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莫失莫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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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
” 台灣家長普遍有個不安，覺得自己的小孩玩太多了，坐在書桌邊的時間太短了。
他們鼓勵小孩讀書，不鼓勵讀書以外的事項。
造成的後果是：小孩讀書的時候想着玩，是以書讀得七零八落，等到該玩的時候，又想起未完成的作業、未備妥的考試，玩起來又充滿罪惡感。
我隻要觀察到學生的讀書計劃安排得太緊張，就會鼓勵他們插入一些休閑娛樂。
學生們起初很質疑，他們覺得要讀好書，就得延長坐在書桌前的時間，哪有縮短的道理。
在我的堅持下，他們半信半疑地進行短程的出走，做什麼都好，總之就是離開書桌，給自己半天的假。
回來的時候，他們神清氣爽，念起書來特别甘願。
平衡“玩”與“讀書”的界限很難，很多家長不願做這課題，就想了一個很取巧的方式：盡量壓縮小孩玩樂的時間。
☆ 在母親強調自由、尊重的方針之下，我的求學之路非常順遂，在沒有補習的情況下，考上了很好的高中，三年後又考出很漂亮的成績。
可惜的是，我考大學的成績太理想了，母親第一次放棄了她的原則，幹預我的選擇。
她不要我填外文系，要我填法律系。
我們家因為不谙法律吃過虧，我的母親第一次，把她對于未知事物的恐懼以及對于某些職業的幻想，投射在我身上，這成了我們親子關系最大的傷口。
我認真讀書就是為了進外文系，沒想到卻進了法律系。
第一年進去，我就後悔了。
我讀得很痛苦，衆多專有名詞，衆多來自不同國度的衡量标準，我完全被擋在個案之外，不得其門而入。
每一次上完課，回到宿舍，我坐在椅子上，眼前一片灰暗。
我的法科成績不壞，但叫我讀法律書籍很痛苦；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我的選修科目，諸如曆史、女性主義、西洋文學與藝術，等等，讀起來很愉快，成績的反饋亦很可觀。
我跟母親說：“這場比賽，在我奮力跑到終點時，才發現盡頭一片荒蕪。
” 母親很懊悔，不停地表示，倘若時光倒流，她絕不幹預我的決定。
我跟母親之間有個裂縫，“法律系”這三個字成了咒語，不能在我面前提起。
大學畢業後，我做出一個決定：我不要參與律師考試。
我對這個職業沒有歸屬感，黑白袍子裡頭沒有我的尺寸。
在做出這個決定之後，當下最直觀的念頭是：我的人生毀了，一百多個學分泡湯了。
我注定要被人瞧不起了。
念法律系又不參加司法考試，在這圈子内，不是太光彩。
☆ 我在高中即有擔任家教的經驗，這幾年下來，或許運氣好，手上的工作沒斷過，學生一個接一個，不同的學生來自不同的家庭，每個家庭背後有不同的故事。
随手拿一個案例來說，這案例很有趣，我沒寫出來。
那個學生每堂課都巴着我，要我聽他千瘡百孔的求學經曆，以及他多麼喜歡音樂。
下課後，他把我拉到鋼琴面前，要我聽他彈鋼琴，我的音樂素養不太足，辨認不出他的技巧好壞，但我聽得出來他與鋼琴所創造出來的空間，是很和諧的。
第十堂課，我在地鐵上，突然驚覺這一切太不對勁了。
我步出地鐵站，往學生家走。
學生已在房間等我，我走進客廳，跟他的母親說：“阿姨，對不起，我不能教了。
我認為把音樂學好，是他的真正需要，他也可以做得很好的。
” 那位母親很鎮定，沒有停頓太久，她開口說：“我早知道該送他去學音樂，可是我還是想試試他學普通科的可能，你才來幾次，就可以告訴我這些，可見事情真的很明顯，我會去說服我丈夫的。
”之後，她進房去找學生，母子倆很慎重地跟我說再見。
我忘不了那位母親的反應，她在說話時，我清楚地感受到她對兒子的愛意。
那個學生是獨子，父親經商，學生說過，父親希望他讀商科，做個商人。
對于大部分的案例，我不能理解這些家長為什麼要如此對待自己的小孩，在前幾個案例中，我認定這些家長很“奇怪”，随着我的學生人數增多，見識到越來越多光怪陸離的景象，我才轉頭認定是我的母親很“異常”，她讓我以為，小孩被視為獨立個體是理所當然的事，但在我所生長的這塊土地上，常情并不是這樣子的，家長們更傾向把孩子視為所有物。
我突然很好奇，什麼是教育的本質？我對這有了興趣。
在大學擔任家教，多半是打工性質，遇到跟學生、家長三方之間的沖突時，我不會積極去處理，有幾次索性辭職了事。
在思索“不考司法考試的下一步”這段空窗期，我決定先回去做我擅長的事：家教。
從兼職轉為專職，心境上轉變很大。
這三年，除了教法的改進，我花了更多心力觀察沖突的形成與發生、記錄我與學生的對話、檢讨與家長溝通的措辭，等等。
更多時候，我了解到自己的無能為力。
很多人問我：“你教過這麼多學生，為什麼挑這些學生寫故事？” 我想，他們各自代表了一種“典型”。
