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夏商周三代：血緣紐帶的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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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說明，中國曆史上沒有出現過西方意義上的奴隸社會。
那麼，在西方人用奴隸作為勞動力的時候，中國社會是怎麼組織生産勞動的呢？或者說，中國社會是怎麼分層的呢？ 中國早期社會分層，也是通過血緣标準來進行的。
我們說，周代王位繼承實行嫡長制。
其實嫡長制不隻存在于王室，而是通行于整個社會。
北宋的大儒張載在《經學理窟·宗法》中描述了一個層層分封的金字塔結構：諸侯在國内，同樣要把爵位傳給嫡長子，其他兒子則被封為卿大夫。
卿大夫的地位，也隻能傳給嫡長子，其他的兒子就降到“士”這個階級。
士的嫡長子仍然是士，但是其他的兒子就隻能算是平民了。
當然這是一種過于理想化的描述，實際情況可能不是這麼規整，但大緻是符合當時的社會情況的。
比如姬姓族人，雖然同樣和周王一樣姓姬，但是因為血緣遠近不同，在社會上就處于不同的階層。
誰在血緣上離周王近，誰就位于社會上層，成為中高級别的貴族；誰在血緣上離嫡長子遠，誰就處于大家族社會地位的下層，成為士或者平民。
周天子的家族是這樣，其他周代貴族家族也是這樣。
周代每一個宗族其實就是一個小小的“國家”，嫡長子世襲“宗子”之位。
嫡長子就是家族的國君，正是因此，銅器銘文中的他幹脆被尊稱為“宗君”。
隻有身為嫡長子的“宗君”才有權主持祭祀祖先的活動，也隻有他才有權掌管本家族的共同财産。
因此《禮記·内則》說，家族内部，最有權威的是宗子。
旁系子孫“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
雖衆車徒，舍于外，以寡約入。
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
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于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于父兄、宗族”。
也就是說，如果你血緣地位低，即使因為特殊原因發了橫财，比宗子更富有了，但是你在宗子面前仍然要畢恭畢敬，而且在衣服、器用、車馬的享受上都不得超過宗子。
不能在宗子面前擺譜，不管你是坐着多好的車來的，也要遠遠地停在門外。
你要是有好的衣服、好的車馬，則必須把最好的部分獻給族長，你隻能用次等的。
所以這就導緻了上古時代中國特色的斂财方式，即“先貴而後富”：你在血緣譜系上地位越尊貴，支配的财富就越多，就越容易富有。
這就形成了中國政治權力的“超經濟強制”的傳統。
當然，我們以上說的都是周人，也就是“國人”。
西周社會分為“國人”“野人”兩大階層。
所謂“國人”是統治階層，以征服者的身份來到各諸侯國，定居在城邑當中。
“野人”指被征服階層，土著居民，居住在城邑之外，耕種田地，交納賦役。
被征服階層同樣按宗族劃分，每一個宗族自我管理，共耕一片井田。
所以，在血緣時代，血緣地位和權力地位是完全一體的。
周代的家與國是合一的。
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不隻是政治關系，更是血緣關系。
“由宗法所封建的國家，與周王室的關系，一面是君臣，一面是兄弟伯叔甥舅。
而在其基本意義上，伯叔兄弟甥舅的觀念，重于君臣的觀念。
”[46] 所以我們看，自從開天辟地以來，中國人從氏族、部落到邦族，再到國家，血緣家族一再擴大，到了周朝，這種宗族意識達到了頂峰。
可以說，在三代以前，中國人是完全生活在宗族之中的。
“在春秋中期以前的中國社會中，沒有具有自我意識的獨立的人，有的隻是許許多多以貴族為長的家族。
”[47] [1]但西方學術界往往把中國文明的起始定于商代，也就是更晚。
因為國際學術界判斷文明産生所慣用的三大标志是城市、青銅器和文字，安陽殷墟是上述三大标志性要素都齊備的最早文化遺址，這在中國境内具有唯一性。
[2]劉莉、陳星燦：《中國考古學：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早期青銅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第413頁。
[3]對這種早熟和不變，有兩種評價。
歌德說：“在審美标準上，當歐洲人還在叢林中奔跑時，中國人已有優美的傳奇故事了。
”這句話演變到今天，就變成了我們常說的“我們中國人已經進入文明社會的時候，你們歐洲人還生活在樹上呢”。
但是也有一些西方學者認為，中國是一個“活化石”型的社會，甚至語出驚人地說這是“一種毫無意義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隻是因為它已經僵化了”。
（湯因比《曆史研究》）當然，這種說法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義”。
[4]他們的父祖都是鮮卑王朝的武将，甚至是柱國，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受鮮卑的影響非常深。
[5]李輝、金力：《Y染色體與東亞族群演化》，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5。
