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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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考古發掘，說起和樊老師的愛情，“相識未名湖，相愛珞珈山，相守莫高窟”，說起自己無悔的一生……場面令人感動和難忘，那一天很多與會者都落淚了。
那一次會後，他們倆一同去藍旗營看望宿白先生。
2017年7月29日，彭老師去世。
葬禮異常樸素，她沒有驚動任何人。
2018年2月1日，宿白先生也去世了。
2017年中秋節那天，我的手機上顯示了樊老師發來的一條短信，她說：“今天是中秋，我一個人在九層樓下散步，今天莫高窟的月亮非常圓，每逢佳節倍思親，我現在非常想念你……”當時我的眼淚就止不住往外湧。
我知道痛失愛人的樊老師心裡，已經把我當成了自己的親人。
我撥通了她的電話，聽到了九層樓夜晚的風聲，風中傳來她疲憊的、令人心疼的聲音。
她說自己每天整理彭老師的遺物，一邊還整理了一些供我參考的研究材料和關于敦煌學的書，準備打包整理好寄給我。
我從2016年下半年開始對全書進行核對和修改，準備擇時與樊老師核對書稿。
沒有想到的是2017年初，我父親确診為晚期肺癌，之後的一年我陷入了極度的忙亂和焦慮中。
2018年7月，我父親去世，整整一年我無暇顧及其他事情。
出版的時間一推再推。
令我永遠難忘的是，從我父親生病到去世的這段時間，樊老師每隔兩三天就會來一個電話寬慰我、鼓勵我。
她剛剛失去了親愛的丈夫，而我失去了最疼愛我的父親，失去至親的悲傷可以想見。
她在電話裡反複勸我要想開，要往前看，我從她的安慰裡獲得力量和信心。
2018年大年三十，我知道樊老師一個人在敦煌過，沒有彭老師在一起過年，一定很孤單，便給她去了電話。
她告訴我，她把老彭的照片放在餐桌前，她和老彭一起吃了年夜飯，她對老彭說：“老彭，晚上咱倆一起看春晚。
” 2019年3月，樊老師對我說：“顧老師，我想好了，我要到北京去住一段時間，我覺得我應該全力配合你校對書稿。
”我知道她是心疼我太累了，但是我很擔心她是否抽得出時間，因為2019年初，她剛剛榮獲“改革先鋒”的稱号，有許多許多活動等着她參加。
但是她執意要來北大和我一起修訂書稿，并且不讓我告訴任何人她在北京。
就這樣，從3月到6月，我們先後躲在北大勺園和中關新園，朝夕相處，手不釋卷，除了吃飯，其餘時間都在核對書稿，終于把這本書一章一章地修改完畢。
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感謝的人太多。
王旭東院長多次前來探望，趙聲良院長和蘇伯民、張先堂兩位副院長參與了對部分章節的核對工作。
趙聲良院長親自審閱書稿并提出重要建議；蘇伯民副院長就涉及石窟保護問題的第九、十章給出了專業性的建議；張先堂副院長為第五章内容提供了很多新的資料，并參與校對核實了第四、五、八章。
董書海博士負責前期的會議和錄音；敦煌研究院的楊雪梅同志為此書提供了許多材料和照片；敦煌研究院的許強同志協助做了許多工作，他和馬翠芸同志還負責護送樊老師往來敦煌和北京；數字中心的吳健和孫志軍同志提供了珍貴的照片，孫志軍同志還拍攝了封面照片。
特别要感謝我的兩位學生王一哲和劉燦。
王一哲負責安排落實樊老師在京校稿期間一切生活上的問題，在後期還協助查閱材料、核對書稿。
劉燦協助我補錄和整理了部分章節的回憶内容，查找檔案和相關文獻資料。
在此過程中，大家和樊老師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還要感謝樊老師的兩位兒子，他們是如此信任我，凡是我想了解的，對我知無不言，為我提供了許多材料，讓我了解到一個真實的母親和妻子。
特别要感謝譯林出版社的顧愛彬社長和編輯團隊，給了我們極大的理解、寬容、信任和支持。
2019年5月28日完稿的那天，樊老師提出一定要做東請大家吃個飯。
那天，她特意帶上她的錢包，請我們在北大“怡園”中餐廳吃了頓豐盛的午餐。
五 這本書前後寫了将近四年。
對我來說，最大的收獲是樊老師對我的言傳身教。
這四年的時光有幸和樊老師在一起，從師生關系，到忘年之交，尤其是最後校對書稿的這段時間，我就好像跟着樊老師又讀了一期研究生。
她把自己對于敦煌很多問題的思考毫無保留地告訴我，把關于人生的經驗毫無保留地傳授給我，讓我在這個過程中零距離地接近她、了解她、認識她，體會她最真實的内在心靈節奏和精神世界。
寫作這本書的過程，讓我真正走近樊錦詩，懂得樊錦詩。
她和雙胞胎姐姐六個半月就出生，奇迹般地活了下來；她得過小兒麻痹症，幾乎癱瘓，幸好沒有落下後遺症；她遭遇過青黴素過敏，死而複生；她經曆過父親的非正常死亡，經受過含冤受辱的日子；她也忍受過夫妻兩地分居十九年的艱難歲月……她能夠活下來，還能活出她希望于自己的那個樣子，做出一番令人動容的事業，是一個奇迹。
