而亡，而接下來建立在隋末農民大起義基礎上的唐朝也是200多年。
元隻存在了不到100年，而分别建立在元末農民大起義和明末農民大起義基礎上的明朝和清朝存續時間都超過200年。
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在秦、隋、元前面，沒有一個農民大起義來徹底打碎舊的社會結構。
而接下來的長壽王朝，都是在農民大起義的基礎上建立的，這些農民起義把原來的社會破壞得很徹底。
這就是所謂“大亂達到大治”。
[1] 而全國範圍内的大型農民起義也是郡縣制下的獨有現象。
封建制下從來沒有發生過全國規模的農民起義。
夏商周三代，隻有一個小規模的“國人暴動”，而且暴動的目的不是推翻周朝，實際上是統治階級的“内部矛盾”。
夏商周三朝的政權變化，包括西周變為東周，都與農民起義無關。
而大一統郡縣制建立不過15年，中國曆史上第一場大的農民起義，以陳勝、吳廣為代表的秦末農民大起義就轟轟烈烈地發動起來了。
四 在古代，中國學者熱衷對比封建制和郡縣制。
近代以來，西方學者則喜歡探讨中國的大一統與歐洲式的分裂各有什麼優缺點。
在啟蒙時代之後，歐洲學者關于這一點就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
随着環球航道的開通，一些傳教士來到了中國，在這裡的所聞所見帶給他們很大震撼。
當時歐洲四分五裂，戰争連綿，中國卻是個統一的大帝國，幾千年來一直延續着一種文明。
在傳教士看來，中國有賢明的君主、良好的法律、健全的行政機構，比歐洲強太多了。
傳教士在發往歐洲的信中，對中國大加贊賞，還把中國的“四書五經”翻譯到了歐洲。
因此，歐洲文化界的許多著名學者都對中國文化大感興趣，在歐洲掀起了“中國熱”。
當然，還有一類學者認為歐洲模式更好，他們認為，中國大一統有利于穩定，但是容易造成文明的“僵化”。
而歐洲的動蕩紛争，有利于保持文明的活力。
因此，這些學者對中國有一種聽起來讓人很不舒服的評價。
孟德斯鸠說：“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專制的原則是恐怖，專制的目的是平靜。
”英國曆史學家麥考萊（Macaulay）将中國文明比拟為《格列佛遊記》裡的“斯特魯布魯格人”，也就是一種奇特的長生不老之人。
他們雖然垂垂老矣，但是永遠無法死去，深陷在痛苦中不得解脫。
麥考萊在論文中說：“為了避免中國的命運，歐洲付出了1000年野蠻生活的代價。
”這個代價在他們看來是值得的。
毫無疑問，這些說法都帶有明顯的“西方中心論”的色彩。
五 其實，我們提到的這兩個争論，封建制好還是郡縣制好，中國式的大一統好還是歐洲式的分裂好，本質上是一樣的。
因為歐洲分裂時代，也就是封建制時代。
從羅馬帝國崩潰後，歐洲就是貴族分封、小國林立，和中國周代一樣。
因此，這兩個争論實際是一個争論，那就是封建制和大一統郡縣制各有什麼優劣。
我們在前面對比了中國曆史内部的周制和秦制下王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