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夏商周三代：血緣紐帶的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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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這就導緻商代的政治比較混亂。
商王傳位，很多情況下是“兄終弟及”，因此中丁之後出現多次争奪王位的内亂。
周代配合分封制，建立了“周禮”，王位傳承奉行嚴格的嫡長制，隻有嫡長子才能繼承王位，不是嫡長子的隻能封為諸侯，這就從制度上杜絕了争奪王位的内亂。
在王室與諸侯的關系上，周王也通過“周禮”中的“朝聘”“征伐”“會盟”等禮儀形式嚴密地控制着諸侯。
這樣，通過系統化的分封制，西周社會建立起了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統治，也就是所謂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商代與周代還有一個區别，那就是商代重鬼神，而周代信天命。
和古埃及一樣，夏商兩代，鬼神是人們生活的主宰。
夏商兩代的鬼與神，基本都與祖先有關。
甲骨文中經常出現“帝”或者“上帝”，用來稱呼天上的最高神靈。
但是這個“上帝”并不是基督教的神，而是商族的祖先。
因為甲骨文中，“帝”是花蒂的意思，瓜熟蒂落的那個“蒂”，也即祖先，部族的根。
商代貴族認為，神，或者說上帝，是商族的祖先，因此隻保佑商族。
神的統治是不可能被人類推翻的，所以他們隻要好好祭祀，别讓天上的祖宗不高興，就可以永遠統治下去。
所以商代統治者不太重視統治手段，隻顧恣意享受，酒池肉林，醉生夢死，這從商代青銅器中那衆多精美的酒器就可以看出來。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就是商代君主如此沉迷于酒，與印第安祭司們沉迷于緻幻劑一樣，都是追求“通神”的一種方式。
而周代則把上帝從商人的上帝變成了所有人的上帝，從而創造了“天命”這個說法。
周人推翻了商朝之後，需要為自己的這一行為進行辯護，即為自己的統治合法性進行論證。
因此《詩經·大雅·文王》裡說，“天命靡常”。
上天或者上帝并不是商族一個民族的祖先，而是普天下各民族共同的主宰。
天下各族都是平等的，哪個民族能入主中原，關鍵是看他有沒有德行，獲沒獲得天命。
當初商湯因為有德行，所以被上天選中了當了天子。
然而商纣胡作非為，已經耗盡了祖先的道德資源。
而周人因為有德行，所以成功地實現了改朝換代。
然而周人既然憑借這套說辭奪取了政權，這套意識形态自然就對周政權形成了制約。
既然天下各族都有可能獲得天命，那麼這就要求周朝的統治者要自我約束，要好好幹，否則就有可能被推翻。
這是周代比較重視政治文明的一個主要原因。
《尚書》中的《無逸》篇，是周公教導他的侄子成王的，具體内容是告誡成王不要逸惰，不要酗酒，否則就可能像商代那樣因為失德而失去天下。
因此，周文化是具有革命性、突破性、開創性的文化。
它把人的命運主動權從鬼神的手中奪回，掌握在人的手中。
世界上大部分古老文化都是宗教文化，人們沉迷于對上天之主的侍奉之中，一生都在為彼岸世界做準備。
蘇美爾人說，神創造了人，就是為了服侍神。
如果你了解中美洲文明，看古代的美洲人為了讨神靈的歡心付出多少生命代價，你會覺得不寒而栗。
隻有中國，從周代起就已經擺脫“宗教負擔”，成為一個緻力于現世幸福的“世俗文化”國家。
這在人類世界中，應該是最早的。
三 按照過去一段時間内的說法，中國的夏商周三代是“奴隸社會”。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中國曆史就可以和西方曆史一樣，同樣被劃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等幾個遞進的階段。
然而如果關注曆史研究的進展，你就會發現，這個說法的論據在今天已經大面積動搖了。
對夏商周三代實行奴隸制這一說法，主張最力的是郭沫若，然而郭沫若當時的論點和論據，基本都已經被後來的研究和考古發現動搖了。
[44]我們說夏商周三代可能不是奴隸社會，首先是夏商周三代并沒有大面積存在奴隸制的文字資料，沒有大量人口買賣的記錄。
這說明夏商周雖然存在一定數量的奴隸（其實數量和在人口中的占比還沒有後來的漢代多），但是并沒有形成奴隸制度。
事實上，真正意義上的奴隸制與商品經濟是有密切聯系的。
古代希臘、羅馬的奴隸制，與高水平的商品經濟密不可分。
換句話說，沒有發達的全國性的奴隸市場和大規模的奴隸貿易，很難産生奴隸制。
在中國的穩定小農經濟狀态下，是不太可能産生奴隸制的。
其次，郭沫若主張商周實行奴隸制的一個主要論據是，商周遺址中經常出現人殉、人牲，也就是把活人殺掉殉葬和祭祀。
郭沫若說，“以人殉葬不消說正是奴隸制的特征”，“由上可知周代的奴隸，正是一種主要的财産”。
然而很多人認為，将如此多的人用來殉葬和祭祀，恰恰證明了商周時代還不是奴隸社會。
