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國曆史的幾條大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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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周秦之變，在中國史和世界史上，都是劃時代的大事。
第二個變化，是卷入全球化。
這個變化也就是李鴻章所謂的“三千餘年一大變局”，或者是曆史教科書所說的“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的大門”，這一變局讓中國不可回頭地卷入全球經濟新秩序中，整個社會的運轉規律又一次發生了質變。
在周秦之變和全球化之變當中的兩千多年，則是我們都熟知的王朝興替時期。
也就是說，一個王朝建立一二百年後，就會“官逼民反”，出現農民起義，不久被另一個新興王朝取代，如此循環不已。
這種現象大家都習以為常，但是可能很多讀者不知道的是，這種頻繁的改朝換代、易姓更王，并不是世界曆史的常态。
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并不是這樣的。
日本天皇萬世一系，英國“威廉征服”以後直到今天，血統上也是一直延續的。
事實上，世界上隻有中國和受中國文化影響極深的越南和朝鮮，出現過周期性的“農民起義”導緻改朝換代的現象。
在中國範圍之内，也隻有漢文化地區才有此類現象，西藏地區和大部分土司統治地區，都沒有周期性的所謂“農民起義”或者“農奴起義”現象。
何以如此？最基本的原因是郡縣制下，政府的汲取能力空前提高，而這種汲取能力缺乏有效的制約，通常很快就會超過社會的承受能力，導緻社會的崩潰。
當然，這個機制的具體過程，我以後還要細講。
我要介紹的第四條大的脈絡，是在一頭一尾兩次巨變中間，中國政治和社會一方面不停地循環，另一方面卻朝着一個固定的方向演進。
從表面上看，從秦到清中間這兩千多年陷入一種簡單的循環當中，不隻是王朝更替的循環，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循環。
比如在皇帝與丞相的關系上，表現為皇帝對丞相的防範，用自己身邊的臨時的秘書班子取代丞相或者正式的政府機構。
結果這個小班子又演變為正式的政府機構，皇帝又建立新的小班子取代這個正式的班子。
這就是中國曆史上丞相的名目不停變化的原因，從丞相變為尚書省，再變成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變成内閣大學士，再變成軍機大臣。
在地方與中央的關系上，朝廷總信不過地方官，派出臨時官員前去巡察。
結果這些巡察的官員慢慢又變成固定的地方官，下一個朝代又要制定新的臨時巡察制度，如此循環不已，兩千多年一直在不停地玩這種遊戲。
當然，這個循環當中也有進步。
這兩千多年并不是如西方學者所說，是一個完全僵化的、停滞的時代。
在這兩千多年間，貫穿着一條主線，那就是政治技術的不斷演進。
比如，雖然皇帝和丞相的關系總是在不停地變動循環當中，但是總的趨勢是皇權越來越重，相權越來越輕，直至皇權可以完全取代相權。
這一變化，又影響了中國社會方方面面的發展。
我要介紹的中國曆史的第五條大的脈絡，是邊疆與中央的關系問題。
中國曆史上幾乎所有的新興政權，都是起自邊疆地區。
對夏人來說，商人是邊緣民族，是東夷。
對商人來說，周人也是邊緣民族，是西夷。
一些曆史學研究認為，周人的先祖很可能是北方的狄人，比如徐中舒先生認為，周人出自北狄中的白狄。
而在中原的諸侯國看來，秦人也是西邊的蠻夷之國，受草原文化影響極深，“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待之以夷狄。
然而正是這個邊緣的、被視為蠻夷的國家，最終一統天下。
這種邊緣與中央的關系，到了漢代以後，還産生了一個固定的模式，那就是幾乎都是起自東北的少數民族占據半壁江山，或者一統天下。
占據半壁江山的是鮮卑的北魏、契丹的遼朝和女真的金朝，一統天下的是蒙古的元朝和滿洲的清朝，他們都曾長期生活在東北地區。
這些民族有很多相似性，比如鮮卑、契丹、女真和滿洲人都剃去前額和頭頂的頭發，鮮卑有“八柱國”，契丹有“八部”，滿洲有“八旗”。
隋唐兩朝也是受少數民族文化影響極深的王朝，因為他們的開國之君身上不但有着至少一半以上的鮮卑血統，而且在文化上也嚴重地“鮮卑化”[4]，這些在隋唐前期的政治中有鮮明的體現。