金力說：“在做2001年的那篇論文時，我心想我是中國人，祖先是從非洲來的？我非要找出一個人，不是非洲人的後代。
做了覆蓋整個東亞、東南亞、西伯利亞……的120
那麼，在西方人用奴隸作為勞動力的時候，中國社會是怎麼組織生産勞動的呢？或者說，中國社會是怎麼分層的呢？ 中國早期社會分層，也是通過血緣标準來進行的。
我們說，周代王位繼承實行嫡長制。
其實嫡長制不隻存在于王室，而是通行于整個社會。
北宋的大儒張載在《經學理窟·宗法》中描述了一個層層分封的金字塔結構：諸侯在國内，同樣要把爵位傳給嫡長子，其他兒子則被封為卿大夫。
卿大夫的地位，也隻能傳給嫡長子，其他的兒子就降到“士”這個階級。
士的嫡長子仍然是士，但是其他的兒子就隻能算是平民了。
當然這是一種過于理想化的描述，實際情況可能不是這麼規整，但大緻是符合當時的社會情況的。
比如姬姓族人，雖然同樣和周王一樣姓姬，但是因為血緣遠近不同，在社會上就處于不同的階層。
誰在血緣上離周王近，誰就位于社會上層，成為中高級别的貴族；誰在血緣上離嫡長子遠，誰就處于大家族社會地位的下層，成為士或者平民。
周天子的家族是這樣，其他周代貴族家族也是這樣。
周代每一個宗族其實就是一個小小的“國家”，嫡長子世襲“宗子”之位。
嫡長子就是家族的國君，正是因此，銅器銘文中的他幹脆被尊稱為“宗君”。
隻有身為嫡長子的“宗君”才有權主持祭祀祖先的活動，也隻有他才有權掌管本家族的共同财産。
因此《禮記·内則》說，家族内部，最有權威的是宗子。
旁系子孫“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
雖衆車徒，舍于外，以寡約入。
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
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于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于父兄、宗族”。
也就是說，如果你血緣地位低，即使因為特殊原因發了橫财，比宗子更富有了，但是你在宗子面前仍然要畢恭畢敬，而且在衣服、器用、車馬的享受上都不得超過宗子。
不能在宗子面前擺譜，不管你是坐着多好的車來的，也要遠遠地停在門外。
你要是有好的衣服、好的車馬，則必須把最好的部分獻給族長，你隻能用次等的。
所以這就導緻了上古時代中國特色的斂财方式，即“先貴而後富”：你在血緣譜系上地位越尊貴，支配的财富就越多，就越容易富有。
這就形成了中國政治權力的“超經濟強制”的傳統。
當然，我們以上說的都是周人，也就是“國人”。
西周社會分為“國人”“野人”兩大階層。
所謂“國人”是統治階層，以征服者的身份來到各諸侯國，定居在城邑當中。
“野人”指被征服階層，土著居民，居住在城邑之外，耕種田地，交納賦役。
被征服階層同樣按宗族劃分，每一個宗族自我管理，共耕一片井田。
所以，在血緣時代，血緣地位和權力地位是完全一體的。
周代的家與國是合一的。
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不隻是政治關系，更是血緣關系。
“由宗法所封建的國家，與周王室的關系，一面是君臣，一面是兄弟伯叔甥舅。
而在其基本意義上，伯叔兄弟甥舅的觀念，重于君臣的觀念。
”[46] 所以我們看，自從開天辟地以來，中國人從氏族、部落到邦族，再到國家，血緣家族一再擴大，到了周朝，這種宗族意識達到了頂峰。
可以說，在三代以前，中國人是完全生活在宗族之中的。
“在春秋中期以前的中國社會中，沒有具有自我意識的獨立的人，有的隻是許許多多以貴族為長的家族。
”[47] [1]但西方學術界往往把中國文明的起始定于商代，也就是更晚。
因為國際學術界判斷文明産生所慣用的三大标志是城市、青銅器和文字，安陽殷墟是上述三大标志性要素都齊備的最早文化遺址，這在中國境内具有唯一性。
[2]劉莉、陳星燦：《中國考古學：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早期青銅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第413頁。
[3]對這種早熟和不變，有兩種評價。
歌德說：“在審美标準上，當歐洲人還在叢林中奔跑時，中國人已有優美的傳奇故事了。
”這句話演變到今天，就變成了我們常說的“我們中國人已經進入文明社會的時候，你們歐洲人還生活在樹上呢”。
但是也有一些西方學者認為，中國是一個“活化石”型的社會，甚至語出驚人地說這是“一種毫無意義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隻是因為它已經僵化了”。
（湯因比《曆史研究》）當然，這種說法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義”。
[4]他們的父祖都是鮮卑王朝的武将，甚至是柱國，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受鮮卑的影響非常深。
[5]李輝、金力：《Y染色體與東亞族群演化》，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5。
金力說：“在做2001年的那篇論文時，我心想我是中國人，祖先是從非洲來的？我非要找出一個人，不是非洲人的後代。
做了覆蓋整個東亞、東南亞、西伯利亞……的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