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孔子為什麼經常夢到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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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血緣社會正在崩潰的過程中，孔子對“巧言令色”“人心不古”“禮壞樂崩”“世風日下”這些“陌生人社會”的苗頭非常敏感和痛心。
薛湧說：“從我們兩千多年後的人的角度看，在這方面，孔子可以說是最早看到專制将腐蝕了社會的基本道德規範的先知。
”[17] 所以孔子不光主張文化上要回到過去，連政治結構也要全面回歸小共同體時代，要“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恢複到周初那個一千七百多個小國并立的狀态。
這就和老子的主張不謀而合了。
孔子和老子都喜歡小國寡民的狀态，道理很簡單：隻有幾千人口的小國，才能形成一個“熟人社會”，才能像一個大家庭，才能讓“民德歸厚”。
孔子反對社會變化的第二個原因，是反對國家組織能力和汲取能力的提高，對民衆的壓迫加重。
《禮記·檀弓》記載了一個故事——也許不是史實，但是很傳神地說明了那個時代的氣氛：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
夫子式而聽之。
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
”而曰：“然。
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
”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于虎也！” 孔子經過泰山腳下，見到一位婦人在新墳前哀哀恸哭。
孔子停下了車，詢問是怎麼回事。
婦人說：“我是在哭三個人。
我的公公、丈夫和兒子都先後被老虎吃掉了。
”孔子很吃驚：“虎患如此嚴重，為什麼你們不離開這個地方呢？”婦人說：“因為這裡雖然有老虎，卻沒有嚴酷的政治剝削啊！” 孔子聽罷，發出了那句著名的感歎：嚴酷的政治比老虎還要兇猛！ 這隻老虎，就是越來越集權的國家。
孔子雖然未見到商鞅變法，但是他經曆了春秋戰國之際的第一次改革，也就是魯國的“初稅畝”。
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經界，徭役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
故魯宣公“初稅畝”，《春秋》譏焉。
（《漢書·卷二十四·食貨志第四上》） “初稅畝”是國家增強稅收能力的一種改革。
孔子對這種社會變化的趨勢非常敏感，明确表示反對。
四 面對“集權國家”這隻新出現的老虎，法家和儒家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
儒家想倒推曆史的車輪，回到過去，消滅這隻老虎；法家卻主張前進，主張更快地推動曆史的車輪，讓這隻老虎越來越兇猛。
那麼，我們反觀曆史的發展，孔子的主張顯然是脫離現實、不可能實現的。
人類社會從小共同體社會進入大共同體社會，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
中央集權國家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
秦王朝統一了度量衡，為建立全國性統一市場奠定了基礎；廢除了封建等級制，讓社會流動性大大增強，平民從底層向上奮鬥比以前容易多了。
特别是終結了各國混戰，天下大部分地區歸複和平。
這些都有利于大範圍内的物資和信息交流，在全世界遙遙領先。
歐洲一千多年後才結束了封建制，建立統一民族國家。
而日本則直到明治維新後，才做到這幾點。
王夫之因而說：“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封建毀而選舉行……勢相激而理随以易，意者其天乎。
”郡縣制比封建制有很多優勢，因此，它取代封建制，可以說是一種天意。
而且，儒學主張血緣關系解決一切社會問題，這也是一個過于簡單化的方案——這在小共同體時代也許可以實現，到大共同體階段顯然就不行了。
所以現在新儒學認為儒學包治百病，甚至認為“21世紀就是儒家的世紀”，我是不敢相信的。
但是，孔子的思想在今天也仍然有一定啟發作用。
是的，中國社會早晚要走出血緣紐帶，要走向大共同體，但是大共同體是否一定要采取秦國的方式？是否必然與小共同體不兼容？不見得。
在西方文化中，小共同體的傳統一直很深。
