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法家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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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嚴重問題，是它的思考完全圍繞着“君主利益”這個圓心，而不顧及其他階層的利益。
因此法家變法的基本思路，就是把民衆當成君主的工具，通過嚴刑峻法，把百姓都變成亦兵亦農的斯巴達式戰士，把國家改造成一架高效的戰争機器。
所以法家和儒家的思維方式在很多方面是針鋒相對、完全相反的。
比如儒家認為，民衆是國家的主體，也就是《尚書》所說的“民為邦本”，國家是為民衆而存在的。
法家卻認為，君主是國家主體，或者說，國家的存在是為君主服務的。
所謂“君上之于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就是說，百姓對君主有什麼用呢？作戰的時候，可以貢獻生命；和平的時候，可以貢獻勞力——這就是百姓存在的意義。
儒家學說認為，君主應該争取民心，獲得民衆發自内心的支持。
民衆的感受就是上天的感受，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老百姓滿意，君主才能繼續做下去。
法家卻堅決反對這一點。
韓非子在《顯學》篇中說道：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
”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将聽民而已矣。
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
……為政而期适民，皆亂之端。
意思是說，不懂得政治的人才會說要争取民心，如果要獲得百姓的支持後才能施政，那麼要政治家有什麼用？人民都像無知的嬰兒一樣，政府要他們吃點小苦以謀求永久的大利，犧牲一代人的幸福換來國家的長治久安，他們竟然全然不能了解。
如果治國的時候聽取老百姓的意見，那國家必然要陷入混亂。
儒家認為有恒産才有恒心，“民之為道也，有恒産者有恒心，無恒産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
中産階級是社會的穩定器，因為他們有不大不小的“恒産”，所以心态很平穩。
一個人如果沒有自己的财産基礎，那麼他就會“光腳的不怕穿鞋的”，就會走上歪門邪道。
商鞅卻說，治國之要訣是“弱民”和“勝民”。
也就是壓制、打擊民衆，削弱民衆的力量。
為什麼呢？商鞅說：“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
”（《商君書·弱民》）意為隻有民弱了國才能強，隻有讓民衆既愚昧又貧窮，這個國家才能強大。
這是基于什麼邏輯呢？商鞅在《算地》中說： 技藝之士資在于手；商賈之士資在于身。
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資。
民資重于身，而偏托勢于外。
挾重資，歸偏家，堯舜之所難也；故湯、武禁之，則功立而名成。
有手藝的人靠手藝緻富，做生意的人靠經商發财，這樣他們都有所依靠，不把官府當回事，國家就不好管理，隻有先讓他們窮下來，賤下來，弱下來，他們才會尊重權力，把官員當回事，“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
商鞅在《賞刑》篇中還說： 所謂壹教者，博聞、辯慧、信廉、禮樂、修行、群黨、任譽、清濁，不可以富貴，不可以評刑，不可獨立私議以陳其上。
堅者被（破），銳者挫。
……然富貴之門，要存戰而已矣。
要消滅民衆中那些知識面廣的、聰明的、有信義講廉恥的、有禮樂修養的、喜歡結黨的、追求名譽的人，這樣的人，不能讓他們獲得富貴。
因此，儒家認為“倉廪實而知禮節”，法家卻認為知禮義是沒有必要的。
商鞅認為中産階級對更高的精神理想的追求是可怕的，因為這樣他們就不會畏懼權力。
所以治國首先要讓百姓窮下來，失去生存的基礎，讓他們乖乖地聽從權力的指揮，遵循國家政策導向。
所以
因此法家變法的基本思路，就是把民衆當成君主的工具，通過嚴刑峻法，把百姓都變成亦兵亦農的斯巴達式戰士，把國家改造成一架高效的戰争機器。
所以法家和儒家的思維方式在很多方面是針鋒相對、完全相反的。
比如儒家認為，民衆是國家的主體，也就是《尚書》所說的“民為邦本”，國家是為民衆而存在的。
法家卻認為，君主是國家主體，或者說，國家的存在是為君主服務的。
所謂“君上之于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就是說，百姓對君主有什麼用呢？作戰的時候，可以貢獻生命；和平的時候，可以貢獻勞力——這就是百姓存在的意義。
儒家學說認為，君主應該争取民心，獲得民衆發自内心的支持。
民衆的感受就是上天的感受，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老百姓滿意，君主才能繼續做下去。
法家卻堅決反對這一點。
韓非子在《顯學》篇中說道：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
”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将聽民而已矣。
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
……為政而期适民，皆亂之端。
意思是說，不懂得政治的人才會說要争取民心，如果要獲得百姓的支持後才能施政，那麼要政治家有什麼用？人民都像無知的嬰兒一樣，政府要他們吃點小苦以謀求永久的大利，犧牲一代人的幸福換來國家的長治久安，他們竟然全然不能了解。
如果治國的時候聽取老百姓的意見，那國家必然要陷入混亂。
儒家認為有恒産才有恒心，“民之為道也，有恒産者有恒心，無恒産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
中産階級是社會的穩定器，因為他們有不大不小的“恒産”，所以心态很平穩。
一個人如果沒有自己的财産基礎，那麼他就會“光腳的不怕穿鞋的”，就會走上歪門邪道。
商鞅卻說，治國之要訣是“弱民”和“勝民”。
也就是壓制、打擊民衆，削弱民衆的力量。
為什麼呢？商鞅說：“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
”（《商君書·弱民》）意為隻有民弱了國才能強，隻有讓民衆既愚昧又貧窮，這個國家才能強大。
這是基于什麼邏輯呢？商鞅在《算地》中說： 技藝之士資在于手；商賈之士資在于身。
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資。
民資重于身，而偏托勢于外。
挾重資，歸偏家，堯舜之所難也；故湯、武禁之，則功立而名成。
有手藝的人靠手藝緻富，做生意的人靠經商發财，這樣他們都有所依靠，不把官府當回事，國家就不好管理，隻有先讓他們窮下來，賤下來，弱下來，他們才會尊重權力，把官員當回事，“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
商鞅在《賞刑》篇中還說： 所謂壹教者，博聞、辯慧、信廉、禮樂、修行、群黨、任譽、清濁，不可以富貴，不可以評刑，不可獨立私議以陳其上。
堅者被（破），銳者挫。
……然富貴之門，要存戰而已矣。
要消滅民衆中那些知識面廣的、聰明的、有信義講廉恥的、有禮樂修養的、喜歡結黨的、追求名譽的人，這樣的人，不能讓他們獲得富貴。
因此，儒家認為“倉廪實而知禮節”，法家卻認為知禮義是沒有必要的。
商鞅認為中産階級對更高的精神理想的追求是可怕的，因為這樣他們就不會畏懼權力。
所以治國首先要讓百姓窮下來，失去生存的基礎，讓他們乖乖地聽從權力的指揮，遵循國家政策導向。
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