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四十年後終成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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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包括各分卷的洞窟組合、編排序列，以及編輯體例等。
其他排列方法多帶有主觀因素，缺乏科學依據，因此均不予采納。
《全集》拟分為“敦煌莫高窟分編”“敦煌西千佛洞分編”“瓜州榆林窟分編”三部分。
通盤考慮三處敦煌石窟的數量、體積、保存程度等具體狀況，《全集》拟編成100卷左右。
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包括公認敦煌建造最早的“早期三窟”。
由此卷開始至第86卷為敦煌莫高窟分編，第87卷到第89卷為敦煌西千佛洞分編，第90卷至第99卷為瓜州榆林窟分編，第100卷為總卷。
《敦煌石窟全集》是20世紀50年代遺留下來而一直未能付諸實行的老課題。
數十年來，中國考古學和科技發展表明，在新時代完成這一重要課題，應以考古報告的科學形式，整理和公布石窟文物資料，取代20世紀50年代規劃的“記錄性圖錄”的形式。
《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的出版，就是考古報告的科學形式的成果。
報告根據敦煌石窟特點，以獨立的單個洞窟，或以成組洞窟為單位分别設章。
每個洞窟由窟外而窟内，先洞窟位置，後洞窟結構，再分層分壁叙述。
彩塑、壁畫及坍塌破壞和近現代遺迹等，分别依次設節，記錄闡述各種遺迹。
對各種遺迹的所在位置、内容、特征、尺寸、制作技術、顔色、保存狀況都加以詳細叙述，有的還輔以表格說明。
每章之後，概述洞窟營建曆史和内容特征作為小結。
報告最後一章為結語，綜述本卷各窟的内容、性質、功能、特點，重點闡明早期三窟受到來自西域影響和基于本地傳統的各種因素，并分析各洞窟的時代。
報告的文字力求簡明、準确，結合測繪圖和彩色圖版，全面、科學、系統地記錄闡明了洞窟所有遺迹，體現了較高的科學性和學術性。
《敦煌石窟全集》考古報告最根本的追求是力求科學準确。
第一卷考古報告，打破了過去僅限于文字、繪圖和攝影結合的方法手段，采用了考古、曆史、美術史、宗教、測量、計算機、攝影、化學、物理學、信息資料等多學科聯合攻關的方法手段。
為了使考古報告取得準确的數據，我們放棄了原來傳統的手工測量和繪圖的方法，找到了掌握先進測量技術的專業公司。
我帶領考古專業人員和繪圖專業人員，與專業的測量技術人員充分切磋、磨合和密切合作。
敦煌研究院考古專業人員根據敦煌石窟洞窟的特點，提出明确的石窟考古測繪要求，專業的測量技術人員在充分理解石窟考古測繪要求的基礎上，做到三維激光掃描測量儀器選型準确，又集成使用全站儀、全球定位儀、水準儀等多種測繪技術，以達到利用三維激光掃描儀的高精度坐标點，利用點雲影像校正下的紋理圖像繪制矢量線圖，在石窟文物測繪圖上以方格網線作控制示意，各窟以平立面關系圖校正夾角誤差，又利用GPS技術取得測圖基點的大地坐标數值。
在考古學測繪中，這種先進技術的成功運用在我國尚屬首次。
雖然通過三維激光掃描技術能夠采集精确的測繪數據，但依然存在各種問題，如壁畫畫面年久模糊，造型複雜的塑像總有被遮擋、無法掃描到的盲點；點雲影像圖上不同時代的重層遺迹無法用儀器來分辨；測量專業技術人員很難把握考古測圖描繪的要點和時代特征；等等。
