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國曆史的幾條大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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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很遠，很難到達，它們之間的聯系也很少。
”[2] 但是中國地理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黃河中下遊非常适合農業文明的發展。
人類四大古文明都興起于大河流域，這說明灌溉農業對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
而黃河流域在四個大河流域中是條件最好的，因為黃土的結構疏松，天然适于農耕，人們僅僅利用原始的石刀木犁，就可以開辟大面積耕地。
因此，中國的黃河中下遊地區，是一個非常适合文明發展的“子宮”。
所以中華文明有後發的優勢，一度比其他文明發展得快，很早就到達成熟狀态。
這就造就了中國的第二條發展脈絡：中華文明是一個非常早熟的文明。
農業文明在黃河中下遊出現後，發展得非常快。
在高度發達的農業文明基礎上，中國的政治文明也迅速發展，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大規模實行分封制的國家，中國建立的層層分封的“封建制度”，不但時間上比歐洲早了一兩千年，而且在形式上也比歐洲更整饬有序。
中國的青銅文明雖然後起，但是遠比其他地區的青銅文明輝煌，這個在博物館中展示得一目了然：湖北省博物館中的曾侯乙墓青銅文物，其精緻和繁複程度，是其他地區的青銅器物無法望其項背的。
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國出現了諸子百家，這早早地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基本格局。
及至秦朝，中國又率先在人類史上創立了最大的郡縣制君主專制國家，建立了當時國家對人民最嚴格、最精密的控制。
因此，中國曆史的一大特點是，社會很早就出現了“現代化”的面貌。
李侃如說：“發端于秦朝的官僚制度，經曆幾個世紀，呈現出近代西方官僚制度的特點：界定清晰的職位，基于功績的任命，明确的報酬結構，職能的專業化，高度發達的正式溝通體系，關于權力行使的适當路線的詳細規章，定期的報告職責，正式的監察組織，等等。
”李零說，秦代政治的那套“理性設計”，包括“郡縣制”、法典化控制以及文官制度等，“若以西洋史的眼光看，都是非常‘現代’的創設”，遠比世界其他地方“先進”，西方要在一千多年後才出現這些東西。
決定中國文化特點的幾乎一切因素，從文化特性到政治體制，在兩千年前就已經完全成熟了。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也認為，現代國家在中國的出現要比其他地區早得多：“中國是創造現代國家的第一個世界文明”。
但是，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中國演變的步伐突然慢了下來。
自秦朝到晚清，中國思想文化基本上都是沿襲闡釋先秦諸子，原創性的新成就不多。
中國的政治制度也是曆代沿襲秦制，沒有本質性的變化。
因此在曆史上，就體現為治亂興衰的不斷循環。
中國文明的早熟是因為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中國文明後來的穩定，也是由于地理環境的優越。
在文明基本成熟之後，半封閉的地理環境以及周邊民族文化上的普遍落後使中國早期文明遇到的挑戰很小，從而使它喪失了探索農業文明以外其他文明形式的動力，也喪失了自我劇烈變革的壓力。
[3] 中國曆史發展的第三條脈絡，是兩頭變化劇烈，中間不斷循環。
我們說中國文化是連續的、沒有中斷的，但并不是說沒有過變化。
中國曆史上有兩次重大突變：周秦之變和卷入全球化之變。
周秦之變，說白了就是秦始皇統一中國。
這個變化是中國古代曆史上最根本的一次變化。
在周秦之變之前，中國社會是“封建”社會。
我們需要先明确的是，“封建”這兩個字，用來指秦始皇之後的中國曆史是不合适的，封建就是封邦建國，指的是政治制度中的分封制，這是周代的事。
在周代封建制下，人們生活在一個又一個小的自治社會中，用老子的話說，是一個個“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
這個時代和後來歐洲中世紀的貴族時代很相似，大家都生活在一個個分散的莊園之中，處于半自治狀态，橫向聯系不多，縱向也沒有一個能“一竿子捅到底”的政治權力。
而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中國進入帝制時代。
社會運轉規律完全改變。
