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漢代對秦代的重大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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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是法家化了的儒家，外表是儒家，骨子裡是法家。
這是怎麼回事呢？這是因為董仲舒對儒家思想進行了一番偷天換日的根本改造，讓儒家思想變得和以前有了很大差别。
怎麼改造的呢？我們先來看一個詞，叫作“三綱五常”。
我們後世一提起儒家，就經常會想起這個詞，因此很多人都認為這“三綱”是儒家提出來的。
但是事實上，這是法家的的東西而不是儒家的。
“三綱”，最早是法家的說法。
韓非子說過：“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
”大臣在君主面前，兒子在父親面前，妻子在丈夫面前，都隻能馴服，不能反抗。
這顯然是和儒家思想完全相反的。
儒家是強調權責對應的。
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說君首先要像一個君，臣才能像一個臣；父首先要像個父，子才能像個子。
所以“君使臣”和“臣侍君”都要各按“禮”而為。
這種原則，多少有點契約的意味。
因此，儒家是反對法家這種單向的三綱的。
那麼，為什麼後來三綱成了儒家思想的代表性詞彙呢？ 主要是董仲舒的“點金成石”，把孔孟之道和韓非子的思想巧妙地嫁接在了一起。
董仲舒對儒學的改造，優點是保留了儒家以天命恐吓君主的理論，而且發展出一套裝神弄鬼的谶緯之學，就是通過種種迷信，什麼“占星”“望氣”之類，來分析“上天”的想法，判斷上天對皇帝滿意不滿意。
如果地震了、天災了，皇帝就要反省了，是不是自己哪點做得不對？就得洗個澡，靜坐，反思自己。
也就是說，董仲舒要求皇帝要重視天命，通過“上天示警”讓皇帝有所約束，不要胡作非為，否則就可能亡國。
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周代文化的核心成果。
但是與此同時，董仲舒又和韓非子一樣，把皇帝推到了至高無上的絕對化地位，甚至他在有些方面說得比韓非子還要過格。
為了強化皇帝的地位，他不惜穿鑿附會，尋找神學上的根據。
他說：“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
”王是三橫一豎，三橫，代表天、地、人，一豎，代表貫通。
皇權是貫通天地的。
他說，皇帝是整個國家的心髒，“海内之心懸于天子”，臣民與皇帝的關系，就像四肢與“心”的關系一樣：“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
”（《春秋繁露》）心在想什麼，四肢就要想辦法來滿足心的需求；皇帝喜歡什麼，百姓就要順他的意。
所以天下臣民必須無條件地服從皇帝：“民之從主也，如草木之應四時也。
”臣民要無條件順從君主，“體不可以不順，臣不可以不忠”。
（《春秋繁露》）這些話比韓非子說得還要到位，皇帝聽起來當然會感覺很舒服，因此，董仲舒明确提出了“三綱說”：君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皇帝夫可以不夫，婦不可以不婦。
由此，權利變成了單向的、絕對的。
董仲舒還繼承了韓非子的法、術、勢思想，強調一定要大樹特樹皇帝的權威。
《春秋繁露》說：“君之所以為君者，威也。
……威分則失權。
”董仲舒所謂的“威”即是韓非所說的“勢”，都是指帝王獨斷專行的權威。
一定要強化皇帝權威，同時還要愚民。
法家一直是主張愚民的。
董仲舒也說，民的意思就是“瞑”，就是愚昧無知的意思，因此“可使守事從上而已”，隻能老老實實地聽上級的命令。
所以梁漱溟曾經說，董仲舒的這套改革，“把生動的理性、活潑的情理僵化了，使得忠孝貞節泥于形式，浸失原意，變成統治權威的工具，那就成了毒品而害人。
三綱五常所以被詛咒為吃人禮教，要即在此”[5]。
四 漢武帝獨尊儒術，一方面，讓皇權獲得了仁義道德的外衣，比以前冠冕堂皇多了，對皇權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約束。
但是另一方面，卻并不妨礙皇權的實際運作。
我們用蓋房子來打比方，如果說秦始皇是澆築起了房屋的骨架，奠定了專制制度的基礎，那麼漢武帝則抓意識形态建設，用儒家思想對房屋進行了裝修：房子一裝修，就好看多了。
但是，這個房子的本質結構并沒有變。
《漢書·元帝紀》記載，漢元帝做太子時，看到父親漢宣帝經常用嚴刑峻法，就勸父親，咱們的老祖宗不是告訴咱們要以儒治國嗎？您怎麼忘了？漢宣帝勃然變色，告訴他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意思是說，你小子懂什麼？我們漢王朝的統治秘訣就是“霸王道雜之”，表面上是孔子的王道，實際上是秦始皇的霸道。