為了克服這些難題，考古繪圖人員根據三維激光掃描技術提供的點雲影像圖，還要按照考古測繪的要求，做進一步分析、校對、修改，區分層位、辨别形象、把握特征，進入洞窟反複核對，必要時還須通過手工測量加以補充和完善。
敦煌研究院的考古繪圖人員在測量專業技術人員的幫助下，采用MicroStation（微型工作站）、Cyclone（賽孔）、AutoCAD等計算機輔助設計軟件描繪成圖，并參照我國國家工程制圖标準，執行其規定的線型、線寬。
繪圖人員在電腦中完成了本卷報告的全部測繪圖。
先進的測量技術和繪圖方法，是石窟考古測繪的重大突破，不僅保證了測繪圖數據準确，而且提高了繪圖的質量和效率。
除繼續采用以往考古報告的文字、測繪、攝影等傳統的記錄方法以外，報告還采用了塑像等值線圖、敦煌莫高窟近景攝影立面圖、數碼高清全景攝影拼圖、“碳—14”年代測定、壁畫和塑像制作材料的分析，試圖采用更多不同學科的技術與方法，提升考古報告的科技含量。
第一卷考古報告的彩色圖版及攝影圖版，是通過攝影照片取得洞窟所有遺迹迹象的實證資料。
洞窟結構和洞窟各種遺迹十分複雜，要做到全面記錄，且能使攝影記錄與測繪記錄和文字記錄相統一，這都決定了它完全不同于石窟藝術攝影。
根據石窟考古的要求，報告中采用的攝影資料不僅表現了洞窟的分布位置、整體面貌、窟内結構、彩塑、壁畫及其全部細部，而且還充分表現了不同遺迹之間的空間關系，重修、重塑和重繪的迹象，早晚層次的疊壓關系，不同時代的施工工藝及近現代遺迹等，并注明了每張照片的拍攝年份。
總而言之，在追求科學性方面，本次考古報告超越了以往的考古報告。
考古報告後的附錄有六個部分，附錄一、二是本報告出版前發表過的對于第一卷所涉及洞窟的全部文字記錄及圖像資料，用于與報告中的洞窟現狀進行對照分析；附錄三的論著、資料目錄，可供讀者研究參考；附錄四的本卷洞窟“碳—14”年代測定報告可作為考古分期斷代的佐證；附錄五是對于先進三維激光掃描測繪技術在考古測繪中應用的說明；附錄六是用多光譜無損分析技術與介入性的壁畫剖面分析及X射線衍射分析技術相結合，得出了不同層位的塑像骨架、壁畫和彩塑地仗的泥土、草料、膠結材料，以及原繪、重繪不同層次顔料的制作材料和技術的結論。
1963年我來到敦煌工作，2011年才出版了《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考古報告，真是感到無比内疚和慚愧。
令人欣慰的是，考古報告的出版得到了國内外學者的認可。
第一卷考古報告是永久地保存、保護世界文化遺産敦煌莫高窟及其他敦煌石窟的科學檔案資料，推動了敦煌石窟文化遺産的深入研究，滿足了國内外學者和學術機構對敦煌石窟資料的需求，在石窟逐漸劣化甚至坍塌毀滅的情況下，它為全面複原提供了依據，使之成為可能。
第一卷考古報告的出版，還為敦煌研究院今後繼續編寫多卷本《敦煌石窟全集》各分卷奠定了基礎，也為其他文物機構編輯出版石窟考古報告提供了借鑒。
未來，《敦煌石窟全集》将作為敦煌研究院的“世紀工程”，持續地、不間斷地、堅持不懈地一卷一卷做下去。
急功近利是學術的死敵 敦煌石窟考古報告搞了二十多年才出來一卷，第一卷出版後已經八年過去了，第二卷還沒有出來。
我經常和同事說，咱們“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我們當不了諸葛亮，但臭皮匠長那麼點志氣，團結一心，努力學習，不懈探索，也可成為諸葛亮。
守着敦煌石窟，我們不做這個苦差事誰做？咬着牙也要把硬骨頭啃下來。
考古報告是最基礎的基礎，我們這代人的使命就是在敦煌研究的學術上為後人打下基礎。
就好像建造一個城市，城市的下水道一定要做好，不能幾年就出問題，要保證一個世紀不出問題，這樣的基礎建設才是經得起考驗的。
