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漢代對秦代的重大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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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大升級。
要升級，首先要判斷是哪個部分出了問題。
漢代君臣經過會診後認為，秦代失敗，主要原因有兩個。
一個是汲取過度，興奮起來刹不住閘。
所以要為這一絞肉機安上暫停按鈕，為這個高速列車裝上刹車裝置。
另一個原因是思想文化建設出了問題。
秦朝沒有成功地建立起一個有說服力的信仰和價值系統。
法家的那套東西，本身是隻能做不能說的，公開依靠法家，就把自己的統治秘訣暴露給了天下。
所以要在意識形态上進行僞裝。
所以漢代初年遵奉黃老之術，也就是“無為而治”。
要大幅度地降低稅賦率，從收一半，到“十五賦一”，就是從50%降到約6%，景帝時又改成三十稅一，與民休息。
同時改革法律，廢除很多殘酷的刑罰，不能動不動就把人關進監獄，砍手砍腳。
這個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文景時期是黃老之治的典型，皇帝居然穿草鞋上朝，後世稱之為“文景之治”。
這是漢代吸取秦代教訓，做出的第一個反應。
第二個反應，是抛棄法家理論作為指導思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把儒家學說作為大漢帝國的門面工程，讓老百姓相信，皇帝是為他們服務的。
讓儒術成為帝國所有知識分子的信仰系統，在思想上完成真正的統一。
這是一個比“無為而治”影響更深遠的舉措。
三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事，值得我們細說。
為什麼呢？因為漢武帝這個人，看起來并不像個喜歡儒家思想的人，而更像是秦始皇再世。
漢武帝是一個性格非常強悍、非常想大有作為的皇帝。
他的性格、做事的方式，都酷似秦始皇。
他在統治期内，也是拼命地搞财政擴張，千方百計汲取更多的财政收入，然後“做大事”：東并朝鮮，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同時還興修起數十座雄偉的宮殿和自己的豪華陵墓，不斷搞聲勢浩大的巡遊。
最後搞得老百姓承擔不了這樣大的壓力，各地開始造反，西漢差一點兒亡在他手裡。
這樣一個人，當然不會繼續用黃老之術來作為指導思想。
黃老無為，而他是“大有為”。
但是也沒法繼續用法家思想，因為法家思想已經臭名昭著。
那麼怎麼辦呢？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漢武帝召集全國著名學者到長安開會，讨論帝國的思想文化建設問題，到底應該把什麼确立為大漢帝國的指導思想呢？ 有一個叫董仲舒的人建議說，不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這個建議，其實和漢武帝的性格并不那麼合拍。
儒家和法家不一樣。
儒家并不是一個馴服的學派。
它是頭上長角身上帶刺的。
法家是拍馬屁的能手，“法今王”，誰在位，我就擁護誰。
儒家是“法先王”，批評在位的君主。
所以法家是沒骨頭的，儒家是有骨頭的。
儒家首創“民貴君輕”之論，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甚至說出“君視臣如草芥，臣視君如寇仇”這樣在兩千多年後的今天聽起來仍然很大膽的話。
儒家公開主張稱，如果皇帝不仁，臣子可以推翻他。
所以直到漢武帝的父親漢景帝在位的時候，還有一些儒生堅持“推翻暴君有理”的湯武革命思想。
《史記》記載，有一個儒生叫轅固生，在漢景帝面前和黃老學派的黃生争論一個問題：商湯推翻夏桀到底是什麼性質。
到底是正義的革命事業，還是以下犯上的大逆不道呢？轅固生說，商湯推翻夏桀是合理的，為什麼呢？民心就是天命。
夏桀胡作非為，失去了民心，就應該被得民心的人推翻，這是天經地義的。
而黃生卻說：“冠雖敝，必加于首。
履雖新，必關于足。
”帽子即使舊了，也要戴在頭上，鞋子不管多新，也隻能穿在腳下。
“桀纣雖失道，然君上也。
湯武雖聖，臣下也。
”臣子推翻君主，這就相當于把鞋子戴在頭上。
君主不管有什麼過錯，都不能推翻。
而且隻有臣錯而無君錯，君主有過錯，臣子應該勸谏，你不能有效地勸谏天子，反而把他殺了，你就是大逆不道，是篡弑，這沒啥說的。
轅固生一聽，說了這樣一句話：“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意思是那按你這麼說，咱們高皇帝劉邦推翻秦朝的皇帝，是大逆不道了？ 這樣一來，黃生張口結舌，不敢回答了。
漢景帝是個老好人，隻好出來打圓場，他說：“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
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
”吃肉不吃有毒素的馬肝，并不說明你不是美食家。
學術不研究湯武受命這一段，也不說明你就不是學者。
意思就是要把這個問題挂起來，不争論。
“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以後這個問題就被列為學術禁區，不能研究了。
從這一段記載我們能看出，儒家那種從道不從君的勁頭，是讓統治者感覺很不舒服的。
換句話說，儒家學說和大一統專制本身，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
