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中國統一與歐洲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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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
”即使在平定天下之後，黃帝仍然保持着一位征伐者的警惕，“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身邊總是帶着巨大的扈從部隊，以保衛自己的安全。
戰争的結果是一部分部落被消滅，更多的部落選擇臣服。
通過戰争，黃帝把原來各自為政、混戰累世的衆部落變成了一個以黃帝部落為首的部落聯合體。
中華民族的雛形由此形成。
我們讀《史記》的《五帝本紀》，能有些什麼啟發呢？ 第一，黃帝是以統一華夏的豐功偉績而被載入史冊的，也就是說，他是秦始皇之前統一中華的第一人。
他的最大成就是實現了統一。
第二，中華民族追求統一的心理，起源是非常早的。
《五帝本紀》告訴我們，分裂帶來的是無窮無盡的戰争和痛苦，隻有統一能帶來和平與發展。
第三，《五帝本紀》告訴我們，中華民族的曆史，就是一部武力之下出政權的曆史。
《史記》告訴我們，中國曆史上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炎黃大戰”。
中華民族的兩大始祖黃帝和炎帝，都是“職業軍人”。
中國曆史上的這個“第一次統一”，和中國曆史上以後的曆次統一，都是靠武力完成的。
“槍杆子裡出政權”這個規律，從黃帝時期就已經确立了。
三 讀到這兒，你也許會問，你說黃帝靠武力奪取資源和領地，難道那個時代不都是如此嗎？那個時代，世界各地都存在原始部落，這些部落不都是靠戰争慢慢聯合起來的嗎？ 還真不是這樣。
與中國不同的是，希臘原始部落間雖然也經常發生沖突，卻沒有演變出中國從黃帝到堯舜禹時期“諸侯相侵伐”的規模巨大的統一戰争。
他們之間偶爾發生戰争，但是大部分時期是和平的。
為什麼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地理環境不同。
希臘内部多山，崎岖的山路阻擋了人們建立大一統政權的雄心。
希臘海岸線漫長，面對資源貧乏的困境，希臘人首先想到的是把眼光投向大海，泛舟出海，尋找更适合居住的肥沃土地，或者興起利潤豐厚的航海貿易，而不是向山嶺那邊的另一個部落發動戰争。
即使有戰争，在開放的環境下，結果也遠不如東方式戰争那樣令人絕望。
封閉的自然地理環境下形成的文化的特點是資源有限，因此鬥争都是内鬥。
中國上古時代的生存戰争，比之世界其他很多地方要激烈和持久，因為在封閉環境下，為了捍衛自己的基本生存資源，每一方都沒有退路。
而在希臘，失敗的一方會逃往海外，很難形成征服與屈服的專制關系。
“希臘文明在一定程度上與地理因素密切相關，海上文明的特點是它交通流動的方便性，不同政見者可以通過海上逃跑，獨裁專制者無法實現他對不同政見者的消滅。
”因此，希臘文明流傳着“海上逃亡之門”說。
所以，“希臘混合型的海上文明具有内陸文明難以追比的政治寬容性、契約共享性與文化流動性”。
所以希臘人的思維邏輯和中國人是不同的。
中國人說“天無二日，民無二主”，“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
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
人和人之間必須分出你大我小來，才能建立秩序。
而古希臘人偏要出兩個太陽給我們看。
比如斯巴達就設有并列的兩個國王，雅典的政權結構更為複雜，由9名執政官輪流執政。
崇尚一元與崇尚多元，從上古時期就已經成為東西文明的本質區别之一。
四 我們知識結構中的春秋時代是生機勃勃、絢麗多彩的，春秋時代的人們思想解放，智慧勃發，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大的學派。
可是，身處曆史當中的人的感受與我們完全不同。
翻遍春秋戰國時代留下的所有文章典籍，很難見到當時的人對那個時代的贊語。
相反，觸目皆是哀歎、抱怨和詛咒，說那是一個“昏亂”“殺人”“甲兵”“盜賊”“食稅”“民饑”的末世。
因為在分裂狀态下，連綿不停的戰争給普通人帶來了巨大的痛苦，動蕩的政治讓上層社會也沒有安全感。
從西周滅亡那一天起，中國人迫切地呼喚，希望出現一個新的更有力的權威來取代周王朝的統治，以恢複天下秩序，讓人民重新安居樂業。
因此，中國的統一不是某一個人靈機一動的設想，它是整個中華民族共同意志的結果。
正是在這個民族集體意志的驅動下，春秋以降，諸國之間開始了長達五百餘年的不間斷戰争。
每個國家都極力擴張自己的地盤，吞并别的國家，以實現統一天下的夢想。
即使沒有秦國，中國也不可能像歐洲那樣一直分裂下去。