學術也一樣，基礎研究就是學術的基礎工程，是地基，地基必須要打牢，否則都是空中樓閣，是建在沙丘上的。
但問題是，現在誰都不願意給别人打基礎，都不願意給别人做嫁衣裳。
敦煌的學術史中，始終有一群人在從事最基礎的研究工作。
曆史賦予他們的學術使命就是鋪設研究的地基，猶如為一座城市建造地下工程。
它不為人見，也不起眼，但是隻有地下工程足夠堅實，城市地面以上的工程才能得到保證。
一個人也好，一個學科也好，一定要在自己已有的優勢和基礎上，繼續往前走，不能離開原來的基礎。
在争取開拓性研究時，我們也不能離開原有的基礎。
比如，我們過去已經做了分類研究，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專題分類《敦煌石窟全集》（26卷）凝聚了幾代敦煌學者的重要研究成果，包括佛教、藝術、科技、交通、圖案等專題研究。
這套書是敦煌研究院三十年比較紮實的一個标志性成果，多數同志還是下了功夫。
這樣的專題還是應該在已有的成就基礎上進一步往下深入。
敦煌學是急不出來的，必須紮紮實實做基礎研究，必須老老實實地做，不能急功近利。
學術研究絕對不能隻看數量。
再比如“一帶一路”的研究。
“一帶一路”沿線的石窟、遺址和文物與我們的關系最為密切。
敦煌是“一帶一路”的咽喉之地，在地理上就是一個點，但這個點很了不起。
學術研究要重視基礎和傳統，在原有的基礎和傳統上繼續往前拓展。
所以，原來的石窟專題研究，“一帶一路”的研究需要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
絲綢之路的研究要碰到很多外來文化，外來文化到了新疆和敦煌，發生了什麼變化，中西方文化到底以什麼樣的方式碰撞和交融，産生了哪些變異，形成了哪些新的東西，我們必須要說清楚，并且講出道理來。
比如你說這個圖像受到波斯的影響，怎麼證明？你要考證，需要有說服力的證據和論證。
又比如說樂器，你說這種樂器是從波斯進入中原的，如何證明？依然需要考證。
随便舉個例子，第275窟的獅子座，那個獅子座肯定是受到了犍陀羅的影響，我們本土是沒有獅子座的。
那麼犍陀羅藝術怎麼影響了莫高窟的造像藝術，這裡面有什麼淵源關系，就需要刨根問底，刨不清楚，就說不清楚。
真正能刨清楚，必須要下功夫。
還比如少數民族和少數民族文字，希伯來文、梵文、藏文、西夏文等，那些消失的文字，都需要有專門的人去研究。
考證的難度很大，需要很多條件，特别是語言。
弄清楚這些問題，需要閱讀很多文獻；許多文獻是外語，甚至是已經消亡的語言，你破解了語言才能知道文字背後的意義。
文科很不簡單，但是現在很多人是理科不好了去考文科，文科不好了去考藝術，這樣的現象正常嗎？文科的研究需要相當智慧的頭腦和才幹。
我對很多人說：“你們不要看不起文科，文科才難哪！大學教育分科，雖然在曆史上是進步，但是也帶來局限。
如果每個專業隻顧及自己本專業的問題，學術就會走向狹隘。
其實，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普遍聯系，學科之間也是一樣。
很多年輕的學者一開始沒有認識清楚這個問題，等到有一天發現，就晚了。
”北大的榮新江教授，他的學術研究視野寬廣，跑了很多地方去看敦煌文書。
但他又不是光研究書齋裡的那點資料，他還熟悉敦煌石窟，他能夠把文獻研究和實地勘察結合起來，把藏經洞的文獻和洞窟的研究結合起來，把莫高窟研究和曆史研究結合起來。
目前的學術研究中有一些不良的現象，最突出的就是急功近利，做表面文章。
不少所謂的研究成果都是描述性的，重複描述前人已有的研究，而不是貢獻自己新的發現和突破。
還有一些“僞學者”，認為自己什麼都懂，樣樣精通，可是樣樣都是皮毛。
