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影響深遠的周秦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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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了，貴族階層被整體消滅了，六國貴族活下來的都被遷到了首都，不再有封地了。
原來的封地全部變成郡縣，由皇帝派地方官管理。
地方官治理的邏輯和世襲貴族是不一樣的，他們的權力和地位完全來自皇帝，所以他們唯皇帝之命是聽，不在乎被他們統治的老百姓對他們怎麼看，因為他們是“流官”，幹幾年就走。
皇帝的命令因此很容易直接貫徹到社會最底層，想要收多少稅，馬上就能收上來；想要調動多少人修長城，馬上就能調動起來，不必管百姓的死活。
所以，秦朝和漢朝出現了許多“酷吏”。
接下來，秦始皇又對民間的家族制度動手：貴族雖然沒有了，但是血緣家族仍然是有效的民間組織形式，人們如果忠于家族，就會妨礙他忠于國家。
儒家認為，孝子就是忠臣，所以求忠臣于孝子之門。
而法家的邏輯完全相反，韓非子認為，“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
我們不要孝子，隻要忠臣，因為孝子隻重視他爹，不能盡忠國家。
所以秦代和漢代都鼓勵老百姓分家，甚至強迫老百姓分家。
規定“不得族居”，“民有二男不分異者倍其賦”，“父子兄弟同室共息者為禁”，就是說姓一個姓的不能住在一個地方，家裡有兩個成年男人就必須分成兩家，父子或者兄弟倆不能住在同一個房間。
這樣做的目的當然就是強制解散大家庭，把一夫一婦的個體家庭作為最基本的社會細胞。
這樣民衆就原子化了，變成由最高統治者直接控制的“編戶齊民”。
有人會疑惑，說分家，老百姓就會老老實實分家嗎？說打散血緣紐帶，就真的能打散嗎？一個社會的傳統是很難一下子改變的，官方的命令在社會上不一定能真的執行。
但是大量的學術研究成果證明，秦漢三國時代還真做到了這一點，通過強有力的權力高壓實現了基層社會原子化——秦簡漢簡中有很多證據。
秦晖先生着重研究了20世紀末發現的長沙走馬樓吳簡，他發現在三國時代，長沙一帶所有自然村的姓氏極度分散。
分散到什麼程度呢？一個村子如果有40戶人家，那麼，這40家至少包含20個姓氏。
有一個姓氏在這一帶共有70戶，結果分散在70個村子裡，每村隻有一戶。
這顯然是政府強迫原來的家族分家，把他們均勻地遷徙的結果，目的是徹底打散家族紐帶。
秦晖說，這是“極端的多姓雜居狀态”，“其雜居的程度已經達到顯得不自然的程度，令人懷疑是否有人為的‘不許族居’政策的結果”。
[12] 我們知道，三國時代是世家大族與皇權分庭抗禮的時期，然而在皇權能控制的直接區域，宗族仍然被打散得如此徹底，更何況在秦朝和漢初。
這還不是一個地方的偶然現象。
秦晖先生考察了上至秦漢，下到唐宋，包括湖南（長沙一帶）、湖北（江陵一帶）、四川（成都平原）、中原（洛陽一帶）、河西走廊（張掖—敦煌一線）等地的曆史資料，他發現，從内地到邊疆，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全都是非宗族化的鄉村，沒有任何一例聚族而居的。
這說明秦制為了打散家族的控制，花了很大的力氣。
有人說，不對，我們南方的很多村子隻有一個姓。
這個基本都是宋代之後宗族複興的結果。
[13] 所以，在周秦之變後，小共同體社會變成了大共同體社會，導緻中國人的生存邏輯發生改變。
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社會價值就從“父高于君”，變成了“君高于父”，人們要忠于國家，而不是忠于自己的家族。
民衆在日常生活中遵循心裡不能有其他，隻能有君主的新準則，就是所謂的“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于上”。
舉國上下，皆以君主之是非為是非，以君主的利益為利益。
所以在秦代之後，中國人開始推崇另一種價值，叫“舍小家顧大家”，叫“大義滅親”，叫“忠孝不能兩全”。
不管皇帝怎麼對待自己的臣民，臣民都不能反抗——所以嶽飛的兒子也就不能去投奔金國了。
那麼這一切，包括建立一個高效嚴密的官僚體系，包括把血緣組織打散，有什麼目的呢？顯然是為了提高國家的動員能力和汲取能力。
這樣，“2000萬人口的秦朝，可以調40萬勞動力去修長城，70萬人去修始皇陵，70萬人去修阿房宮，50萬人戍五嶺……這是宗法時代的周天子絕對不敢設想的”[14]。