無論如何，統一這個大方向是不會被扭轉的，也早晚會有别的國家取代秦國的位置，完成統一的大業。
當然，如果是其他國家比如楚國統一天下，中國文化的面貌與後來也許會相當不同。
”即使在平定天下之後，黃帝仍然保持着一位征伐者的警惕，“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身邊總是帶着巨大的扈從部隊，以保衛自己的安全。
戰争的結果是一部分部落被消滅，更多的部落選擇臣服。
通過戰争，黃帝把原來各自為政、混戰累世的衆部落變成了一個以黃帝部落為首的部落聯合體。
中華民族的雛形由此形成。
我們讀《史記》的《五帝本紀》，能有些什麼啟發呢？ 第一，黃帝是以統一華夏的豐功偉績而被載入史冊的，也就是說，他是秦始皇之前統一中華的第一人。
他的最大成就是實現了統一。
第二，中華民族追求統一的心理，起源是非常早的。
《五帝本紀》告訴我們，分裂帶來的是無窮無盡的戰争和痛苦，隻有統一能帶來和平與發展。
第三，《五帝本紀》告訴我們，中華民族的曆史，就是一部武力之下出政權的曆史。
《史記》告訴我們，中國曆史上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炎黃大戰”。
中華民族的兩大始祖黃帝和炎帝，都是“職業軍人”。
中國曆史上的這個“第一次統一”，和中國曆史上以後的曆次統一，都是靠武力完成的。
“槍杆子裡出政權”這個規律，從黃帝時期就已經确立了。
三 讀到這兒，你也許會問，你說黃帝靠武力奪取資源和領地，難道那個時代不都是如此嗎？那個時代，世界各地都存在原始部落，這些部落不都是靠戰争慢慢聯合起來的嗎？ 還真不是這樣。
與中國不同的是，希臘原始部落間雖然也經常發生沖突，卻沒有演變出中國從黃帝到堯舜禹時期“諸侯相侵伐”的規模巨大的統一戰争。
他們之間偶爾發生戰争，但是大部分時期是和平的。
為什麼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地理環境不同。
希臘内部多山，崎岖的山路阻擋了人們建立大一統政權的雄心。
希臘海岸線漫長，面對資源貧乏的困境，希臘人首先想到的是把眼光投向大海，泛舟出海，尋找更适合居住的肥沃土地，或者興起利潤豐厚的航海貿易，而不是向山嶺那邊的另一個部落發動戰争。
即使有戰争，在開放的環境下，結果也遠不如東方式戰争那樣令人絕望。
封閉的自然地理環境下形成的文化的特點是資源有限，因此鬥争都是内鬥。
中國上古時代的生存戰争，比之世界其他很多地方要激烈和持久，因為在封閉環境下，為了捍衛自己的基本生存資源，每一方都沒有退路。
而在希臘，失敗的一方會逃往海外，很難形成征服與屈服的專制關系。
“希臘文明在一定程度上與地理因素密切相關，海上文明的特點是它交通流動的方便性，不同政見者可以通過海上逃跑，獨裁專制者無法實現他對不同政見者的消滅。
”因此，希臘文明流傳着“海上逃亡之門”說。
所以，“希臘混合型的海上文明具有内陸文明難以追比的政治寬容性、契約共享性與文化流動性”。
所以希臘人的思維邏輯和中國人是不同的。
中國人說“天無二日，民無二主”，“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
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
人和人之間必須分出你大我小來，才能建立秩序。
而古希臘人偏要出兩個太陽給我們看。
比如斯巴達就設有并列的兩個國王，雅典的政權結構更為複雜，由9名執政官輪流執政。
崇尚一元與崇尚多元，從上古時期就已經成為東西文明的本質區别之一。
四 我們知識結構中的春秋時代是生機勃勃、絢麗多彩的，春秋時代的人們思想解放，智慧勃發，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大的學派。
可是，身處曆史當中的人的感受與我們完全不同。
翻遍春秋戰國時代留下的所有文章典籍，很難見到當時的人對那個時代的贊語。
相反，觸目皆是哀歎、抱怨和詛咒，說那是一個“昏亂”“殺人”“甲兵”“盜賊”“食稅”“民饑”的末世。
因為在分裂狀态下，連綿不停的戰争給普通人帶來了巨大的痛苦，動蕩的政治讓上層社會也沒有安全感。
從西周滅亡那一天起，中國人迫切地呼喚，希望出現一個新的更有力的權威來取代周王朝的統治，以恢複天下秩序，讓人民重新安居樂業。
因此，中國的統一不是某一個人靈機一動的設想，它是整個中華民族共同意志的結果。
正是在這個民族集體意志的驅動下，春秋以降，諸國之間開始了長達五百餘年的不間斷戰争。
每個國家都極力擴張自己的地盤，吞并别的國家，以實現統一天下的夢想。
即使沒有秦國，中國也不可能像歐洲那樣一直分裂下去。
無論如何，統一這個大方向是不會被扭轉的，也早晚會有别的國家取代秦國的位置，完成統一的大業。
當然，如果是其他國家比如楚國統一天下，中國文化的面貌與後來也許會相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