例如巧藝，她讓我看見同侪之間競逐家境的心态，以及一對學曆上吃過苦頭的父母，梭哈自己的人生，隻為子女換取一個“可能”更有前景的未來；譬如若娃，我為了她，翻找不少多動症的資料，想厘清他者急于撕除的标簽，為什麼成了若娃母親的定心丸，這背後是怎樣的生命經驗；或者眼鏡仔的母親，
” 台灣家長普遍有個不安，覺得自己的小孩玩太多了，坐在書桌邊的時間太短了。
他們鼓勵小孩讀書，不鼓勵讀書以外的事項。
造成的後果是：小孩讀書的時候想着玩，是以書讀得七零八落，等到該玩的時候，又想起未完成的作業、未備妥的考試，玩起來又充滿罪惡感。
我隻要觀察到學生的讀書計劃安排得太緊張，就會鼓勵他們插入一些休閑娛樂。
學生們起初很質疑，他們覺得要讀好書，就得延長坐在書桌前的時間，哪有縮短的道理。
在我的堅持下，他們半信半疑地進行短程的出走，做什麼都好，總之就是離開書桌，給自己半天的假。
回來的時候，他們神清氣爽，念起書來特别甘願。
平衡“玩”與“讀書”的界限很難，很多家長不願做這課題，就想了一個很取巧的方式：盡量壓縮小孩玩樂的時間。
☆ 在母親強調自由、尊重的方針之下，我的求學之路非常順遂，在沒有補習的情況下，考上了很好的高中，三年後又考出很漂亮的成績。
可惜的是，我考大學的成績太理想了，母親第一次放棄了她的原則，幹預我的選擇。
她不要我填外文系，要我填法律系。
我們家因為不谙法律吃過虧，我的母親第一次，把她對于未知事物的恐懼以及對于某些職業的幻想，投射在我身上，這成了我們親子關系最大的傷口。
我認真讀書就是為了進外文系，沒想到卻進了法律系。
第一年進去，我就後悔了。
我讀得很痛苦，衆多專有名詞，衆多來自不同國度的衡量标準，我完全被擋在個案之外，不得其門而入。
每一次上完課，回到宿舍，我坐在椅子上，眼前一片灰暗。
我的法科成績不壞，但叫我讀法律書籍很痛苦；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我的選修科目，諸如曆史、女性主義、西洋文學與藝術，等等，讀起來很愉快，成績的反饋亦很可觀。
我跟母親說：“這場比賽，在我奮力跑到終點時，才發現盡頭一片荒蕪。
” 母親很懊悔，不停地表示，倘若時光倒流，她絕不幹預我的決定。
我跟母親之間有個裂縫，“法律系”這三個字成了咒語，不能在我面前提起。
大學畢業後，我做出一個決定：我不要參與律師考試。
我對這個職業沒有歸屬感，黑白袍子裡頭沒有我的尺寸。
在做出這個決定之後，當下最直觀的念頭是：我的人生毀了，一百多個學分泡湯了。
我注定要被人瞧不起了。
念法律系又不參加司法考試，在這圈子内，不是太光彩。
☆ 我在高中即有擔任家教的經驗，這幾年下來，或許運氣好，手上的工作沒斷過，學生一個接一個，不同的學生來自不同的家庭，每個家庭背後有不同的故事。
随手拿一個案例來說，這案例很有趣，我沒寫出來。
那個學生每堂課都巴着我，要我聽他千瘡百孔的求學經曆，以及他多麼喜歡音樂。
下課後，他把我拉到鋼琴面前，要我聽他彈鋼琴，我的音樂素養不太足，辨認不出他的技巧好壞，但我聽得出來他與鋼琴所創造出來的空間，是很和諧的。
第十堂課，我在地鐵上，突然驚覺這一切太不對勁了。
我步出地鐵站，往學生家走。
學生已在房間等我，我走進客廳，跟他的母親說：“阿姨，對不起，我不能教了。
我認為把音樂學好，是他的真正需要，他也可以做得很好的。
” 那位母親很鎮定，沒有停頓太久，她開口說：“我早知道該送他去學音樂，可是我還是想試試他學普通科的可能，你才來幾次，就可以告訴我這些，可見事情真的很明顯，我會去說服我丈夫的。
”之後，她進房去找學生，母子倆很慎重地跟我說再見。
我忘不了那位母親的反應，她在說話時，我清楚地感受到她對兒子的愛意。
那個學生是獨子，父親經商，學生說過，父親希望他讀商科，做個商人。
對于大部分的案例，我不能理解這些家長為什麼要如此對待自己的小孩，在前幾個案例中，我認定這些家長很“奇怪”，随着我的學生人數增多，見識到越來越多光怪陸離的景象，我才轉頭認定是我的母親很“異常”，她讓我以為，小孩被視為獨立個體是理所當然的事，但在我所生長的這塊土地上，常情并不是這樣子的，家長們更傾向把孩子視為所有物。
我突然很好奇，什麼是教育的本質？我對這有了興趣。
在大學擔任家教，多半是打工性質，遇到跟學生、家長三方之間的沖突時，我不會積極去處理，有幾次索性辭職了事。
在思索“不考司法考試的下一步”這段空窗期，我決定先回去做我擅長的事：家教。
從兼職轉為專職，心境上轉變很大。
這三年，除了教法的改進，我花了更多心力觀察沖突的形成與發生、記錄我與學生的對話、檢讨與家長溝通的措辭，等等。
更多時候，我了解到自己的無能為力。
很多人問我：“你教過這麼多學生，為什麼挑這些學生寫故事？” 我想，他們各自代表了一種“典型”。
例如巧藝，她讓我看見同侪之間競逐家境的心态，以及一對學曆上吃過苦頭的父母，梭哈自己的人生，隻為子女換取一個“可能”更有前景的未來；譬如若娃，我為了她，翻找不少多動症的資料，想厘清他者急于撕除的标簽，為什麼成了若娃母親的定心丸，這背後是怎樣的生命經驗；或者眼鏡仔的母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