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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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這本書完稿之後，一直沒有合适的書名，想了很多名字，都不合适。
2019年春天，我和樊錦詩老師在燕南園和出版社的幾位編輯商定書名和版式。
為了打開思路，編輯找來了許多人物傳記。
我看着身邊瘦小的樊老師，想到我們朝夕相處的日日夜夜，想到她神情疲憊、手不釋卷的樣子，想到四年前在莫高窟送别我的那個身影，耳邊始終回響着她說過的那句話：“隻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安下來。
” 這本書的終篇是“莫高窟人的墓地在宕泉河畔”，我明白她的心。
宕泉河邊安葬着包括常書鴻、段文傑先生在内的二十七人，他們是第一代堅守敦煌的莫高窟人。
這個墓地很隐蔽，在遠處幾乎看不見。
這些人來自五湖四海，最終心歸敦煌……如有神明授意的那樣，我脫口而出：“心歸何處？書名就叫《我心歸處是敦煌》吧！”大家沉默下來，接着是贊許。
樊老師看着我說：“嗯，還是你懂我！” 2014年夏天，我初到敦煌，也初見樊錦詩。
那次會面，匆匆而别，我沒有想到命運會在我們倆之間安排下如此深厚的緣分和情誼，我會成為這個世界上“懂她的人”，她也成為這個世界上“懂我的人”。
那年暑假，北京大學藝術學院的幾位老師到莫高窟考察，樊老師親自接待了我們這群北大校友，不僅安排我們參觀洞窟，還安排我們和敦煌研究院的專家進行了座談。
記得那次座談會就在敦煌研究院的小會議廳舉行，那是我第一次面對面聽樊老師講述敦煌研究院的曆史，以及壁畫保護和傳承的艱辛，也是我第一次被“莫高窟人”堅守大漠、甘于奉獻的精神深深觸動。
臨别之際，她對我們說：“這次你們在敦煌的時間比較短，沒有看好。
期待你們下一次再來敦煌，在這裡住上一段時間，這樣就可以慢慢看。
有時間的話還可以去榆林窟看看。
” 從2014—2016年，樊老師多次向我們發出邀請。
那段時間，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中心正在策劃人文學的書系，計劃訪談一些能夠代表時代精神、代表中國當代人文精神的學者，出版一系列書籍。
當我們和樊老師交流這個想法時，她很快就答應接受我們的訪談。
2016年暑假，我們再次赴敦煌考察。
此行的任務有兩項，一是深入研究敦煌藝術，二是完成對樊老師的訪談。
從2016年6月25日到7月5日，我們在莫高窟和榆林窟考察了整整十天。
二 莫高窟的清淨令人心生敬畏。
許多洞窟都有着沿牆角一字排開的禅修窟，這是數千年來曆代僧侶在此禅修的明證。
如今人去窟空，對于頗有悟性和慧根的人而言，目擊空空的禅窟或有如棒喝一樣的啟示。
即便不能頓悟，眼前也一定會浮現當年那些枯瘦如柴的禅僧，在陰暗寒冷的洞子裡默坐冥想的情景，心中必定生出一種謙恭和敬意。
在莫高窟，那一尊尊苦修佛并不是虛假的幻想，而是一種日常的真實。
在敦煌研究院工作的人時時讓我想起出家人。
他們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付給敦煌的流沙和千佛洞方圓百裡上匆匆消逝的光影，在一種貌似荒寒的人生景緻中等待一個又一個莫高窟的春天。
他們雖然不念經、不拜佛，但是臨摹壁畫、修複洞窟、保護遺址、宣傳講解，這些日常生活在我看來無異于出家人的修行。
莫高窟是一種考驗，隻有那些最終經受住考驗的人才能修得正果。
夏夜的傍晚，太陽還沒有落下時，莫高窟上空明澈無比的藍天令人陶醉。
遊客散去之後，位于鳴沙山東麓、宕泉河西岸的莫高窟就顯得格外神聖。
那些開鑿在長長的石壁上，如蜂房一般密密麻麻的石窟群蔚為壯觀，那看似灰頭土臉的外表下隐藏着聖潔而又神秘的偉大文明。
走近石窟，就能強烈地感覺到每一個洞窟透出五彩斑斓的神光。
敦煌日照時間長，特别是夏天，晚上九十點鐘天還是亮的。
白天我們按年代參觀洞窟，晚上我們就天南海北地聊天。
每天傍晚六點左右，樊老師就會準時來到莫高山莊。
七月的敦煌，正是“李廣杏”成熟的季節。
每次她來的時候，手裡都會提上一袋子洗好的“李廣杏”。
這是敦煌才有的水果，是她特意在當地農民那裡買來的。
據說每年隻有這一個月的時間，才能在敦煌品嘗到這種格外美味的黃杏。
為了這個訪談，我拟出了一百多個問題。
但真正進入訪談，我拟出的題目基本失效。
她的健談，她閱曆的豐富，思路的開闊，還有那些從來不為人知的往事，遠遠超出我的預想，似乎每一個小問題都可以打開她記憶的寶藏。
樊老師的講述有她自然内在的邏輯，隻需一點觸發便能源源不斷地噴湧而出。
而我要做的就是把她所說的話全部記錄下來。
近六十年的敦煌生活，她對那裡的每一寸土、每一棵樹、每一方壁畫都如此熟悉，從莫高窟的曆史、洞窟壁畫藝術到考古保護工作的方方面面，她都如數家珍。
我們每天平均采訪三到四個小時，最多的時候，樊老師一口氣說了五個小時。
