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貴族文化的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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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分封制，在皇帝制度出現前，西周就已經建立了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統治，這個時代在經濟、文化上都創造了空前的輝煌。
因此孔子雖然是商代王族的後代，卻衷心地以身為周人為榮。
他一再說“吾從周”，認為周代是三代之治的頂峰，一切都達到了完美的狀态：“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那麼，“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是個什麼樣的社會呢？是個貴族社會。
對于“貴族”的概念，中國人已經很陌生了。
雖然現在許多别墅小區，都起“貴族苑”“貴族莊園”“傲城尊邸”之類的名字，今天的中國人也開始崇尚所謂“貴族”生活，但是很不幸，大部分人所理解的貴族生活，就是住别墅、開賓利車、打高爾夫，就是揮金如土花天酒地，就是對人呼之即來揮之即去。
其實，這不叫貴族精神，這叫“暴發戶精神”。
什麼叫貴族精神呢？讓我們先從宋襄公的故事講起。
相信讀過春秋曆史的人都知道宋襄公的“泓水之戰”。
通過那一戰，宋襄公被标上了“蠢豬式的仁義”的标簽，成了後世中國人嘲笑的對象。
《韓非子》中是這樣記載這個故事的：宋國與楚國打仗，宋國軍隊列好了陣，楚國軍隊渡過泓水來交戰。
宋國的軍官對宋襄公說：“楚軍比我軍人數多，我們應該趁他們正在渡河，馬上發起進攻，那樣楚軍必敗。
”宋襄公卻回答說：“不行，那不符合戰争規則。
君子說：‘不能攻擊已經受傷的敵人，不能擒獲須發已經斑白的敵人；敵人處于險地，不能乘人之危；敵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敵軍沒有做好準備，不能突施偷襲。
’（“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
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
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現在楚軍正在渡河，我軍就發起進攻，不合仁義。
等楚軍全部渡過河，列好陣，我們再進攻。
” 結果是等楚軍全部渡過河後，雙方才開戰。
宋軍最終因寡不敵衆，落得大敗，宋襄公也受了傷，第二年悲慘地死去。
用今人的眼光來看，這位宋襄公确實愚蠢呆闆得可以。
但是如果我們對宋襄公所處的時代有所了解，就會知道他的選擇正是對“貴族精神”的诠釋。
周代文化的首要标志是“禮”。
封建天下諸侯之後，周公“制禮作樂”，制定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來界定國與國及人與人之間的上下尊卑、親疏遠近。
這就是所謂的“周禮”。
因此，所謂周禮就是規定不同輩分的人、關系遠近不同的人，見面該怎麼行禮，平時該怎麼交往。
據說這一制度體系完備，煌煌盛美，“大禮有三百，小禮有三千”。
周禮是很有用的。
考察西周270多年的曆史，雖然多次有異族入侵而造成政治危機，卻基本沒有卿士大夫犯上作亂，可以說這套禮法制度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周代上層社會中，“禮”如同空氣一樣無處不在，就如同今天的“錢”無處不在一樣。
甚至在戰場上，人們也需要遵守“戰争禮”。
因為周代的曆史記載到春秋時代才開始豐富起來，所以我們今天能看到的材料多數是春秋時代的。
但是即使到了春秋，周代的精神風貌依然存在，我們從曆史記載中仍然能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黃仁宇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中說：“春秋時代的車戰，是一種貴族式的戰争，有時彼此都以競技的方式看待，布陣有一定的程序，交戰也有公認的原則，也就是仍不離開‘禮’的約束。
” 春秋時的戰争方式以車戰為主，因此必須選擇好一處平坦開闊的地點，雙方約好時間，大緻同時抵達，等列好隊伍之後，鳴起戰鼓，驅車沖向對方。
這就是所謂的“約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
這種戰争更像體育比賽，要遵守一定的次序。
《左傳·昭公二十一年》記載的宋國公子城與
因此孔子雖然是商代王族的後代，卻衷心地以身為周人為榮。
他一再說“吾從周”，認為周代是三代之治的頂峰，一切都達到了完美的狀态：“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那麼，“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是個什麼樣的社會呢？是個貴族社會。
對于“貴族”的概念，中國人已經很陌生了。
雖然現在許多别墅小區，都起“貴族苑”“貴族莊園”“傲城尊邸”之類的名字，今天的中國人也開始崇尚所謂“貴族”生活，但是很不幸，大部分人所理解的貴族生活，就是住别墅、開賓利車、打高爾夫，就是揮金如土花天酒地，就是對人呼之即來揮之即去。
其實，這不叫貴族精神，這叫“暴發戶精神”。
什麼叫貴族精神呢？讓我們先從宋襄公的故事講起。
相信讀過春秋曆史的人都知道宋襄公的“泓水之戰”。
通過那一戰，宋襄公被标上了“蠢豬式的仁義”的标簽，成了後世中國人嘲笑的對象。
《韓非子》中是這樣記載這個故事的：宋國與楚國打仗，宋國軍隊列好了陣，楚國軍隊渡過泓水來交戰。
宋國的軍官對宋襄公說：“楚軍比我軍人數多，我們應該趁他們正在渡河，馬上發起進攻，那樣楚軍必敗。
”宋襄公卻回答說：“不行，那不符合戰争規則。
君子說：‘不能攻擊已經受傷的敵人，不能擒獲須發已經斑白的敵人；敵人處于險地，不能乘人之危；敵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敵軍沒有做好準備，不能突施偷襲。
’（“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
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
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現在楚軍正在渡河，我軍就發起進攻，不合仁義。
等楚軍全部渡過河，列好陣，我們再進攻。
” 結果是等楚軍全部渡過河後，雙方才開戰。
宋軍最終因寡不敵衆，落得大敗，宋襄公也受了傷，第二年悲慘地死去。
用今人的眼光來看，這位宋襄公确實愚蠢呆闆得可以。
但是如果我們對宋襄公所處的時代有所了解，就會知道他的選擇正是對“貴族精神”的诠釋。
周代文化的首要标志是“禮”。
封建天下諸侯之後，周公“制禮作樂”，制定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來界定國與國及人與人之間的上下尊卑、親疏遠近。
這就是所謂的“周禮”。
因此，所謂周禮就是規定不同輩分的人、關系遠近不同的人，見面該怎麼行禮，平時該怎麼交往。
據說這一制度體系完備，煌煌盛美，“大禮有三百，小禮有三千”。
周禮是很有用的。
考察西周270多年的曆史，雖然多次有異族入侵而造成政治危機，卻基本沒有卿士大夫犯上作亂，可以說這套禮法制度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周代上層社會中，“禮”如同空氣一樣無處不在，就如同今天的“錢”無處不在一樣。
甚至在戰場上，人們也需要遵守“戰争禮”。
因為周代的曆史記載到春秋時代才開始豐富起來，所以我們今天能看到的材料多數是春秋時代的。
但是即使到了春秋，周代的精神風貌依然存在，我們從曆史記載中仍然能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黃仁宇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中說：“春秋時代的車戰，是一種貴族式的戰争，有時彼此都以競技的方式看待，布陣有一定的程序，交戰也有公認的原則，也就是仍不離開‘禮’的約束。
” 春秋時的戰争方式以車戰為主，因此必須選擇好一處平坦開闊的地點，雙方約好時間，大緻同時抵達，等列好隊伍之後，鳴起戰鼓，驅車沖向對方。
這就是所謂的“約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
這種戰争更像體育比賽，要遵守一定的次序。
《左傳·昭公二十一年》記載的宋國公子城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