甚至有個别人對學術研究指手畫腳，違背基本的學術準則和規律，随意幹擾正常的學術研究，認為學者的考證研究是“小學”。
如果嚴謹的考證成了“小學”，那麼陳寅恪、周一良、宿白的研究是不是都成了“小學”？不是所有人都能認識到學術研究的真正意義，這是學術研究的寂寞所在。
敦煌學的研究，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學者持續性地研究，不能中斷，特别要重視對于傳統的繼承。
當年，傅斯年先生說自己一天要花兩個小時想問題。
對我們來說，如果兩個小時太長，那能不能就花個半小時，或者經常想一想，做過的事到底做得怎麼樣？如果根本不去思考，你還做什麼，怎麼往前走？所以我不太主張年輕人着急寫文章。
有的文章如果沒有下夠功夫，寫了也是沒有意義的，就是拿着别人的研究成果和觀念抄抄改改。
我們做石窟考古報告是一種基礎研究。
考古報告這個課題，聰明的人不願意做，不聰明的人做不了。
做起來費勁費時，一輩子放進去都不夠。
可它的意義無比重要，因為它能永久地保存石窟的完整科學檔案資料，為推動石窟的深入研究，為推動人文科學研究，提供他們所需要的可靠資料，為石窟修複乃至石窟坍塌後複原提供依據。
敦煌石窟第一卷考古報告出版後，有些同行說，這為中國的石窟考古報告貢獻了新方法。
有的說，這是石窟考古測繪的新突破。
也有的說，過去還沒有一本考古報告這樣細緻、詳盡，這是一項浩繁的工程。
我想我們不能和其他人去比，我們現在和前輩比也沒有意義，因為曆史時期和具體條件不一樣。
在新時代完成這一重要課題，應以考古報告的科學形式，整理和公布石窟文物資料。
所以說這不是我的貢獻，是科技發展到了今天，我隻是拿來加以科學運用而已。
我們的考古手段、考古工具、考古理念、專業分工都有很大的進步，特别是數字信息的發展給我們帶來很多便利，可以做出很多前人做不出的成果。
但是，最終是要做出完整、科學、系統的，經得起檢驗的考古報告。
我的理想是最終這個考古報告不僅讓考古學家點頭，而且也要使美術家滿意；不僅符合科學性，也要符合審美。
好多事情就差一步，你邁不過去那一步，就到不了。
規劃包括各分卷的洞窟組合、編排序列，以及編輯體例等。
其他排列方法多帶有主觀因素，缺乏科學依據，因此均不予采納。
《全集》拟分為“敦煌莫高窟分編”“敦煌西千佛洞分編”“瓜州榆林窟分編”三部分。
通盤考慮三處敦煌石窟的數量、體積、保存程度等具體狀況，《全集》拟編成100卷左右。
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包括公認敦煌建造最早的“早期三窟”。
由此卷開始至第86卷為敦煌莫高窟分編，第87卷到第89卷為敦煌西千佛洞分編，第90卷至第99卷為瓜州榆林窟分編，第100卷為總卷。
《敦煌石窟全集》是20世紀50年代遺留下來而一直未能付諸實行的老課題。
數十年來，中國考古學和科技發展表明，在新時代完成這一重要課題，應以考古報告的科學形式，整理和公布石窟文物資料，取代20世紀50年代規劃的“記錄性圖錄”的形式。
《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的出版，就是考古報告的科學形式的成果。
報告根據敦煌石窟特點，以獨立的單個洞窟，或以成組洞窟為單位分别設章。
每個洞窟由窟外而窟内，先洞窟位置，後洞窟結構，再分層分壁叙述。
彩塑、壁畫及坍塌破壞和近現代遺迹等，分别依次設節，記錄闡述各種遺迹。
對各種遺迹的所在位置、内容、特征、尺寸、制作技術、顔色、保存狀況都加以詳細叙述，有的還輔以表格說明。
每章之後，概述洞窟營建曆史和内容特征作為小結。
報告最後一章為結語，綜述本卷各窟的内容、性質、功能、特點，重點闡明早期三窟受到來自西域影響和基于本地傳統的各種因素，并分析各洞窟的時代。