我邊聽邊做筆記，以最快的速度記錄談話内容，以便後期整理。
我負責提問和記錄，董書海博士負責錄音。
十天後，當我們離開敦煌時，已經積
2019年春天，我和樊錦詩老師在燕南園和出版社的幾位編輯商定書名和版式。
為了打開思路，編輯找來了許多人物傳記。
我看着身邊瘦小的樊老師，想到我們朝夕相處的日日夜夜，想到她神情疲憊、手不釋卷的樣子，想到四年前在莫高窟送别我的那個身影，耳邊始終回響着她說過的那句話：“隻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安下來。
” 這本書的終篇是“莫高窟人的墓地在宕泉河畔”，我明白她的心。
宕泉河邊安葬着包括常書鴻、段文傑先生在内的二十七人，他們是第一代堅守敦煌的莫高窟人。
這個墓地很隐蔽，在遠處幾乎看不見。
這些人來自五湖四海，最終心歸敦煌……如有神明授意的那樣，我脫口而出：“心歸何處？書名就叫《我心歸處是敦煌》吧！”大家沉默下來，接着是贊許。
樊老師看着我說：“嗯，還是你懂我！” 2014年夏天，我初到敦煌，也初見樊錦詩。
那次會面，匆匆而别，我沒有想到命運會在我們倆之間安排下如此深厚的緣分和情誼，我會成為這個世界上“懂她的人”，她也成為這個世界上“懂我的人”。
那年暑假，北京大學藝術學院的幾位老師到莫高窟考察，樊老師親自接待了我們這群北大校友，不僅安排我們參觀洞窟，還安排我們和敦煌研究院的專家進行了座談。
記得那次座談會就在敦煌研究院的小會議廳舉行，那是我第一次面對面聽樊老師講述敦煌研究院的曆史，以及壁畫保護和傳承的艱辛，也是我第一次被“莫高窟人”堅守大漠、甘于奉獻的精神深深觸動。
臨别之際，她對我們說：“這次你們在敦煌的時間比較短，沒有看好。
期待你們下一次再來敦煌，在這裡住上一段時間，這樣就可以慢慢看。
有時間的話還可以去榆林窟看看。
” 從2014—2016年，樊老師多次向我們發出邀請。
那段時間，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中心正在策劃人文學的書系，計劃訪談一些能夠代表時代精神、代表中國當代人文精神的學者，出版一系列書籍。
當我們和樊老師交流這個想法時，她很快就答應接受我們的訪談。
2016年暑假，我們再次赴敦煌考察。
此行的任務有兩項，一是深入研究敦煌藝術，二是完成對樊老師的訪談。
從2016年6月25日到7月5日，我們在莫高窟和榆林窟考察了整整十天。
二 莫高窟的清淨令人心生敬畏。
許多洞窟都有着沿牆角一字排開的禅修窟，這是數千年來曆代僧侶在此禅修的明證。
如今人去窟空，對于頗有悟性和慧根的人而言，目擊空空的禅窟或有如棒喝一樣的啟示。
即便不能頓悟，眼前也一定會浮現當年那些枯瘦如柴的禅僧，在陰暗寒冷的洞子裡默坐冥想的情景，心中必定生出一種謙恭和敬意。
在莫高窟，那一尊尊苦修佛并不是虛假的幻想，而是一種日常的真實。
在敦煌研究院工作的人時時讓我想起出家人。
他們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付給敦煌的流沙和千佛洞方圓百裡上匆匆消逝的光影，在一種貌似荒寒的人生景緻中等待一個又一個莫高窟的春天。
他們雖然不念經、不拜佛，但是臨摹壁畫、修複洞窟、保護遺址、宣傳講解，這些日常生活在我看來無異于出家人的修行。
莫高窟是一種考驗，隻有那些最終經受住考驗的人才能修得正果。
夏夜的傍晚，太陽還沒有落下時，莫高窟上空明澈無比的藍天令人陶醉。
遊客散去之後，位于鳴沙山東麓、宕泉河西岸的莫高窟就顯得格外神聖。
那些開鑿在長長的石壁上，如蜂房一般密密麻麻的石窟群蔚為壯觀，那看似灰頭土臉的外表下隐藏着聖潔而又神秘的偉大文明。
走近石窟，就能強烈地感覺到每一個洞窟透出五彩斑斓的神光。
敦煌日照時間長，特别是夏天，晚上九十點鐘天還是亮的。
白天我們按年代參觀洞窟，晚上我們就天南海北地聊天。
每天傍晚六點左右，樊老師就會準時來到莫高山莊。
七月的敦煌，正是“李廣杏”成熟的季節。
每次她來的時候，手裡都會提上一袋子洗好的“李廣杏”。
這是敦煌才有的水果，是她特意在當地農民那裡買來的。
據說每年隻有這一個月的時間，才能在敦煌品嘗到這種格外美味的黃杏。
為了這個訪談，我拟出了一百多個問題。
但真正進入訪談，我拟出的題目基本失效。
她的健談，她閱曆的豐富，思路的開闊，還有那些從來不為人知的往事，遠遠超出我的預想，似乎每一個小問題都可以打開她記憶的寶藏。
樊老師的講述有她自然内在的邏輯，隻需一點觸發便能源源不斷地噴湧而出。
而我要做的就是把她所說的話全部記錄下來。
近六十年的敦煌生活，她對那裡的每一寸土、每一棵樹、每一方壁畫都如此熟悉，從莫高窟的曆史、洞窟壁畫藝術到考古保護工作的方方面面，她都如數家珍。
我們每天平均采訪三到四個小時，最多的時候，樊老師一口氣說了五個小時。
我邊聽邊做筆記，以最快的速度記錄談話内容，以便後期整理。
我負責提問和記錄，董書海博士負責錄音。
十天後，當我們離開敦煌時，已經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