所以到了漢代，大一統專制制度才變得“剛柔相濟”，初步成熟。
這也是漢代統治比較長久的重要原因。
因此形成了中華帝國的第一階段——秦漢帝國。
以後中國政治發展的主要邏輯，就是外儒内法：外表越來越儒家，本質卻越來越法家。
這是怎麼回事呢？這是因為董仲舒對儒家思想進行了一番偷天換日的根本改造，讓儒家思想變得和以前有了很大差别。
怎麼改造的呢？我們先來看一個詞，叫作“三綱五常”。
我們後世一提起儒家，就經常會想起這個詞，因此很多人都認為這“三綱”是儒家提出來的。
但是事實上，這是法家的的東西而不是儒家的。
“三綱”，最早是法家的說法。
韓非子說過：“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
”大臣在君主面前，兒子在父親面前，妻子在丈夫面前，都隻能馴服，不能反抗。
這顯然是和儒家思想完全相反的。
儒家是強調權責對應的。
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說君首先要像一個君，臣才能像一個臣；父首先要像個父，子才能像個子。
所以“君使臣”和“臣侍君”都要各按“禮”而為。
這種原則，多少有點契約的意味。
因此，儒家是反對法家這種單向的三綱的。
那麼，為什麼後來三綱成了儒家思想的代表性詞彙呢？ 主要是董仲舒的“點金成石”，把孔孟之道和韓非子的思想巧妙地嫁接在了一起。
董仲舒對儒學的改造，優點是保留了儒家以天命恐吓君主的理論，而且發展出一套裝神弄鬼的谶緯之學，就是通過種種迷信，什麼“占星”“望氣”之類，來分析“上天”的想法，判斷上天對皇帝滿意不滿意。
如果地震了、天災了，皇帝就要反省了，是不是自己哪點做得不對？就得洗個澡，靜坐，反思自己。
也就是說，董仲舒要求皇帝要重視天命，通過“上天示警”讓皇帝有所約束，不要胡作非為，否則就可能亡國。
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周代文化的核心成果。
但是與此同時，董仲舒又和韓非子一樣，把皇帝推到了至高無上的絕對化地位，甚至他在有些方面說得比韓非子還要過格。
為了強化皇帝的地位，他不惜穿鑿附會，尋找神學上的根據。
他說：“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
”王是三橫一豎，三橫，代表天、地、人，一豎，代表貫通。
皇權是貫通天地的。
他說，皇帝是整個國家的心髒，“海内之心懸于天子”，臣民與皇帝的關系，就像四肢與“心”的關系一樣：“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
”（《春秋繁露》）心在想什麼，四肢就要想辦法來滿足心的需求；皇帝喜歡什麼，百姓就要順他的意。
所以天下臣民必須無條件地服從皇帝：“民之從主也，如草木之應四時也。
”臣民要無條件順從君主，“體不可以不順，臣不可以不忠”。
（《春秋繁露》）這些話比韓非子說得還要到位，皇帝聽起來當然會感覺很舒服，因此，董仲舒明确提出了“三綱說”：君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皇帝夫可以不夫，婦不可以不婦。
由此，權利變成了單向的、絕對的。
董仲舒還繼承了韓非子的法、術、勢思想，強調一定要大樹特樹皇帝的權威。
《春秋繁露》說：“君之所以為君者，威也。
……威分則失權。
”董仲舒所謂的“威”即是韓非所說的“勢”，都是指帝王獨斷專行的權威。
一定要強化皇帝權威，同時還要愚民。
法家一直是主張愚民的。
董仲舒也說，民的意思就是“瞑”，就是愚昧無知的意思，因此“可使守事從上而已”，隻能老老實實地聽上級的命令。
所以梁漱溟曾經說，董仲舒的這套改革，“把生動的理性、活潑的情理僵化了，使得忠孝貞節泥于形式，浸失原意，變成統治權威的工具，那就成了毒品而害人。
三綱五常所以被詛咒為吃人禮教，要即在此”[5]。
四 漢武帝獨尊儒術，一方面，讓皇權獲得了仁義道德的外衣，比以前冠冕堂皇多了，對皇權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約束。
但是另一方面，卻并不妨礙皇權的實際運作。
我們用蓋房子來打比方，如果說秦始皇是澆築起了房屋的骨架，奠定了專制制度的基礎，那麼漢武帝則抓意識形态建設，用儒家思想對房屋進行了裝修：房子一裝修，就好看多了。
但是，這個房子的本質結構并沒有變。
《漢書·元帝紀》記載，漢元帝做太子時，看到父親漢宣帝經常用嚴刑峻法，就勸父親，咱們的老祖宗不是告訴咱們要以儒治國嗎？您怎麼忘了？漢宣帝勃然變色，告訴他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意思是說，你小子懂什麼？我們漢王朝的統治秘訣就是“霸王道雜之”，表面上是孔子的王道，實際上是秦始皇的霸道。
所以到了漢代，大一統專制制度才變得“剛柔相濟”，初步成熟。
這也是漢代統治比較長久的重要原因。
因此形成了中華帝國的第一階段——秦漢帝國。
以後中國政治發展的主要邏輯，就是外儒内法：外表越來越儒家，本質卻越來越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