她那兩條瘦弱的腿，從上海走到了北京，從北京走到了西北，去到了萬裡之遙的敦煌，走過荒漠和戈壁，走過許多常人難以想象的坎坷和崎岖，這一走就是五十多年。
樊錦詩是
那一次會後，他們倆一同去藍旗營看望宿白先生。
2017年7月29日，彭老師去世。
葬禮異常樸素，她沒有驚動任何人。
2018年2月1日，宿白先生也去世了。
2017年中秋節那天，我的手機上顯示了樊老師發來的一條短信，她說：“今天是中秋，我一個人在九層樓下散步，今天莫高窟的月亮非常圓，每逢佳節倍思親，我現在非常想念你……”當時我的眼淚就止不住往外湧。
我知道痛失愛人的樊老師心裡，已經把我當成了自己的親人。
我撥通了她的電話，聽到了九層樓夜晚的風聲，風中傳來她疲憊的、令人心疼的聲音。
她說自己每天整理彭老師的遺物，一邊還整理了一些供我參考的研究材料和關于敦煌學的書，準備打包整理好寄給我。
我從2016年下半年開始對全書進行核對和修改，準備擇時與樊老師核對書稿。
沒有想到的是2017年初，我父親确診為晚期肺癌，之後的一年我陷入了極度的忙亂和焦慮中。
2018年7月，我父親去世，整整一年我無暇顧及其他事情。
出版的時間一推再推。
令我永遠難忘的是，從我父親生病到去世的這段時間，樊老師每隔兩三天就會來一個電話寬慰我、鼓勵我。
她剛剛失去了親愛的丈夫，而我失去了最疼愛我的父親，失去至親的悲傷可以想見。
她在電話裡反複勸我要想開，要往前看，我從她的安慰裡獲得力量和信心。
2018年大年三十，我知道樊老師一個人在敦煌過，沒有彭老師在一起過年，一定很孤單，便給她去了電話。
她告訴我，她把老彭的照片放在餐桌前，她和老彭一起吃了年夜飯，她對老彭說：“老彭，晚上咱倆一起看春晚。
” 2019年3月，樊老師對我說：“顧老師，我想好了，我要到北京去住一段時間，我覺得我應該全力配合你校對書稿。
”我知道她是心疼我太累了，但是我很擔心她是否抽得出時間，因為2019年初，她剛剛榮獲“改革先鋒”的稱号，有許多許多活動等着她參加。
但是她執意要來北大和我一起修訂書稿，并且不讓我告訴任何人她在北京。
就這樣，從3月到6月，我們先後躲在北大勺園和中關新園，朝夕相處，手不釋卷，除了吃飯，其餘時間都在核對書稿，終于把這本書一章一章地修改完畢。
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感謝的人太多。
王旭東院長多次前來探望，趙聲良院長和蘇伯民、張先堂兩位副院長參與了對部分章節的核對工作。
趙聲良院長親自審閱書稿并提出重要建議；蘇伯民副院長就涉及石窟保護問題的第九、十章給出了專業性的建議；張先堂副院長為第五章内容提供了很多新的資料，并參與校對核實了第四、五、八章。
董書海博士負責前期的會議和錄音；敦煌研究院的楊雪梅同志為此書提供了許多材料和照片；敦煌研究院的許強同志協助做了許多工作，他和馬翠芸同志還負責護送樊老師往來敦煌和北京；數字中心的吳健和孫志軍同志提供了珍貴的照片，孫志軍同志還拍攝了封面照片。
特别要感謝我的兩位學生王一哲和劉燦。
王一哲負責安排落實樊老師在京校稿期間一切生活上的問題，在後期還協助查閱材料、核對書稿。
劉燦協助我補錄和整理了部分章節的回憶内容，查找檔案和相關文獻資料。
在此過程中，大家和樊老師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還要感謝樊老師的兩位兒子，他們是如此信任我，凡是我想了解的，對我知無不言，為我提供了許多材料，讓我了解到一個真實的母親和妻子。
特别要感謝譯林出版社的顧愛彬社長和編輯團隊，給了我們極大的理解、寬容、信任和支持。
2019年5月28日完稿的那天，樊老師提出一定要做東請大家吃個飯。
那天，她特意帶上她的錢包，請我們在北大“怡園”中餐廳吃了頓豐盛的午餐。
五 這本書前後寫了将近四年。
對我來說，最大的收獲是樊老師對我的言傳身教。
這四年的時光有幸和樊老師在一起，從師生關系，到忘年之交，尤其是最後校對書稿的這段時間，我就好像跟着樊老師又讀了一期研究生。
她把自己對于敦煌很多問題的思考毫無保留地告訴我，把關于人生的經驗毫無保留地傳授給我，讓我在這個過程中零距離地接近她、了解她、認識她，體會她最真實的内在心靈節奏和精神世界。
寫作這本書的過程，讓我真正走近樊錦詩，懂得樊錦詩。
她和雙胞胎姐姐六個半月就出生，奇迹般地活了下來；她得過小兒麻痹症，幾乎癱瘓，幸好沒有落下後遺症；她遭遇過青黴素過敏，死而複生；她經曆過父親的非正常死亡，經受過含冤受辱的日子；她也忍受過夫妻兩地分居十九年的艱難歲月……她能夠活下來，還能活出她希望于自己的那個樣子，做出一番令人動容的事業，是一個奇迹。
她那兩條瘦弱的腿，從上海走到了北京，從北京走到了西北，去到了萬裡之遙的敦煌，走過荒漠和戈壁，走過許多常人難以想象的坎坷和崎岖，這一走就是五十多年。
樊錦詩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