報告的文字力求簡明、準确，結合測繪圖和彩色圖版，全面、科學、系統地記錄闡明了洞窟所有遺迹，體現了較高的科學性和學術性。
《敦煌石窟全集》考古報告最根本的追求是力求科學準确。
第一卷考古報告，打破了過去僅限于文字、繪圖和攝影結合的方法手段，采用了考古、曆史、美術史、宗教、測量、計算機、攝影、化學、物理學、信息資料等多學科聯合攻關的方法手段。
為了使考古報告取得準确的數據，我們放棄了原來傳統的手工測量和繪圖的方法，找到了掌握先進測量技術的專業公司。
我帶領考古專業人員和繪圖專業人員，與專業的測量技術人員充分切磋、磨合和密切合作。
敦煌研究院考古專業人員根據敦煌石窟洞窟的特點，提出明确的石窟考古測繪要求，專業的測量技術人員在充分理解石窟考古測繪要求的基礎上，做到三維激光掃描測量儀器選型準确，又集成使用全站儀、全球定位儀、水準儀等多種測繪技術，以達到利用三維激光掃描儀的高精度坐标點，利用點雲影像校正下的紋理圖像繪制矢量線圖，在石窟文物測繪圖上以方格網線作控制示意，各窟以平立面關系圖校正夾角誤差，又利用GPS技術取得測圖基點的大地坐标數值。
在考古學測繪中，這種先進技術的成功運用在我國尚屬首次。
雖然通過三維激光掃描技術能夠采集精确的測繪數據，但依然存在各種問題，如壁畫畫面年久模糊，造型複雜的塑像總有被遮擋、無法掃描到的盲點；點雲影像圖上不同時代的重層遺迹無法用儀器來分辨；測量專業技術人員很難把握考古測圖描繪的要點和時代特征；等等。
為了克服這些難題，考古繪圖人員根據三維激光掃描技術提供的點雲影像圖，還要按照考古測繪的要求，做進一步分析、校對、修改，區分層位、辨别形象、把握特征，進入洞窟反複核對，必要時還須通過手工測量加以補充和完善。
敦煌研究院的考古繪圖人員在測量專業技術人員的幫助下，采用MicroStation（微型工作站）、Cyclone（賽孔）、AutoCAD等計算機輔助設計軟件描繪成圖，并參照我國國家工程制圖标準，執行其規定的線型、線寬。
繪圖人員在電腦中完成了本卷報告的全部測繪圖。
先進的測量技術和繪圖方法，是石窟考古測繪的重大突破，不僅保證了測繪圖數據準确，而且提高了繪圖的質量和效率。
除繼續采用以往考古報告的文字、測繪、攝影等傳統的記錄方法以外，報告還采用了塑像等值線圖、敦煌莫高窟近景攝影立面圖、數碼高清全景攝影拼圖、“碳—14”年代測定、壁畫和塑像制作材料的分析，試圖采用更多不同學科的技術與方法，提升考古報告的科技含量。
第一卷考古報告的彩色圖版及攝影圖版，是通過攝影照片取得洞窟所有遺迹迹象的實證資料。
洞窟結構和洞窟各種遺迹十分複雜，要做到全面記錄，且能使攝影記錄與測繪記錄和文字記錄相統一，這都決定了它完全不同于石窟藝術攝影。
根據石窟考古的要求，報告中采用的攝影資料不僅表現了洞窟的分布位置、整體面貌、窟内結構、彩塑、壁畫及其全部細部，而且還充分表現了不同遺迹之間的空間關系，重修、重塑和重繪的迹象，早晚層次的疊壓關系，不同時代的施工工藝及近現代遺迹等，并注明了每張照片的拍攝年份。
總而言之，在追求科學性方面，本次考古報告超越了以往的考古報告。
考古報告後的附錄有六個部分，附錄一、二是本報告出版前發表過的對于第一卷所涉及洞窟的全部文字記錄及圖像資料，用于與報告中的洞窟現狀進行對照分析；附錄三的論著、資料目錄，可供讀者研究參考；附錄四的本卷洞窟“碳—14”年代測定報告可作為考古分期斷代的佐證；附錄五是對于先進三維激光掃描測繪技術在考古測繪中應用的說明；附錄六是用多光譜無損分析技術與介入性的壁畫剖面分析及X射線衍射分析技術相結合，得出了不同層位的塑像骨架、壁畫和彩塑地仗的泥土、草料、膠結材料，以及原繪、重繪不同層次顔料的制作材料和技術的結論。
