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秦國崛起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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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愉悅呢？”
政治高層在外交場合聊起性來這樣開放而直接，這在其他國家是不可想象的。
二 法家思想因此在秦國如魚得水。
商鞅在秦國打擊商業，“廢逆旅”，廢除旅店，禁止商人随便出行；“一山澤”，将山川湖澤等自然資源收歸國有，禁止農民以此謀生。
[7] 民衆什麼都不能做，能做什麼呢？隻有兩件事，耕與戰。
你或者上戰場，為國家獻出生命；或者努力種地，把收獲的一大半糧食充作軍糧。
如果你既不想耕也不想戰，怎麼辦？進監獄。
商鞅制定了極為殘酷的法律，民衆稍有違反，就割鼻斷腳。
《鹽鐵論》形容秦人的苦況說：“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菅茅，用師若彈丸；從軍者暴骨長城，戍漕者辇車相望，生而往，死而旋，彼獨非人子耶？”商鞅治下的秦國，殺人如斬草，用兵如彈丸，秦國人或者從軍，或者運糧，死亡極衆。
這樣，國家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
商鞅通過變法，把整個秦國變成一家農場和一座軍營，所有秦國人都成了戰争機器中的零件和合格的螺絲釘。
[8] 這樣一種體制當然會引起民間社會的反彈，為統一思想，控制輿論，商鞅不僅燒了書，還規定，民衆“不得議”國家的政策：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
”盡遷之于邊城。
其後民莫敢議令。
除了“不得議”，商鞅還建立了互相監視的“告奸”制度。
儒家主張“父為子隐”，而法家卻鼓勵親人之間相互揭發，秦律甚至規定妻子告發丈夫，妻子的财産可免遭抄沒；丈夫告發妻子，妻子的财産可以用來獎賞他。
這樣做的目的就是使人人自危，“構造怨仇而民相殘”。
因此商鞅說：“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為棄惡蓋非，而不害于親，民人不能相為隐。
” 這一套嚴酷的反人道的制度，在其他國家難以推行，但是在秦國卻很快落地生根，良好運轉。
秦國通過改革，建立起一個由國家來全面壟斷、控制和調動社會資源的新系統，很快獲得了其他國家無法獲得的龐大兵源和巨額的軍費。
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說： 與其他軍事化社會相比，周朝的中國異常殘暴。
有個估計，秦國成功動員了其總人口的8%到20%，而古羅馬共和國僅1%，希臘提洛同盟僅5.2%，歐洲早期更低。
人員傷亡也是空前未有的，羅馬共和國在特拉西梅諾湖和坎尼會戰中，總共損失約5萬軍人，而……中國的數字簡直是西方對應國的10倍。
動員如此高比例的人口，進行高密度的殘酷戰争，秦國百姓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
不過這一切的背後除了壓力也有動力，因為秦國的軍功是按人頭計算的，殺敵一人晉爵一級，《商君書·境内》中說： 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除庶子一人，乃得入兵官之吏。
隻要拎着敵人的腦袋來，就可以邀功請賞，一個腦袋意味着一級爵位、一頃良田、九畝（當然，秦國的畝比今天的畝要小很多）宅基地、一個仆人，還有機會進入政府或軍隊中充當下級官吏。
法家的特點是說話算數，絕不含糊，“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如果你殺敵殺得多，真的可以平步青雲，獲得榮華富貴。
前有軍功爵位為賞，後有嚴刑峻法為罰，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秦人隻好“勇于公戰”，“民聞戰而相賀也”。
整個社會陷入對戰争的狂熱之中。
“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是以三軍之衆，從令如流，死而不旋踵。
” 商鞅建立的這種國家結構雖然在文化上落後，政治上殘酷，但在軍事上卻有效。
秦國舉國上下，步調一緻，紀律嚴明，令行禁止，雷厲風行。
隻要國君一聲令下，民衆便猛獸般地撲向敵人。
這樣的“虎狼之國”，哪裡還有對手？ “正如野蠻的斯巴達人摧毀了高度文明的雅典城邦，後來亞曆山大的帝國又否定了作為西方文化之根的希臘文明，秦國掃平了齊楚燕韓趙魏六國，建立了秦國。
