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亂世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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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是一個混亂的時代。
沒有了“天下共主”，原來靠周王室的中央權威維系的大一統政治秩序失效了。
在權威主義的管理模式中，一切都由最高權威規定和裁決，被管理的各國橫向間缺乏有效聯系和溝通的方式，也缺乏協商共事能力。
因此，一旦權威倒塌，天下立刻一片混亂。
不再有共同的标準和原則，不再有有效的協調機制。
整個春秋戰國時代，各國遵守的都是弱肉強食的森林法則，你争我奪，互相大打出手。
史家說“春秋無義戰”。
據統計，春秋時代弑君36位，亡國52次，大小征戰不計其數；戰國時代的大小戰争約有222次。
各國的百姓生活在戰争不斷的動蕩中，當然非常痛苦。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混亂的時代，卻成為中國曆史上一個罕見的黃金年代。
這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大外交家，導演了一出出驚心動魄、威武雄壯的曆史活劇；這是一個創造的時代，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墨子、韓非子等思想巨人一個又一個接連出現。
百家争鳴，争相著述，互相辯駁，形成了中國曆史上唯一一次的絢爛奪目的思想井噴。
他們留下的著作，被後世的中國人視為永恒的經典和永不枯竭的智慧之源。
為什麼亂世會成為黃金時代呢？恰恰是因為“亂”。
西周前期，雖然秩序井然、社會安定，然而過分的穩定和過于嚴格的禮儀約束，也束縛了人們的創造力和活力。
同時，小國寡民導緻各國交往頻率不高。
除了周公，西周前期并沒有出現偉大的思想家。
春秋時代的中國之所以能夠生機勃勃、絢麗多彩，是因為列國競争的環境，使得春秋時代的空氣遠比西周時代更為自由。
多極的政治格局和競争激烈的社會環境，使各國統治者急于延攬人才，因此對人才不得不特别尊重。
許多底層人士可以以智慧和知識為資本，抗禮王侯，主宰自己的命運。
因此，春秋時期是中國的士人能夠活得頂天立地的為數不多的時代之一，他們特别強調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獨立，每以君王的師友身份自居，将自己所學之“道”置于權勢之上，合則留，不合則去，這一點，以儒家最為突出。
孔子周遊列國，不留戀高官厚祿，不屈服于任何政治權威，隻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 孟子則遠比孔子更鋒芒畢露。
孟子性格外向，感情豐富，行事張揚。
他自負到公然宣稱：“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他特别強調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獨立，與國君交談之際，也毫無奴顔媚态，“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更為重要的是，春秋之後，經濟發展，城市大量出現，各國交往越來越頻繁，知識交流的速度越來越快。
人才可以四處流動，從貴族、士人到普通農民，人人都擁有逃亡的自由，或者說是“用腳投票”的自由。
孔子見七十二君，就是說孔夫子他老人家走遍了72個國家。
正如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所說：“周既不綱，權力四散，遊士學者，各稱道其所自得以橫行于天下，不容于一國，則去而之他而已。
故仲尼幹七十二君，墨翟來往大江南北，荀卿所謂‘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
言論之自由。
至是而極……豈所謂‘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者耶？” 所以，自由釋放活力，交流迸發智慧。
各派學者相互啟發、相互攻讦，知識産生和升級的速度大大加快。
三 春秋戰國之後，中國曆史上還有一個知識分子活得特别有個性的時期，那就是魏晉南北朝時期。
我們都知道“魏晉風度”這個詞，這個時代的士人給人的印象是都非常有個性，比如劉伶“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之荷锸而随之，謂曰：‘死便埋我。
’”。
他們公然蔑視禮法。
阮籍當衆放言：“禮豈為我輩設也！”這一點和春秋戰國時期很像。
為什麼呢？因為魏晉南北朝也是一個大動蕩、大變革的時期。
這個時代戰争連綿，動亂不斷，皇帝如同走馬燈一樣換來換去。
鐵桶一般的大一統政治秩序被打破了，士人們的頭腦又一次獲得了解放。
因此，魏晉南北朝時期在中國曆史上也是一個比較有創造力的時代，但是這種創造力主要不是體現在政治思想領域，而是體現在文學藝術領域，比如出現了王羲之這樣的大書法家，顧恺之這樣的大畫家，陶淵明、謝靈運這樣的大詩人，誕生了《廣陵散》這樣的千古絕唱。
