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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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她的學術思想、思維方式、表達方式越來越熟悉。
書中有的地方或許她隻是說到幾句話，提到曾經發生的一件小事，但在我看來很重要，我就進一步查找相關資料，盡量恢複她自己也已經淡忘的那些往事。
我在寫這些往事的時候，就好像聽到她本人在我耳邊叙述。
這些文字不像是我寫出來的，而像是她以特有的語氣、思路和節奏說給我聽的。
比如樊老師回憶蘇秉琦先生，她隻是簡單提到畢業之際蘇先生找她去朗潤園談話的往事，至于談了什麼，為什麼找她談話，這些記憶都已經非常模糊了。
如何從曆史角度來把握蘇秉琦和樊錦詩的這一次談話，如何寫好蘇秉琦先生？我需要重新學習蘇秉琦先生的考古報告和考古思想，并為此翻看了蘇秉琦先生長子蘇恺之撰寫的《我的父親蘇秉琦：一個考古學家和他的時代》。
我覺得隻有在自己的意識中複活一個活生生的蘇秉琦，才能真正理解并懂得蘇先生為什麼要找樊錦詩做一次談話。
僅僅這一章，我就需要對蘇秉琦先生考古學的研究成果、他對中國考古學的貢獻、他的考古學理念、他何以成為考古大家等諸多方面進行必要的研究。
沒想到，樊老師看到這一章時非常感動，她說：“謝謝你！我以前覺得蘇先生很了不起，現在我更加覺得蘇先生了不起，我的一生能有這樣的老師真是幸運！” 為了更好地了解1958年樊老師入學時候的北大，幫助她回憶起當時的真實情況，我們還特意去北京大學檔案館借出了樊錦詩在校期間的學籍卡以及各門功課的成績，查看了北京大學曆史學系和考古系的相關曆史檔案，查閱了1958年左右入學的北大校友的回憶錄，力求真實地再現樊老師大學期間每個學期的課程學習、下工廠勞動、食堂夥食等情況，力求還原樊錦詩在北大求學的那段生活。
當我把那些檔案複印給她的時候，她驚喜地說：“這些資料你都是從哪兒挖出來的？” 此外，關于她如何度過最艱難的歲月，從哪裡汲取精神動力，一直是我反複思考的問題。
這些問題沒有任何資料可考，需要我自己用心去探尋。
樊老師最喜歡第259窟的禅定佛和第158窟的涅槃佛，她心靈的答案就藏在這些偉大藝術之中。
當我介紹敦煌的壁畫和雕塑時，不是從陳述敦煌藝術知識的角度來講敦煌，而是從存在的角度體悟樊錦詩和敦煌藝術之間的生命關聯，這需要我闡釋敦煌藝術的意義，敦煌藝術如何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了樊錦詩的整個生命。
在這個過程中，我的藝術學理論的專業積累，我的藝術闡釋學的學術思考，幫助我完成了這項難度最大的工作。
比如談第158窟的涅槃佛。
“涅槃”最難談清楚，樊錦詩所領悟的“涅槃真意”很難談清楚。
樊老師對這個洞窟情有獨鐘，我就要闡明她何以對這個洞窟情有獨鐘，在她最痛苦的時候為何喜歡去這個洞窟看看，這尊涅槃佛究竟給予她什麼啟示？這一節寫出之後，我發給了樊老師，她很快就給我回了電話，電話裡說：“顧老師，你這一章我給我的兒子看了，我的兒子回了我一句話，他說：‘媽媽，你這本書交給她寫沒有錯，這位顧老師真下功夫。
’” 這本書也不僅是樊錦詩個人的傳記，書的内容涉及對幾代敦煌人的回憶，這既是樊錦詩個人的奮鬥史，也照應着敦煌研究院的發展史，是守望莫高窟的一份曆史見證。
第一，樊錦詩現階段的思考，遺産保護在未來所要面對的嚴峻問題，都在這本書裡得到了真實的呈現。
第二，樊錦詩是第一個做出了莫高窟考古報告的人。
從考古學的角度來說，《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作為中國考古學的當代成果，意義重大。
樊錦詩在書中毫無保留地貢獻了她關于石窟寺考古的全部思想和觀念。
第三，關于世界遺産的保護，如何在遺産保護過程中建設數字化保護工程？很多高科技的保護工作是如何一步步發展起來的？樊錦詩的回憶也具有檔案的價值。
這一探索過程傾注了她畢生的心血，書中對此也進行了總結。
四 2017年春天，彭金章老師查出晚期胰腺癌，這是不治之症，這件事猶如晴天霹靂。
樊老師本來希望能夠由她本人逐章校對書稿後再出版。
但是由于彭老師在上海治療期間，樊老師心力交瘁，我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好意思再提出校對書稿的事情了。
初稿完成後，出版的事就暫時擱置下來了。
樊老師一邊陪護在彭老師身邊，一邊還要為敦煌的工作四處奔波。
她當時已是一位八旬老人了，我們都非常擔心她的身體，每次通話我就在電話裡安慰她。
那段時間我們幾乎每天都通電話，我感到她為彭老師的病情非常着急、痛苦和焦慮。
她始終覺得自己對不起老彭，因為忙于工作，自己沒有盡到做妻子的責任，這一輩子老彭為自己、為這個家付出太多了。
他們夫婦最後一次來到北大，我記得很清楚，那一天是2016年9月8日，北大人文學院的院長鄧小南教授（鄧廣銘先生的女兒）請樊老師做關于敦煌保護的演講，樊、彭兩位老師共同參加了這次活動。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聆聽彭老師熱情洋溢的發言。
