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孔子為什麼經常夢到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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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發育起來之後出現的，因此君主的專制權力是有限的，君主權力不僅受法律、議會的制約，也受到各社會階層、利益團體的限制。
因此，雖然現在的西方國家都是大共同體，但是它們都保留了很多自治傳統。
比如今天美國社會超過一半的公共事務是由民衆自我管理完成的，美國人今天仍然認為，“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政治”。
因此阿夫納·格雷夫（AvnerGreif）在讨論西方文明成功的原因時，提出了一個基本的制度因子：西方人一直沒有失去自治能力。
當小共同體能夠在現代國家的結構中保存自己的自立性和創造性時，就能促進社會的繁榮和國家的興盛。
如果這種小共同體過早地被國家權力整合，社會的基本動力就消解了。
因為“文明的動力歸根結底來自社會基層。
當一個社會活躍着無數自治群體，每個人都參與社區事務的時候，這個社會才是健康的。
當一個社會把所有權力都由高高在上的政府壟斷，這個社會注定會失去活力”。
中國的“國家鞏固發生在社會其他力量建制化地組織起來以前”，因此君權得不到有效的約束。
周秦之變後，中國社會原有的那些小自治體和小共同體被消滅了，完全被官僚體系取代。
正如同法國曆史學家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描寫法國專制王權時期一樣，“中央集權下官僚機構的行政活動取代了地方民衆的公共生活”，社會因此沙漠化。
事實證明，這不利于一種文明和一個社會持續保持活力。
今天的中國當然不可能通過“反向的周秦之變”重新走回周制，走回小國寡民。
但是，儒家反對權力過度擴張，強調家族自治，對我們今天思考如何治理社會還是有啟發意義的。
事實上，後來的大儒顧炎武就提出以宗族力量來限制皇權，“無強宗是以無立國”，沒有強大的宗族就沒法立國。
他說唐代“貴士族而厚門蔭，蓋知封建之不可複，而寓其意于士大夫，以自衛于一旦倉皇之際”，唐代的君主雖然知道不能恢複封建制，但是還是保留了魏晉時再度發展起來的大家族制度，這樣的話，天下蒼黃之時，大家族可以用自己的力量自保。
雖然他對唐史的這種解讀不見得正确，但這正是儒家精神一以貫之的體現。
[1]塞缪爾·E.芬納：《統治史》（卷一），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第480頁。
[2]李根蟠：《從銀省山竹書〈田法〉看戰國畝産和生産率》，《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4期。
[3]喻中：《法家的現代性及其理解方式》，《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1月。
[4]呂思勉：《中國政治思想史》，中華書局，2014，第41頁。
[5]法家隻求實用，不講原則。
商鞅曾把禮樂、孝悌、誠信、仁義、非兵、羞戰，列為有害國家的“六虱”。
他說，隻有杜絕了“六虱”，國家才能強盛。
[6]徐良高：《中國早期文明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中原文物》2006年第2期。
[7]為了把農民捆綁在土地上，商鞅還明令“民無得擅徙”，這是束縛了中國人幾千年的“戶籍制度”的起源之一。
[8]韓非子在《五蠹》篇中說：“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
是境内之民，其言談者必軌于法，動作者歸之于功，為勇者盡之于軍。
”這個理想在秦國真的實現了。
[9]陳明：《從殷周之變到周秦之變——論中國古代社會基本結構的形成》，《社會學研究》1993年第2期。
[10]薛湧：《從中國文化的失敗看孔子的價值》，《随筆》，2008年第1期。
[11]郭俊岩：《中世紀西歐農民的日常活動與貧困化之探讨》，《台東師院學報》1988年第10期。
[12]秦晖：《傳統十論》，東方出版社，2014，第12頁。
[13]秦晖：《傳統十論》，東方出版社，2014。
[14]秦晖：《傳統十論》，東方出版社，2014，第149頁。