因此，邊緣民族入主中原，不是一時一世的特例，而是中國曆史的規律性現象。
這一規律性現象背後有着深刻的原因。
以上就是我這本《簡讀中國史》的大的脈絡。
接下來，我們将按照這些脈絡分章進行講解。
第二個變化，是卷入全球化。
這個變化也就是李鴻章所謂的“三千餘年一大變局”，或者是曆史教科書所說的“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的大門”，這一變局讓中國不可回頭地卷入全球經濟新秩序中，整個社會的運轉規律又一次發生了質變。
在周秦之變和全球化之變當中的兩千多年，則是我們都熟知的王朝興替時期。
也就是說，一個王朝建立一二百年後，就會“官逼民反”，出現農民起義，不久被另一個新興王朝取代，如此循環不已。
這種現象大家都習以為常，但是可能很多讀者不知道的是，這種頻繁的改朝換代、易姓更王，并不是世界曆史的常态。
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并不是這樣的。
日本天皇萬世一系，英國“威廉征服”以後直到今天，血統上也是一直延續的。
事實上，世界上隻有中國和受中國文化影響極深的越南和朝鮮，出現過周期性的“農民起義”導緻改朝換代的現象。
在中國範圍之内，也隻有漢文化地區才有此類現象，西藏地區和大部分土司統治地區，都沒有周期性的所謂“農民起義”或者“農奴起義”現象。
何以如此？最基本的原因是郡縣制下，政府的汲取能力空前提高，而這種汲取能力缺乏有效的制約，通常很快就會超過社會的承受能力，導緻社會的崩潰。
當然，這個機制的具體過程，我以後還要細講。
我要介紹的第四條大的脈絡，是在一頭一尾兩次巨變中間，中國政治和社會一方面不停地循環，另一方面卻朝着一個固定的方向演進。
從表面上看，從秦到清中間這兩千多年陷入一種簡單的循環當中，不隻是王朝更替的循環，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循環。
比如在皇帝與丞相的關系上，表現為皇帝對丞相的防範，用自己身邊的臨時的秘書班子取代丞相或者正式的政府機構。
結果這個小班子又演變為正式的政府機構，皇帝又建立新的小班子取代這個正式的班子。
這就是中國曆史上丞相的名目不停變化的原因，從丞相變為尚書省，再變成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變成内閣大學士，再變成軍機大臣。
在地方與中央的關系上，朝廷總信不過地方官，派出臨時官員前去巡察。
結果這些巡察的官員慢慢又變成固定的地方官，下一個朝代又要制定新的臨時巡察制度，如此循環不已，兩千多年一直在不停地玩這種遊戲。
當然，這個循環當中也有進步。
這兩千多年并不是如西方學者所說，是一個完全僵化的、停滞的時代。
在這兩千多年間，貫穿着一條主線，那就是政治技術的不斷演進。
比如，雖然皇帝和丞相的關系總是在不停地變動循環當中，但是總的趨勢是皇權越來越重，相權越來越輕，直至皇權可以完全取代相權。
這一變化，又影響了中國社會方方面面的發展。
我要介紹的中國曆史的第五條大的脈絡，是邊疆與中央的關系問題。
中國曆史上幾乎所有的新興政權，都是起自邊疆地區。
對夏人來說，商人是邊緣民族，是東夷。
對商人來說，周人也是邊緣民族，是西夷。
一些曆史學研究認為，周人的先祖很可能是北方的狄人，比如徐中舒先生認為，周人出自北狄中的白狄。
而在中原的諸侯國看來，秦人也是西邊的蠻夷之國，受草原文化影響極深，“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待之以夷狄。
然而正是這個邊緣的、被視為蠻夷的國家，最終一統天下。
這種邊緣與中央的關系，到了漢代以後，還産生了一個固定的模式，那就是幾乎都是起自東北的少數民族占據半壁江山，或者一統天下。
占據半壁江山的是鮮卑的北魏、契丹的遼朝和女真的金朝，一統天下的是蒙古的元朝和滿洲的清朝，他們都曾長期生活在東北地區。
這些民族有很多相似性，比如鮮卑、契丹、女真和滿洲人都剃去前額和頭頂的頭發，鮮卑有“八柱國”，契丹有“八部”，滿洲有“八旗”。
隋唐兩朝也是受少數民族文化影響極深的王朝，因為他們的開國之君身上不但有着至少一半以上的鮮卑血統，而且在文化上也嚴重地“鮮卑化”[4]，這些在隋唐前期的政治中有鮮明的體現。
因此，邊緣民族入主中原，不是一時一世的特例，而是中國曆史的規律性現象。
這一規律性現象背後有着深刻的原因。
以上就是我這本《簡讀中國史》的大的脈絡。
接下來，我們将按照這些脈絡分章進行講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