他說起兩地分居的艱難，說起他引以為豪的敦煌北
書中有的地方或許她隻是說到幾句話，提到曾經發生的一件小事，但在我看來很重要，我就進一步查找相關資料，盡量恢複她自己也已經淡忘的那些往事。
我在寫這些往事的時候，就好像聽到她本人在我耳邊叙述。
這些文字不像是我寫出來的，而像是她以特有的語氣、思路和節奏說給我聽的。
比如樊老師回憶蘇秉琦先生，她隻是簡單提到畢業之際蘇先生找她去朗潤園談話的往事，至于談了什麼，為什麼找她談話，這些記憶都已經非常模糊了。
如何從曆史角度來把握蘇秉琦和樊錦詩的這一次談話，如何寫好蘇秉琦先生？我需要重新學習蘇秉琦先生的考古報告和考古思想，并為此翻看了蘇秉琦先生長子蘇恺之撰寫的《我的父親蘇秉琦：一個考古學家和他的時代》。
我覺得隻有在自己的意識中複活一個活生生的蘇秉琦，才能真正理解并懂得蘇先生為什麼要找樊錦詩做一次談話。
僅僅這一章，我就需要對蘇秉琦先生考古學的研究成果、他對中國考古學的貢獻、他的考古學理念、他何以成為考古大家等諸多方面進行必要的研究。
沒想到，樊老師看到這一章時非常感動，她說：“謝謝你！我以前覺得蘇先生很了不起，現在我更加覺得蘇先生了不起，我的一生能有這樣的老師真是幸運！” 為了更好地了解1958年樊老師入學時候的北大，幫助她回憶起當時的真實情況，我們還特意去北京大學檔案館借出了樊錦詩在校期間的學籍卡以及各門功課的成績，查看了北京大學曆史學系和考古系的相關曆史檔案，查閱了1958年左右入學的北大校友的回憶錄，力求真實地再現樊老師大學期間每個學期的課程學習、下工廠勞動、食堂夥食等情況，力求還原樊錦詩在北大求學的那段生活。
當我把那些檔案複印給她的時候，她驚喜地說：“這些資料你都是從哪兒挖出來的？” 此外，關于她如何度過最艱難的歲月，從哪裡汲取精神動力，一直是我反複思考的問題。
這些問題沒有任何資料可考，需要我自己用心去探尋。
樊老師最喜歡第259窟的禅定佛和第158窟的涅槃佛，她心靈的答案就藏在這些偉大藝術之中。
當我介紹敦煌的壁畫和雕塑時，不是從陳述敦煌藝術知識的角度來講敦煌，而是從存在的角度體悟樊錦詩和敦煌藝術之間的生命關聯，這需要我闡釋敦煌藝術的意義，敦煌藝術如何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了樊錦詩的整個生命。
在這個過程中，我的藝術學理論的專業積累，我的藝術闡釋學的學術思考，幫助我完成了這項難度最大的工作。
比如談第158窟的涅槃佛。
“涅槃”最難談清楚，樊錦詩所領悟的“涅槃真意”很難談清楚。
樊老師對這個洞窟情有獨鐘，我就要闡明她何以對這個洞窟情有獨鐘，在她最痛苦的時候為何喜歡去這個洞窟看看，這尊涅槃佛究竟給予她什麼啟示？這一節寫出之後，我發給了樊老師，她很快就給我回了電話，電話裡說：“顧老師，你這一章我給我的兒子看了，我的兒子回了我一句話，他說：‘媽媽，你這本書交給她寫沒有錯，這位顧老師真下功夫。
’” 這本書也不僅是樊錦詩個人的傳記，書的内容涉及對幾代敦煌人的回憶，這既是樊錦詩個人的奮鬥史，也照應着敦煌研究院的發展史，是守望莫高窟的一份曆史見證。
第一，樊錦詩現階段的思考，遺産保護在未來所要面對的嚴峻問題，都在這本書裡得到了真實的呈現。
第二，樊錦詩是第一個做出了莫高窟考古報告的人。
從考古學的角度來說，《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作為中國考古學的當代成果，意義重大。
樊錦詩在書中毫無保留地貢獻了她關于石窟寺考古的全部思想和觀念。
第三，關于世界遺産的保護，如何在遺産保護過程中建設數字化保護工程？很多高科技的保護工作是如何一步步發展起來的？樊錦詩的回憶也具有檔案的價值。
這一探索過程傾注了她畢生的心血，書中對此也進行了總結。
四 2017年春天，彭金章老師查出晚期胰腺癌，這是不治之症，這件事猶如晴天霹靂。
樊老師本來希望能夠由她本人逐章校對書稿後再出版。
但是由于彭老師在上海治療期間，樊老師心力交瘁，我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好意思再提出校對書稿的事情了。
初稿完成後，出版的事就暫時擱置下來了。
樊老師一邊陪護在彭老師身邊，一邊還要為敦煌的工作四處奔波。
她當時已是一位八旬老人了，我們都非常擔心她的身體，每次通話我就在電話裡安慰她。
那段時間我們幾乎每天都通電話，我感到她為彭老師的病情非常着急、痛苦和焦慮。
她始終覺得自己對不起老彭，因為忙于工作，自己沒有盡到做妻子的責任，這一輩子老彭為自己、為這個家付出太多了。
他們夫婦最後一次來到北大，我記得很清楚，那一天是2016年9月8日，北大人文學院的院長鄧小南教授（鄧廣銘先生的女兒）請樊老師做關于敦煌保護的演講，樊、彭兩位老師共同參加了這次活動。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聆聽彭老師熱情洋溢的發言。
他說起兩地分居的艱難，說起他引以為豪的敦煌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