[15]《論語·述而》：“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 [16]漢代儒生并不把《論語》當成經典，隻當成普通讀物。
[17]薛湧：《學而時習之》，新星出版社，2007，第10頁。
因此，雖然現在的西方國家都是大共同體，但是它們都保留了很多自治傳統。
比如今天美國社會超過一半的公共事務是由民衆自我管理完成的，美國人今天仍然認為，“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政治”。
因此阿夫納·格雷夫（AvnerGreif）在讨論西方文明成功的原因時，提出了一個基本的制度因子：西方人一直沒有失去自治能力。
當小共同體能夠在現代國家的結構中保存自己的自立性和創造性時，就能促進社會的繁榮和國家的興盛。
如果這種小共同體過早地被國家權力整合，社會的基本動力就消解了。
因為“文明的動力歸根結底來自社會基層。
當一個社會活躍着無數自治群體，每個人都參與社區事務的時候，這個社會才是健康的。
當一個社會把所有權力都由高高在上的政府壟斷，這個社會注定會失去活力”。
中國的“國家鞏固發生在社會其他力量建制化地組織起來以前”，因此君權得不到有效的約束。
周秦之變後，中國社會原有的那些小自治體和小共同體被消滅了，完全被官僚體系取代。
正如同法國曆史學家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描寫法國專制王權時期一樣，“中央集權下官僚機構的行政活動取代了地方民衆的公共生活”，社會因此沙漠化。
事實證明，這不利于一種文明和一個社會持續保持活力。
今天的中國當然不可能通過“反向的周秦之變”重新走回周制，走回小國寡民。
但是，儒家反對權力過度擴張，強調家族自治，對我們今天思考如何治理社會還是有啟發意義的。
事實上，後來的大儒顧炎武就提出以宗族力量來限制皇權，“無強宗是以無立國”，沒有強大的宗族就沒法立國。
他說唐代“貴士族而厚門蔭，蓋知封建之不可複，而寓其意于士大夫，以自衛于一旦倉皇之際”，唐代的君主雖然知道不能恢複封建制，但是還是保留了魏晉時再度發展起來的大家族制度，這樣的話，天下蒼黃之時，大家族可以用自己的力量自保。
雖然他對唐史的這種解讀不見得正确，但這正是儒家精神一以貫之的體現。
[1]塞缪爾·E.芬納：《統治史》（卷一），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第480頁。
[2]李根蟠：《從銀省山竹書〈田法〉看戰國畝産和生産率》，《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4期。
[3]喻中：《法家的現代性及其理解方式》，《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1月。
[4]呂思勉：《中國政治思想史》，中華書局，2014，第41頁。
[5]法家隻求實用，不講原則。
商鞅曾把禮樂、孝悌、誠信、仁義、非兵、羞戰，列為有害國家的“六虱”。
他說，隻有杜絕了“六虱”，國家才能強盛。
[6]徐良高：《中國早期文明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中原文物》2006年第2期。
[7]為了把農民捆綁在土地上，商鞅還明令“民無得擅徙”，這是束縛了中國人幾千年的“戶籍制度”的起源之一。
[8]韓非子在《五蠹》篇中說：“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
是境内之民，其言談者必軌于法，動作者歸之于功，為勇者盡之于軍。
”這個理想在秦國真的實現了。
[9]陳明：《從殷周之變到周秦之變——論中國古代社會基本結構的形成》，《社會學研究》1993年第2期。
[10]薛湧：《從中國文化的失敗看孔子的價值》，《随筆》，2008年第1期。
[11]郭俊岩：《中世紀西歐農民的日常活動與貧困化之探讨》，《台東師院學報》1988年第10期。
[12]秦晖：《傳統十論》，東方出版社，2014，第12頁。
[13]秦晖：《傳統十論》，東方出版社，2014。
[14]秦晖：《傳統十論》，東方出版社，2014，第149頁。
[15]《論語·述而》：“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 [16]漢代儒生并不把《論語》當成經典，隻當成普通讀物。
[17]薛湧：《學而時習之》，新星出版社，2007，第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