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法家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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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戰國變法中，最成功的一次是商鞅變法。
秦國本來在當時的各大國中是最落後的。
秦人起源于甘肅天水一帶。
荒涼的西北高原物産稀少，人民生活貧困。
《漢書·刑法志》這樣描述秦國：“其生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
” 商鞅變法在各國變法中的時間排序也是比較靠後的。
在此之前，各國變法的主要内容基本相似，商鞅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一個抄襲者。
我們對比一下商鞅變法和吳起變法，可以發現商鞅變法在許多方面幾乎是吳起變法的翻版。
就說著名的“徙木立信”吧，分明就是抄襲吳起“車轅立信”的典故。
原來吳起在魏國做将軍時，曾經在城北放了一根車轅，下令說，誰能把車轅搬到南門外，就厚加封賞。
人們都感覺這簡直是個玩笑，半天沒人去動那根車轅。
後來一個傻乎乎的士兵說這有何難，扛起車轅搬到了南門外。
吳起當場賞賜給他大筆錢财，士兵們因此知道了吳起說話算數。
商鞅效法吳起，在秦國都城的南門前也立了一根木柱，并承諾誰要是把木樁搬到北門，就給誰一大筆錢，由此拉開了他的改革大幕。
這是對吳起變法毫不掩飾的簡單抄襲。
至于商鞅變法的其他方面，和楚國變法也幾乎如出一轍。
商鞅的一個最重要的舉措是把全國土地重新劃分成31個縣，建立了中央集權，如前所述，這種郡縣制改革是楚國首先實行的。
商鞅還取消世卿世祿，獎勵軍功，鼓勵耕戰，發展生産……這些措施都是吳起做過的。
甚至商鞅的“燔詩書而明法令”，也是抄襲自吳起的“破橫散縱，使弛說之士無所開其口”。
因此，我們可以說，商鞅變法不過是吳起變法的升級版和擴大版。
那麼，為什麼在戰國諸國中，隻有秦國的變法取得了徹底的成功，其他國家的甚至是楚國變法的效果都遠遠不如秦國呢？ 這正是因為秦國的落後。
二 法家是作為周代禮樂文化的反叛者出現的。
禮樂文化追求的是典雅、寬容、仁愛、穩定，這種文化性格适合和平年代，在生死存亡的戰争年代就顯得刻闆、遲鈍和颟顸。
相比之下，法家文化直接、痛快、高效。
法家推崇制度理性，要用制度而不是道德來解決問題，這個思路應該說比儒家更為高明。
“法家學說主要是政治科學與社會科學，它就像馬基雅維利的學說一樣，是在理性主義、現實主義、經驗主義的立場上審視政治與國家的産物，……蘊含了足夠豐厚的現代性。
”[3]法家改革者打破一切條條框框的勇氣，不避鋒芒、敢為人先的魄力和摧陷廓清、翻天覆地的氣勢，确實也讓人感覺振奮。
呂思勉說：“法家之學，在先秦諸子中，是最為新穎的。
先秦諸子之學，隻有這一家見用于時；而見用之後，居然能以之取天下；确非偶然之事。
”[4] 然而法家文化是有嚴重缺陷的，它精于算計而不擇手段，雖然高效但是殘忍。
主導楚國變法的名将吳起在政治上的崛起，就是通過著名的“殺妻求将”來達成的。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載：“齊人攻魯，魯欲将吳起。
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
吳起于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
魯卒以為将。
将而攻齊，大破之。
” 吳起是魯國人，娶了齊國女子為妻。
後來齊國和魯國交戰，吳起因為“善用兵”而為人舉薦，然而妻子的國籍成了吳起登壇拜将的障礙。
“魯疑之”，擔心吳起不盡力。
于是吳起毅然殺掉妻子，用妻子的頭顱換來了自己的功成名遂。
因此法家提倡的是一種赤裸裸的功利主義文化。
[5] 法家學派的另一
秦國本來在當時的各大國中是最落後的。
秦人起源于甘肅天水一帶。
荒涼的西北高原物産稀少，人民生活貧困。
《漢書·刑法志》這樣描述秦國：“其生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
” 商鞅變法在各國變法中的時間排序也是比較靠後的。
在此之前，各國變法的主要内容基本相似，商鞅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一個抄襲者。
我們對比一下商鞅變法和吳起變法，可以發現商鞅變法在許多方面幾乎是吳起變法的翻版。
就說著名的“徙木立信”吧，分明就是抄襲吳起“車轅立信”的典故。
原來吳起在魏國做将軍時，曾經在城北放了一根車轅，下令說，誰能把車轅搬到南門外，就厚加封賞。
人們都感覺這簡直是個玩笑，半天沒人去動那根車轅。
後來一個傻乎乎的士兵說這有何難，扛起車轅搬到了南門外。
吳起當場賞賜給他大筆錢财，士兵們因此知道了吳起說話算數。
商鞅效法吳起，在秦國都城的南門前也立了一根木柱，并承諾誰要是把木樁搬到北門，就給誰一大筆錢，由此拉開了他的改革大幕。
這是對吳起變法毫不掩飾的簡單抄襲。
至于商鞅變法的其他方面，和楚國變法也幾乎如出一轍。
商鞅的一個最重要的舉措是把全國土地重新劃分成31個縣，建立了中央集權，如前所述，這種郡縣制改革是楚國首先實行的。
商鞅還取消世卿世祿，獎勵軍功，鼓勵耕戰，發展生産……這些措施都是吳起做過的。
甚至商鞅的“燔詩書而明法令”，也是抄襲自吳起的“破橫散縱，使弛說之士無所開其口”。
因此，我們可以說，商鞅變法不過是吳起變法的升級版和擴大版。
那麼，為什麼在戰國諸國中，隻有秦國的變法取得了徹底的成功，其他國家的甚至是楚國變法的效果都遠遠不如秦國呢？ 這正是因為秦國的落後。
二 法家是作為周代禮樂文化的反叛者出現的。
禮樂文化追求的是典雅、寬容、仁愛、穩定，這種文化性格适合和平年代，在生死存亡的戰争年代就顯得刻闆、遲鈍和颟顸。
相比之下，法家文化直接、痛快、高效。
法家推崇制度理性，要用制度而不是道德來解決問題，這個思路應該說比儒家更為高明。
“法家學說主要是政治科學與社會科學，它就像馬基雅維利的學說一樣，是在理性主義、現實主義、經驗主義的立場上審視政治與國家的産物，……蘊含了足夠豐厚的現代性。
”[3]法家改革者打破一切條條框框的勇氣，不避鋒芒、敢為人先的魄力和摧陷廓清、翻天覆地的氣勢，确實也讓人感覺振奮。
呂思勉說：“法家之學，在先秦諸子中，是最為新穎的。
先秦諸子之學，隻有這一家見用于時；而見用之後，居然能以之取天下；确非偶然之事。
”[4] 然而法家文化是有嚴重缺陷的，它精于算計而不擇手段，雖然高效但是殘忍。
主導楚國變法的名将吳起在政治上的崛起，就是通過著名的“殺妻求将”來達成的。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載：“齊人攻魯，魯欲将吳起。
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
吳起于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
魯卒以為将。
将而攻齊，大破之。
” 吳起是魯國人，娶了齊國女子為妻。
後來齊國和魯國交戰，吳起因為“善用兵”而為人舉薦，然而妻子的國籍成了吳起登壇拜将的障礙。
“魯疑之”，擔心吳起不盡力。
于是吳起毅然殺掉妻子，用妻子的頭顱換來了自己的功成名遂。
因此法家提倡的是一種赤裸裸的功利主義文化。
[5] 法家學派的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