奴隸社會中，戰俘通常是奴隸的主要來源，戰俘以青壯年為主，正是最好的勞動力，但是商周卻一般是把他們殺掉，用來祭祀祖先。
[45]
商王傳位，很多情況下是“兄終弟及”，因此中丁之後出現多次争奪王位的内亂。
周代配合分封制，建立了“周禮”，王位傳承奉行嚴格的嫡長制，隻有嫡長子才能繼承王位，不是嫡長子的隻能封為諸侯，這就從制度上杜絕了争奪王位的内亂。
在王室與諸侯的關系上，周王也通過“周禮”中的“朝聘”“征伐”“會盟”等禮儀形式嚴密地控制着諸侯。
這樣，通過系統化的分封制，西周社會建立起了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統治，也就是所謂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商代與周代還有一個區别，那就是商代重鬼神，而周代信天命。
和古埃及一樣，夏商兩代，鬼神是人們生活的主宰。
夏商兩代的鬼與神，基本都與祖先有關。
甲骨文中經常出現“帝”或者“上帝”，用來稱呼天上的最高神靈。
但是這個“上帝”并不是基督教的神，而是商族的祖先。
因為甲骨文中，“帝”是花蒂的意思，瓜熟蒂落的那個“蒂”，也即祖先，部族的根。
商代貴族認為，神，或者說上帝，是商族的祖先，因此隻保佑商族。
神的統治是不可能被人類推翻的，所以他們隻要好好祭祀，别讓天上的祖宗不高興，就可以永遠統治下去。
所以商代統治者不太重視統治手段，隻顧恣意享受，酒池肉林，醉生夢死，這從商代青銅器中那衆多精美的酒器就可以看出來。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就是商代君主如此沉迷于酒，與印第安祭司們沉迷于緻幻劑一樣，都是追求“通神”的一種方式。
而周代則把上帝從商人的上帝變成了所有人的上帝，從而創造了“天命”這個說法。
周人推翻了商朝之後，需要為自己的這一行為進行辯護，即為自己的統治合法性進行論證。
因此《詩經·大雅·文王》裡說，“天命靡常”。
上天或者上帝并不是商族一個民族的祖先，而是普天下各民族共同的主宰。
天下各族都是平等的，哪個民族能入主中原，關鍵是看他有沒有德行，獲沒獲得天命。
當初商湯因為有德行，所以被上天選中了當了天子。
然而商纣胡作非為，已經耗盡了祖先的道德資源。
而周人因為有德行，所以成功地實現了改朝換代。
然而周人既然憑借這套說辭奪取了政權，這套意識形态自然就對周政權形成了制約。
既然天下各族都有可能獲得天命，那麼這就要求周朝的統治者要自我約束，要好好幹，否則就有可能被推翻。
這是周代比較重視政治文明的一個主要原因。
《尚書》中的《無逸》篇，是周公教導他的侄子成王的，具體内容是告誡成王不要逸惰，不要酗酒，否則就可能像商代那樣因為失德而失去天下。
因此，周文化是具有革命性、突破性、開創性的文化。
它把人的命運主動權從鬼神的手中奪回，掌握在人的手中。
世界上大部分古老文化都是宗教文化，人們沉迷于對上天之主的侍奉之中，一生都在為彼岸世界做準備。
蘇美爾人說，神創造了人，就是為了服侍神。
如果你了解中美洲文明，看古代的美洲人為了讨神靈的歡心付出多少生命代價，你會覺得不寒而栗。
隻有中國，從周代起就已經擺脫“宗教負擔”，成為一個緻力于現世幸福的“世俗文化”國家。
這在人類世界中，應該是最早的。
三 按照過去一段時間内的說法，中國的夏商周三代是“奴隸社會”。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中國曆史就可以和西方曆史一樣，同樣被劃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等幾個遞進的階段。
然而如果關注曆史研究的進展，你就會發現，這個說法的論據在今天已經大面積動搖了。
對夏商周三代實行奴隸制這一說法，主張最力的是郭沫若，然而郭沫若當時的論點和論據，基本都已經被後來的研究和考古發現動搖了。
[44]我們說夏商周三代可能不是奴隸社會，首先是夏商周三代并沒有大面積存在奴隸制的文字資料，沒有大量人口買賣的記錄。
這說明夏商周雖然存在一定數量的奴隸（其實數量和在人口中的占比還沒有後來的漢代多），但是并沒有形成奴隸制度。
事實上，真正意義上的奴隸制與商品經濟是有密切聯系的。
古代希臘、羅馬的奴隸制，與高水平的商品經濟密不可分。
換句話說，沒有發達的全國性的奴隸市場和大規模的奴隸貿易，很難産生奴隸制。
在中國的穩定小農經濟狀态下，是不太可能産生奴隸制的。
其次，郭沫若主張商周實行奴隸制的一個主要論據是，商周遺址中經常出現人殉、人牲，也就是把活人殺掉殉葬和祭祀。
郭沫若說，“以人殉葬不消說正是奴隸制的特征”，“由上可知周代的奴隸，正是一種主要的财産”。
然而很多人認為，将如此多的人用來殉葬和祭祀，恰恰證明了商周時代還不是奴隸社會。
奴隸社會中，戰俘通常是奴隸的主要來源，戰俘以青壯年為主，正是最好的勞動力，但是商周卻一般是把他們殺掉，用來祭祀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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