且不說希臘城邦是自治的，羅馬帝國結構中也保留了大量自治成分，歐洲中世紀的莊園也是小共同體，有自己的法庭，能解決自己的内部問題。
中世紀後期出現的自治城市，更是現代西方民主的重要起源。
這造成了西歐近代大共同體即集權國家和中國式中央集權的不同：歐洲集權國家是在議會、自治城市、行會等多種社會力
薛湧說：“從我們兩千多年後的人的角度看，在這方面，孔子可以說是最早看到專制将腐蝕了社會的基本道德規範的先知。
”[17] 所以孔子不光主張文化上要回到過去，連政治結構也要全面回歸小共同體時代，要“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恢複到周初那個一千七百多個小國并立的狀态。
這就和老子的主張不謀而合了。
孔子和老子都喜歡小國寡民的狀态，道理很簡單：隻有幾千人口的小國，才能形成一個“熟人社會”，才能像一個大家庭，才能讓“民德歸厚”。
孔子反對社會變化的第二個原因，是反對國家組織能力和汲取能力的提高，對民衆的壓迫加重。
《禮記·檀弓》記載了一個故事——也許不是史實，但是很傳神地說明了那個時代的氣氛：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
夫子式而聽之。
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
”而曰：“然。
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
”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于虎也！” 孔子經過泰山腳下，見到一位婦人在新墳前哀哀恸哭。
孔子停下了車，詢問是怎麼回事。
婦人說：“我是在哭三個人。
我的公公、丈夫和兒子都先後被老虎吃掉了。
”孔子很吃驚：“虎患如此嚴重，為什麼你們不離開這個地方呢？”婦人說：“因為這裡雖然有老虎，卻沒有嚴酷的政治剝削啊！” 孔子聽罷，發出了那句著名的感歎：嚴酷的政治比老虎還要兇猛！ 這隻老虎，就是越來越集權的國家。
孔子雖然未見到商鞅變法，但是他經曆了春秋戰國之際的第一次改革，也就是魯國的“初稅畝”。
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經界，徭役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
故魯宣公“初稅畝”，《春秋》譏焉。
（《漢書·卷二十四·食貨志第四上》） “初稅畝”是國家增強稅收能力的一種改革。
孔子對這種社會變化的趨勢非常敏感，明确表示反對。
四 面對“集權國家”這隻新出現的老虎，法家和儒家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
儒家想倒推曆史的車輪，回到過去，消滅這隻老虎；法家卻主張前進，主張更快地推動曆史的車輪，讓這隻老虎越來越兇猛。
那麼，我們反觀曆史的發展，孔子的主張顯然是脫離現實、不可能實現的。
人類社會從小共同體社會進入大共同體社會，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
中央集權國家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
秦王朝統一了度量衡，為建立全國性統一市場奠定了基礎；廢除了封建等級制，讓社會流動性大大增強，平民從底層向上奮鬥比以前容易多了。
特别是終結了各國混戰，天下大部分地區歸複和平。
這些都有利于大範圍内的物資和信息交流，在全世界遙遙領先。
歐洲一千多年後才結束了封建制，建立統一民族國家。
而日本則直到明治維新後，才做到這幾點。
王夫之因而說：“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封建毀而選舉行……勢相激而理随以易，意者其天乎。
”郡縣制比封建制有很多優勢，因此，它取代封建制，可以說是一種天意。
而且，儒學主張血緣關系解決一切社會問題，這也是一個過于簡單化的方案——這在小共同體時代也許可以實現，到大共同體階段顯然就不行了。
所以現在新儒學認為儒學包治百病，甚至認為“21世紀就是儒家的世紀”，我是不敢相信的。
但是，孔子的思想在今天也仍然有一定啟發作用。
是的，中國社會早晚要走出血緣紐帶，要走向大共同體，但是大共同體是否一定要采取秦國的方式？是否必然與小共同體不兼容？不見得。
在西方文化中，小共同體的傳統一直很深。
且不說希臘城邦是自治的，羅馬帝國結構中也保留了大量自治成分，歐洲中世紀的莊園也是小共同體，有自己的法庭，能解決自己的内部問題。
中世紀後期出現的自治城市，更是現代西方民主的重要起源。
這造成了西歐近代大共同體即集權國家和中國式中央集權的不同：歐洲集權國家是在議會、自治城市、行會等多種社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