所以，小共同體和大共同體的區别，或者說周秦之變的主要内容，就是政治組織形式變了，國家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了。
原來的封地全部變成郡縣，由皇帝派地方官管理。
地方官治理的邏輯和世襲貴族是不一樣的，他們的權力和地位完全來自皇帝，所以他們唯皇帝之命是聽，不在乎被他們統治的老百姓對他們怎麼看，因為他們是“流官”，幹幾年就走。
皇帝的命令因此很容易直接貫徹到社會最底層，想要收多少稅，馬上就能收上來；想要調動多少人修長城，馬上就能調動起來，不必管百姓的死活。
所以，秦朝和漢朝出現了許多“酷吏”。
接下來，秦始皇又對民間的家族制度動手：貴族雖然沒有了，但是血緣家族仍然是有效的民間組織形式，人們如果忠于家族，就會妨礙他忠于國家。
儒家認為，孝子就是忠臣，所以求忠臣于孝子之門。
而法家的邏輯完全相反，韓非子認為，“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
我們不要孝子，隻要忠臣，因為孝子隻重視他爹，不能盡忠國家。
所以秦代和漢代都鼓勵老百姓分家，甚至強迫老百姓分家。
規定“不得族居”，“民有二男不分異者倍其賦”，“父子兄弟同室共息者為禁”，就是說姓一個姓的不能住在一個地方，家裡有兩個成年男人就必須分成兩家，父子或者兄弟倆不能住在同一個房間。
這樣做的目的當然就是強制解散大家庭，把一夫一婦的個體家庭作為最基本的社會細胞。
這樣民衆就原子化了，變成由最高統治者直接控制的“編戶齊民”。
有人會疑惑，說分家，老百姓就會老老實實分家嗎？說打散血緣紐帶，就真的能打散嗎？一個社會的傳統是很難一下子改變的，官方的命令在社會上不一定能真的執行。
但是大量的學術研究成果證明，秦漢三國時代還真做到了這一點，通過強有力的權力高壓實現了基層社會原子化——秦簡漢簡中有很多證據。
秦晖先生着重研究了20世紀末發現的長沙走馬樓吳簡，他發現在三國時代，長沙一帶所有自然村的姓氏極度分散。
分散到什麼程度呢？一個村子如果有40戶人家，那麼，這40家至少包含20個姓氏。
有一個姓氏在這一帶共有70戶，結果分散在70個村子裡，每村隻有一戶。
這顯然是政府強迫原來的家族分家，把他們均勻地遷徙的結果，目的是徹底打散家族紐帶。
秦晖說，這是“極端的多姓雜居狀态”，“其雜居的程度已經達到顯得不自然的程度，令人懷疑是否有人為的‘不許族居’政策的結果”。
[12] 我們知道，三國時代是世家大族與皇權分庭抗禮的時期，然而在皇權能控制的直接區域，宗族仍然被打散得如此徹底，更何況在秦朝和漢初。
這還不是一個地方的偶然現象。
秦晖先生考察了上至秦漢，下到唐宋，包括湖南（長沙一帶）、湖北（江陵一帶）、四川（成都平原）、中原（洛陽一帶）、河西走廊（張掖—敦煌一線）等地的曆史資料，他發現，從内地到邊疆，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全都是非宗族化的鄉村，沒有任何一例聚族而居的。
這說明秦制為了打散家族的控制，花了很大的力氣。
有人說，不對，我們南方的很多村子隻有一個姓。
這個基本都是宋代之後宗族複興的結果。
[13] 所以，在周秦之變後，小共同體社會變成了大共同體社會，導緻中國人的生存邏輯發生改變。
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社會價值就從“父高于君”，變成了“君高于父”，人們要忠于國家，而不是忠于自己的家族。
民衆在日常生活中遵循心裡不能有其他，隻能有君主的新準則，就是所謂的“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于上”。
舉國上下，皆以君主之是非為是非，以君主的利益為利益。
所以在秦代之後，中國人開始推崇另一種價值，叫“舍小家顧大家”，叫“大義滅親”，叫“忠孝不能兩全”。
不管皇帝怎麼對待自己的臣民，臣民都不能反抗——所以嶽飛的兒子也就不能去投奔金國了。
那麼這一切，包括建立一個高效嚴密的官僚體系，包括把血緣組織打散，有什麼目的呢？顯然是為了提高國家的動員能力和汲取能力。
這樣，“2000萬人口的秦朝，可以調40萬勞動力去修長城，70萬人去修始皇陵，70萬人去修阿房宮，50萬人戍五嶺……這是宗法時代的周天子絕對不敢設想的”[14]。
所以，小共同體和大共同體的區别，或者說周秦之變的主要内容，就是政治組織形式變了，國家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