[4] 那麼，漢武帝怎麼會決定獨尊儒術呢？ 因為漢武帝獨尊的儒術，和儒家的本來面貌已經不一樣了。
為漢武帝所用的儒家，
要升級，首先要判斷是哪個部分出了問題。
漢代君臣經過會診後認為，秦代失敗，主要原因有兩個。
一個是汲取過度，興奮起來刹不住閘。
所以要為這一絞肉機安上暫停按鈕，為這個高速列車裝上刹車裝置。
另一個原因是思想文化建設出了問題。
秦朝沒有成功地建立起一個有說服力的信仰和價值系統。
法家的那套東西，本身是隻能做不能說的，公開依靠法家，就把自己的統治秘訣暴露給了天下。
所以要在意識形态上進行僞裝。
所以漢代初年遵奉黃老之術，也就是“無為而治”。
要大幅度地降低稅賦率，從收一半，到“十五賦一”，就是從50%降到約6%，景帝時又改成三十稅一，與民休息。
同時改革法律，廢除很多殘酷的刑罰，不能動不動就把人關進監獄，砍手砍腳。
這個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文景時期是黃老之治的典型，皇帝居然穿草鞋上朝，後世稱之為“文景之治”。
這是漢代吸取秦代教訓，做出的第一個反應。
第二個反應，是抛棄法家理論作為指導思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把儒家學說作為大漢帝國的門面工程，讓老百姓相信，皇帝是為他們服務的。
讓儒術成為帝國所有知識分子的信仰系統，在思想上完成真正的統一。
這是一個比“無為而治”影響更深遠的舉措。
三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事，值得我們細說。
為什麼呢？因為漢武帝這個人，看起來并不像個喜歡儒家思想的人，而更像是秦始皇再世。
漢武帝是一個性格非常強悍、非常想大有作為的皇帝。
他的性格、做事的方式，都酷似秦始皇。
他在統治期内，也是拼命地搞财政擴張，千方百計汲取更多的财政收入，然後“做大事”：東并朝鮮，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同時還興修起數十座雄偉的宮殿和自己的豪華陵墓，不斷搞聲勢浩大的巡遊。
最後搞得老百姓承擔不了這樣大的壓力，各地開始造反，西漢差一點兒亡在他手裡。
這樣一個人，當然不會繼續用黃老之術來作為指導思想。
黃老無為，而他是“大有為”。
但是也沒法繼續用法家思想，因為法家思想已經臭名昭著。
那麼怎麼辦呢？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漢武帝召集全國著名學者到長安開會，讨論帝國的思想文化建設問題，到底應該把什麼确立為大漢帝國的指導思想呢？ 有一個叫董仲舒的人建議說，不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這個建議，其實和漢武帝的性格并不那麼合拍。
儒家和法家不一樣。
儒家并不是一個馴服的學派。
它是頭上長角身上帶刺的。
法家是拍馬屁的能手，“法今王”，誰在位，我就擁護誰。
儒家是“法先王”，批評在位的君主。
所以法家是沒骨頭的，儒家是有骨頭的。
儒家首創“民貴君輕”之論，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甚至說出“君視臣如草芥，臣視君如寇仇”這樣在兩千多年後的今天聽起來仍然很大膽的話。
儒家公開主張稱，如果皇帝不仁，臣子可以推翻他。
所以直到漢武帝的父親漢景帝在位的時候，還有一些儒生堅持“推翻暴君有理”的湯武革命思想。
《史記》記載，有一個儒生叫轅固生，在漢景帝面前和黃老學派的黃生争論一個問題：商湯推翻夏桀到底是什麼性質。
到底是正義的革命事業，還是以下犯上的大逆不道呢？轅固生說，商湯推翻夏桀是合理的，為什麼呢？民心就是天命。
夏桀胡作非為，失去了民心，就應該被得民心的人推翻，這是天經地義的。
而黃生卻說：“冠雖敝，必加于首。
履雖新，必關于足。
”帽子即使舊了，也要戴在頭上，鞋子不管多新，也隻能穿在腳下。
“桀纣雖失道，然君上也。
湯武雖聖，臣下也。
”臣子推翻君主，這就相當于把鞋子戴在頭上。
君主不管有什麼過錯，都不能推翻。
而且隻有臣錯而無君錯，君主有過錯，臣子應該勸谏，你不能有效地勸谏天子，反而把他殺了，你就是大逆不道，是篡弑，這沒啥說的。
轅固生一聽，說了這樣一句話：“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意思是那按你這麼說，咱們高皇帝劉邦推翻秦朝的皇帝，是大逆不道了？ 這樣一來，黃生張口結舌，不敢回答了。
漢景帝是個老好人，隻好出來打圓場，他說：“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
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
”吃肉不吃有毒素的馬肝，并不說明你不是美食家。
學術不研究湯武受命這一段，也不說明你就不是學者。
意思就是要把這個問題挂起來，不争論。
“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以後這個問題就被列為學術禁區，不能研究了。
從這一段記載我們能看出，儒家那種從道不從君的勁頭，是讓統治者感覺很不舒服的。
換句話說，儒家學說和大一統專制本身，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
[4] 那麼，漢武帝怎麼會決定獨尊儒術呢？ 因為漢武帝獨尊的儒術，和儒家的本來面貌已經不一樣了。
為漢武帝所用的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