所以，曆史的規律說明，大思想家和大藝術家往往都誕生于亂世，亂世往往打開了新的思維空間。
連中國人自己都說，“亂世出英雄”。
沒有了“天下共主”，原來靠周王室的中央權威維系的大一統政治秩序失效了。
在權威主義的管理模式中，一切都由最高權威規定和裁決，被管理的各國橫向間缺乏有效聯系和溝通的方式，也缺乏協商共事能力。
因此，一旦權威倒塌，天下立刻一片混亂。
不再有共同的标準和原則，不再有有效的協調機制。
整個春秋戰國時代，各國遵守的都是弱肉強食的森林法則，你争我奪，互相大打出手。
史家說“春秋無義戰”。
據統計，春秋時代弑君36位，亡國52次，大小征戰不計其數；戰國時代的大小戰争約有222次。
各國的百姓生活在戰争不斷的動蕩中，當然非常痛苦。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混亂的時代，卻成為中國曆史上一個罕見的黃金年代。
這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大外交家，導演了一出出驚心動魄、威武雄壯的曆史活劇；這是一個創造的時代，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墨子、韓非子等思想巨人一個又一個接連出現。
百家争鳴，争相著述，互相辯駁，形成了中國曆史上唯一一次的絢爛奪目的思想井噴。
他們留下的著作，被後世的中國人視為永恒的經典和永不枯竭的智慧之源。
為什麼亂世會成為黃金時代呢？恰恰是因為“亂”。
西周前期，雖然秩序井然、社會安定，然而過分的穩定和過于嚴格的禮儀約束，也束縛了人們的創造力和活力。
同時，小國寡民導緻各國交往頻率不高。
除了周公，西周前期并沒有出現偉大的思想家。
春秋時代的中國之所以能夠生機勃勃、絢麗多彩，是因為列國競争的環境，使得春秋時代的空氣遠比西周時代更為自由。
多極的政治格局和競争激烈的社會環境，使各國統治者急于延攬人才，因此對人才不得不特别尊重。
許多底層人士可以以智慧和知識為資本，抗禮王侯，主宰自己的命運。
因此，春秋時期是中國的士人能夠活得頂天立地的為數不多的時代之一，他們特别強調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獨立，每以君王的師友身份自居，将自己所學之“道”置于權勢之上，合則留，不合則去，這一點，以儒家最為突出。
孔子周遊列國，不留戀高官厚祿，不屈服于任何政治權威，隻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 孟子則遠比孔子更鋒芒畢露。
孟子性格外向，感情豐富，行事張揚。
他自負到公然宣稱：“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他特别強調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獨立，與國君交談之際，也毫無奴顔媚态，“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更為重要的是，春秋之後，經濟發展，城市大量出現，各國交往越來越頻繁，知識交流的速度越來越快。
人才可以四處流動，從貴族、士人到普通農民，人人都擁有逃亡的自由，或者說是“用腳投票”的自由。
孔子見七十二君，就是說孔夫子他老人家走遍了72個國家。
正如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所說：“周既不綱，權力四散，遊士學者，各稱道其所自得以橫行于天下，不容于一國，則去而之他而已。
故仲尼幹七十二君，墨翟來往大江南北，荀卿所謂‘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
言論之自由。
至是而極……豈所謂‘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者耶？” 所以，自由釋放活力，交流迸發智慧。
各派學者相互啟發、相互攻讦，知識産生和升級的速度大大加快。
三 春秋戰國之後，中國曆史上還有一個知識分子活得特别有個性的時期，那就是魏晉南北朝時期。
我們都知道“魏晉風度”這個詞，這個時代的士人給人的印象是都非常有個性，比如劉伶“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之荷锸而随之，謂曰：‘死便埋我。
’”。
他們公然蔑視禮法。
阮籍當衆放言：“禮豈為我輩設也！”這一點和春秋戰國時期很像。
為什麼呢？因為魏晉南北朝也是一個大動蕩、大變革的時期。
這個時代戰争連綿，動亂不斷，皇帝如同走馬燈一樣換來換去。
鐵桶一般的大一統政治秩序被打破了，士人們的頭腦又一次獲得了解放。
因此，魏晉南北朝時期在中國曆史上也是一個比較有創造力的時代，但是這種創造力主要不是體現在政治思想領域，而是體現在文學藝術領域，比如出現了王羲之這樣的大書法家，顧恺之這樣的大畫家，陶淵明、謝靈運這樣的大詩人，誕生了《廣陵散》這樣的千古絕唱。
所以，曆史的規律說明，大思想家和大藝術家往往都誕生于亂世，亂世往往打開了新的思維空間。
連中國人自己都說，“亂世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