小自治體被打散，統一成了一個大共同體，政治權力縱向一竿子捅到社會最底層，國家直接控制每一個人，汲取能力空前提高，因此也形成了一系列非常獨特的中國特色。
秦到清這個時期的中國，很多特征是人類其他政治體絕無僅有的。
因此
”[2] 但是中國地理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黃河中下遊非常适合農業文明的發展。
人類四大古文明都興起于大河流域，這說明灌溉農業對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
而黃河流域在四個大河流域中是條件最好的，因為黃土的結構疏松，天然适于農耕，人們僅僅利用原始的石刀木犁，就可以開辟大面積耕地。
因此，中國的黃河中下遊地區，是一個非常适合文明發展的“子宮”。
所以中華文明有後發的優勢，一度比其他文明發展得快，很早就到達成熟狀态。
這就造就了中國的第二條發展脈絡：中華文明是一個非常早熟的文明。
農業文明在黃河中下遊出現後，發展得非常快。
在高度發達的農業文明基礎上，中國的政治文明也迅速發展，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大規模實行分封制的國家，中國建立的層層分封的“封建制度”，不但時間上比歐洲早了一兩千年，而且在形式上也比歐洲更整饬有序。
中國的青銅文明雖然後起，但是遠比其他地區的青銅文明輝煌，這個在博物館中展示得一目了然：湖北省博物館中的曾侯乙墓青銅文物，其精緻和繁複程度，是其他地區的青銅器物無法望其項背的。
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國出現了諸子百家，這早早地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基本格局。
及至秦朝，中國又率先在人類史上創立了最大的郡縣制君主專制國家，建立了當時國家對人民最嚴格、最精密的控制。
因此，中國曆史的一大特點是，社會很早就出現了“現代化”的面貌。
李侃如說：“發端于秦朝的官僚制度，經曆幾個世紀，呈現出近代西方官僚制度的特點：界定清晰的職位，基于功績的任命，明确的報酬結構，職能的專業化，高度發達的正式溝通體系，關于權力行使的适當路線的詳細規章，定期的報告職責，正式的監察組織，等等。
”李零說，秦代政治的那套“理性設計”，包括“郡縣制”、法典化控制以及文官制度等，“若以西洋史的眼光看，都是非常‘現代’的創設”，遠比世界其他地方“先進”，西方要在一千多年後才出現這些東西。
決定中國文化特點的幾乎一切因素，從文化特性到政治體制，在兩千年前就已經完全成熟了。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也認為，現代國家在中國的出現要比其他地區早得多：“中國是創造現代國家的第一個世界文明”。
但是，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中國演變的步伐突然慢了下來。
自秦朝到晚清，中國思想文化基本上都是沿襲闡釋先秦諸子，原創性的新成就不多。
中國的政治制度也是曆代沿襲秦制，沒有本質性的變化。
因此在曆史上，就體現為治亂興衰的不斷循環。
中國文明的早熟是因為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中國文明後來的穩定，也是由于地理環境的優越。
在文明基本成熟之後，半封閉的地理環境以及周邊民族文化上的普遍落後使中國早期文明遇到的挑戰很小，從而使它喪失了探索農業文明以外其他文明形式的動力，也喪失了自我劇烈變革的壓力。
[3] 中國曆史發展的第三條脈絡，是兩頭變化劇烈，中間不斷循環。
我們說中國文化是連續的、沒有中斷的，但并不是說沒有過變化。
中國曆史上有兩次重大突變：周秦之變和卷入全球化之變。
周秦之變，說白了就是秦始皇統一中國。
這個變化是中國古代曆史上最根本的一次變化。
在周秦之變之前，中國社會是“封建”社會。
我們需要先明确的是，“封建”這兩個字，用來指秦始皇之後的中國曆史是不合适的，封建就是封邦建國，指的是政治制度中的分封制，這是周代的事。
在周代封建制下，人們生活在一個又一個小的自治社會中，用老子的話說，是一個個“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
這個時代和後來歐洲中世紀的貴族時代很相似，大家都生活在一個個分散的莊園之中，處于半自治狀态，橫向聯系不多，縱向也沒有一個能“一竿子捅到底”的政治權力。
而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中國進入帝制時代。
社會運轉規律完全改變。
小自治體被打散，統一成了一個大共同體，政治權力縱向一竿子捅到社會最底層，國家直接控制每一個人，汲取能力空前提高，因此也形成了一系列非常獨特的中國特色。
秦到清這個時期的中國，很多特征是人類其他政治體絕無僅有的。
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