”[9]原本默默無聞的秦國最終統一天下，證明了法家文化在這片土地上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起自邊緣的周人創建了完整的“封建與天命”政治結構，同樣起自邊緣地區、充分吸收了草原文明的秦人，也創立了一個決定2000年文明基本結構的新制度。
二 法家思想因此在秦國如魚得水。
商鞅在秦國打擊商業，“廢逆旅”，廢除旅店，禁止商人随便出行；“一山澤”，将山川湖澤等自然資源收歸國有，禁止農民以此謀生。
[7] 民衆什麼都不能做，能做什麼呢？隻有兩件事，耕與戰。
你或者上戰場，為國家獻出生命；或者努力種地，把收獲的一大半糧食充作軍糧。
如果你既不想耕也不想戰，怎麼辦？進監獄。
商鞅制定了極為殘酷的法律，民衆稍有違反，就割鼻斷腳。
《鹽鐵論》形容秦人的苦況說：“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菅茅，用師若彈丸；從軍者暴骨長城，戍漕者辇車相望，生而往，死而旋，彼獨非人子耶？”商鞅治下的秦國，殺人如斬草，用兵如彈丸，秦國人或者從軍，或者運糧，死亡極衆。
這樣，國家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
商鞅通過變法，把整個秦國變成一家農場和一座軍營，所有秦國人都成了戰争機器中的零件和合格的螺絲釘。
[8] 這樣一種體制當然會引起民間社會的反彈，為統一思想，控制輿論，商鞅不僅燒了書，還規定，民衆“不得議”國家的政策：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
”盡遷之于邊城。
其後民莫敢議令。
除了“不得議”，商鞅還建立了互相監視的“告奸”制度。
儒家主張“父為子隐”，而法家卻鼓勵親人之間相互揭發，秦律甚至規定妻子告發丈夫，妻子的财産可免遭抄沒；丈夫告發妻子，妻子的财産可以用來獎賞他。
這樣做的目的就是使人人自危，“構造怨仇而民相殘”。
因此商鞅說：“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為棄惡蓋非，而不害于親，民人不能相為隐。
” 這一套嚴酷的反人道的制度，在其他國家難以推行，但是在秦國卻很快落地生根，良好運轉。
秦國通過改革，建立起一個由國家來全面壟斷、控制和調動社會資源的新系統，很快獲得了其他國家無法獲得的龐大兵源和巨額的軍費。
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說： 與其他軍事化社會相比，周朝的中國異常殘暴。
有個估計，秦國成功動員了其總人口的8%到20%，而古羅馬共和國僅1%，希臘提洛同盟僅5.2%，歐洲早期更低。
人員傷亡也是空前未有的，羅馬共和國在特拉西梅諾湖和坎尼會戰中，總共損失約5萬軍人，而……中國的數字簡直是西方對應國的10倍。
動員如此高比例的人口，進行高密度的殘酷戰争，秦國百姓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
不過這一切的背後除了壓力也有動力，因為秦國的軍功是按人頭計算的，殺敵一人晉爵一級，《商君書·境内》中說： 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除庶子一人，乃得入兵官之吏。
隻要拎着敵人的腦袋來，就可以邀功請賞，一個腦袋意味着一級爵位、一頃良田、九畝（當然，秦國的畝比今天的畝要小很多）宅基地、一個仆人，還有機會進入政府或軍隊中充當下級官吏。
法家的特點是說話算數，絕不含糊，“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如果你殺敵殺得多，真的可以平步青雲，獲得榮華富貴。
前有軍功爵位為賞，後有嚴刑峻法為罰，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秦人隻好“勇于公戰”，“民聞戰而相賀也”。
整個社會陷入對戰争的狂熱之中。
“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是以三軍之衆，從令如流，死而不旋踵。
” 商鞅建立的這種國家結構雖然在文化上落後，政治上殘酷，但在軍事上卻有效。
秦國舉國上下，步調一緻，紀律嚴明，令行禁止，雷厲風行。
隻要國君一聲令下，民衆便猛獸般地撲向敵人。
這樣的“虎狼之國”，哪裡還有對手？ “正如野蠻的斯巴達人摧毀了高度文明的雅典城邦，後來亞曆山大的帝國又否定了作為西方文化之根的希臘文明，秦國掃平了齊楚燕韓趙魏六國，建立了秦國。
”[9]原本默默無聞的秦國最終統一天下，證明了法家文化在這片土地上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起自邊緣的周人創建了完整的“封建與天命”政治結構，同樣起自邊緣地區、充分吸收了草原文明的秦人，也創立了一個決定2000年文明基本結構的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