1963年我來到敦煌工作，2011年才出版了《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考古報告，真是感到無比内疚和慚愧。
令人欣慰的是，考古報告的出版得到了國内外學者的認可。
第一卷考古報告是永久地保存、保護世界文化遺産敦煌莫高窟及其他敦煌石窟的科學檔案資料，推動了敦煌石窟文化遺産的深入研究，滿足了國内外學者和學術機構對敦煌石窟資料的需求，在石窟逐漸劣化甚至坍塌毀滅的情況下，它為全面複原提供了依據，使之成為可能。
第一卷考古報告的出版，還為敦煌研究院今後繼續編寫多卷本《敦煌石窟全集》各分卷奠定了基礎，也為其他文物機構編輯出版石窟考古報告提供了借鑒。
未來，《敦煌石窟全集》将作為敦煌研究院的“世紀工程”，持續地、不間斷地、堅持不懈地一卷一卷做下去。
急功近利是學術的死敵 敦煌石窟考古報告搞了二十多年才出來一卷，第一卷出版後已經八年過去了，第二卷還沒有出來。
我經常和同事說，咱們“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我們當不了諸葛亮，但臭皮匠長那麼點志氣，團結一心，努力學習，不懈探索，也可成為諸葛亮。
守着敦煌石窟，我們不做這個苦差事誰做？咬着牙也要把硬骨頭啃下來。
考古報告是最基礎的基礎，我們這代人的使命就是在敦煌研究的學術上為後人打下基礎。
就好像建造一個城市，城市的下水道一定要做好，不能幾年就出問題，要保證一個世紀不出問題，這樣的基礎建設才是經得起考驗的。
學術也一樣，基礎研究就是學術的基礎工程，是地基，地基必須要打牢，否則都是空中樓閣，是建在沙丘上的。
但問題是，現在誰都不願意給别人打基礎，都不願意給别人做嫁衣裳。
敦煌的學術史中，始終有一群人在從事最基礎的研究工作。
曆史賦予他們的學術使命就是鋪設研究的地基，猶如為一座城市建造地下工程。
它不為人見，也不起眼，但是隻有地下工程足夠堅實，城市地面以上的工程才能得到保證。
一個人也好，一個學科也好，一定要在自己已有的優勢和基礎上，繼續往前走，不能離開原來的基礎。
在争取開拓性研究時，我們也不能離開原有的基礎。
比如，我們過去已經做了分類研究，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專題分類《敦煌石窟全集》（26卷）凝聚了幾代敦煌學者的重要研究成果，包括佛教、藝術、科技、交通、圖案等專題研究。
這套書是敦煌研究院三十年比較紮實的一個标志性成果，多數同志還是下了功夫。
這樣的專題還是應該在已有的成就基礎上進一步往下深入。
敦煌學是急不出來的，必須紮紮實實做基礎研究，必須老老實實地做，不能急功近利。
學術研究絕對不能隻看數量。
再比如“一帶一路”的研究。
“一帶一路”沿線的石窟、遺址和文物與我們的關系最為密切。
敦煌是“一帶一路”的咽喉之地，在地理上就是一個點，但這個點很了不起。
學術研究要重視基礎和傳統，在原有的基礎和傳統上繼續往前拓展。
所以，原來的石窟專題研究，“一帶一路”的研究需要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
絲綢之路的研究要碰到很多外來文化，外來文化到了新疆和敦煌，發生了什麼變化，中西方文化到底以什麼樣的方式碰撞和交融，産生了哪些變異，形成了哪些新的東西，我們必須要說清楚，并且講出道理來。
比如你說這個圖像受到波斯的影響，怎麼證明？你要考證，需要有說服力的證據和論證。
又比如說樂器，你說這種樂器是從波斯進入中原的，如何證明？依然需要考證。
随便舉個例子，第275窟的獅子座，那個獅子座肯定是受到了犍陀羅的影響，我們本土是沒有獅子座的。
那麼犍陀羅藝術怎麼影響了莫高窟的造像藝術，這裡面有什麼淵源關系，就需要刨根問底，刨不清楚，就說不清楚。
真正能刨清楚，必須要下功夫。
還比如少數民族和少數民族文字，希伯來文、梵文、藏文、西夏文等，那些消失的文字，都需要有專門的人去研究。
考證的難度很大，需要很多條件，特别是語言。
弄清楚這些問題，需要閱讀很多文獻；許多文獻是外語，甚至是已經消亡的語言，你破解了語言才能知道文字背後的意義。
文科很不簡單，但是現在很多人是理科不好了去考文科，文科不好了去考藝術，這樣的現象正常嗎？文科的研究需要相當智慧的頭腦和才幹。
我對很多人說：“你們不要看不起文科，文科才難哪！大學教育分科，雖然在曆史上是進步，但是也帶來局限。
如果每個專業隻顧及自己本專業的問題，學術就會走向狹隘。
其實，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普遍聯系，學科之間也是一樣。
很多年輕的學者一開始沒有認識清楚這個問題，等到有一天發現，就晚了。
”北大的榮新江教授，他的學術研究視野寬廣，跑了很多地方去看敦煌文書。
但他又不是光研究書齋裡的那點資料，他還熟悉敦煌石窟，他能夠把文獻研究和實地勘察結合起來，把藏經洞的文獻和洞窟的研究結合起來，把莫高窟研究和曆史研究結合起來。
目前的學術研究中有一些不良的現象，最突出的就是急功近利，做表面文章。
不少所謂的研究成果都是描述性的，重複描述前人已有的研究，而不是貢獻自己新的發現和突破。
還有一些“僞學者”，認為自己什麼都懂，樣樣精通，可是樣樣都是皮毛。
甚至有個别人對學術研究指手畫腳，違背基本的學術準則和規律，随意幹擾正常的學術研究，認為學者的考證研究是“小學”。
如果嚴謹的考證成了“小學”，那麼陳寅恪、周一良、宿白的研究是不是都成了“小學”？不是所有人都能認識到學術研究的真正意義，這是學術研究的寂寞所在。
敦煌學的研究，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學者持續性地研究，不能中斷，特别要重視對于傳統的繼承。
當年，傅斯年先生說自己一天要花兩個小時想問題。
對我們來說，如果兩個小時太長，那能不能就花個半小時，或者經常想一想，做過的事到底做得怎麼樣？如果根本不去思考，你還做什麼，怎麼往前走？所以我不太主張年輕人着急寫文章。
有的文章如果沒有下夠功夫，寫了也是沒有意義的，就是拿着别人的研究成果和觀念抄抄改改。
我們做石窟考古報告是一種基礎研究。
考古報告這個課題，聰明的人不願意做，不聰明的人做不了。
做起來費勁費時，一輩子放進去都不夠。
可它的意義無比重要，因為它能永久地保存石窟的完整科學檔案資料，為推動石窟的深入研究，為推動人文科學研究，提供他們所需要的可靠資料，為石窟修複乃至石窟坍塌後複原提供依據。
敦煌石窟第一卷考古報告出版後，有些同行說，這為中國的石窟考古報告貢獻了新方法。
有的說，這是石窟考古測繪的新突破。
也有的說，過去還沒有一本考古報告這樣細緻、詳盡，這是一項浩繁的工程。
我想我們不能和其他人去比，我們現在和前輩比也沒有意義，因為曆史時期和具體條件不一樣。
在新時代完成這一重要課題，應以考古報告的科學形式，整理和公布石窟文物資料。
所以說這不是我的貢獻，是科技發展到了今天，我隻是拿來加以科學運用而已。
我們的考古手段、考古工具、考古理念、專業分工都有很大的進步，特别是數字信息的發展給我們帶來很多便利，可以做出很多前人做不出的成果。
但是，最終是要做出完整、科學、系統的，經得起檢驗的考古報告。
我的理想是最終這個考古報告不僅讓考古學家點頭，而且也要使美術家滿意；不僅符合科學性，也要符合審美。
好多事情就差一步，你邁不過去那一步，就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