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四十年後終成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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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報道我的新聞。
所以宿白先生是想借此機會提醒我，不要老在電視裡晃來晃去，不要把時間都浪費在那些毫無意義的事情上，要專心緻志地對待自己的學術研究。
過了一陣子，我又去向宿先生請教，他又問我：“你寫考古報告是不是為了樹立政績？”我半開玩笑地回答說：“宿先生，您真了不起！居然還知道‘政績’這個詞。
我要是為政績的話，就不知把多少升官的機會丢掉了。
”宿白先生不說話了。
又過了一段時間，在我負責的考古報告第一卷工作将要完成之前，我再去向宿先生請教，他又問了我一個問題，這一次我不說話了，隻是點頭。
宿先生問我：“你是不是為了還債？”還債，就是還債，确實是還債！我心下暗想，如果不把石窟考古報告做出來，這一輩子到敦煌來幹什麼來了？把院長當得再好也沒用。
宿先生當時又慢悠悠地說：“現在書太多了！”我也慢悠悠地跟他講：“我做完第一卷，還要繼續做後面的考古報告，問題是考古不好做。
聰明人、能幹的人都不愛做這個事，那麼就讓我這樣的笨人做吧。
” 這就是宿先生的風格，他對自己、對學生嚴格了一輩子。
他從來也不表揚學生，永遠都是敲打。
他可以對不認識的人非常客氣，但一旦發現自己學生的問題就立馬“收拾”。
我理解宿白先生說“還債”這句話的意思，那就是你終于回到正題了，做了該做的事了。
當年，宿先生把我帶到敦煌去實習，就是希望我在學術上能夠做些成績，可是這麼多年過去，我為了敦煌的事業，幾乎耽誤了自己的專業。
宿白先生是出了名的嚴謹和嚴格，毫不客氣地對自己的學生“當頭棒喝”，不過正是宿先生的“棒喝”，才督促了我，才使我不忘老師的叮囑和要求，不忘自己作為石窟考古工作者的使命，才促使我下了不完成一卷敦煌石窟考古報告就不罷休的決心，也教會了我一輩子無論做事、做學問，都要守一不移。
宿白先生嚴格，但是也很愛學生，如師如父。
有一年，我回北大，為的是完成一篇論文。
當時宿先生不在北京，但是他念及我沒有地方住，就告訴我到哪兒取他家裡的鑰匙，讓我住到他家裡去。
還說等他回來要再請我吃飯。
後來很多次我去北京拜訪宿先生，宿先生都要留我在家住。
我少年離家，父親過世早，常年一個人生活在西北大漠，早已把北大和老師的家當成了精神上的家。
宿先生可能也感受到了這些。
2016年9月，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正式成立，邀請我回母校做訪問學者。
那一次我和老彭一起回母校，我們兩人就一同去看望宿先生。
當時宿先生已是九十四歲高齡了，見到我們他很興奮，表揚了彭金章的《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3卷）考古報告。
宿白先生從來不表揚學生，這次表揚老彭是很少見的。
敦煌石窟考古報告的重要和困難 敦煌石窟是甘肅省西端的敦煌市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縣榆林窟、東千佛洞、水峽口下洞子石窟、肅北縣五個廟石窟、一個廟石窟等石窟群的總稱。
這些石窟都在古敦煌郡境内，地域相近，曆史條件相同，内容相仿，風格相似。
莫高窟是敦煌石窟中的典型，也是聞名于世的中國最大的石窟群。
位于今敦煌市東南25公裡處的鳴沙山東麓的峭壁上，坐西朝東，前臨宕泉河，遙對三危山。
它創建于公元366年，連續營建十個世紀，14世紀停止開窟，經曆從北涼到元十個朝代。
莫高窟崖體高30到50米不等，崖面上洞窟左右毗鄰，密若蜂房，大小不一，上下錯落四至五層，分為南、北兩區。
在1700多米長的峭壁上，現存735個洞窟，其中南區487個洞窟内有塑像2000多身、壁畫45000平方米，是禮佛的殿堂，1900年發現的藏經洞内存有50000餘件文書和藝術品；北區248個洞窟，除5個洞窟外，其餘洞窟無塑像和壁畫，隻有土炕、竈台和小壁龛，是和尚修行坐禅、生活居住的場所。
人們進入有彩塑和壁畫的洞窟，在面前展現的是領域異常廣泛、内容無限豐富、藝術美不勝收的文化藝術殿堂，它形象地反映千年佛教和佛教思想的發展和本土化演變；2000多尊彩塑，真實地了反映了千年彩塑發展創新的成就和脈絡；數萬平方米壁畫真迹，真實地再現了已失傳千年的諸多繪畫名家的人物畫、建築畫、山水畫、花鳥畫、經變畫、圖案畫等不同畫種發展創新的成就和脈絡；壁畫中描繪了千年間農耕狩獵、婚喪嫁娶、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音樂舞蹈、體育百戲等充滿情趣的社會生活和民情風俗場景；又是千年中外文化藝術和我國多民族文化藝術交流的見證。
莫高窟藝術的成就，是世界上留存至今的任何佛教遺址所無法比拟的。
站在世界文明的角度來看，莫高窟代表了世界多種文明之一的中華文明藝術的傑出成就，也是世界多種文明融合的結晶。
由于莫高窟具有特殊的和無與倫比的珍貴價值，196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7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産委員會列入《世界文化遺産名錄》。
我到敦煌工作的任務，主要是從事石窟考古的工作，特别是要做敦煌石窟考古報告。
“文革”前自己隻是一個剛畢業的學生，當時做考古報告的時間極短，沒有多少想法，隻是沿襲實習時的做法而已。
20世紀80年代初，敦煌文物研究所剛恢複業務，我想自己還沒有做什麼業務，卻已在敦煌度過了二十載，内心很着急，想盡快恢複石窟考古報告的工作，可是做來做去沒有什麼進展，越做越難。
因此，我的内心十分苦惱、焦慮、無奈，也非常自責。
當時，全國各石窟寺保管研究機構，包括敦煌研究院在内，沒有拿出過一部石窟寺考古報告。
雖然日本學者采用文字、照片、測繪、拓片等手段，編寫出版了大型《雲岡石窟》報告，但也隻能算是調查報告，稱不上真正的石窟考古報告。
可以說，石窟寺考古報告并無先例可參考。
那麼，敦煌石窟考古報告應該怎麼做才能做好呢？我再次學習了宿白先生《敦煌七講》的“正規記錄”，在宿白先生的中國石窟寺考古學理論和方法的指導下，我反複考察敦煌莫高窟崖面和洞窟的特征，又閱讀了一些非石窟寺的考古報告，對敦煌石窟報告究竟怎麼做進行了反複思考和探索。
古代遺迹和遺物均具有不可再生性。
古老的遺迹和遺物，均已經曆了久遠的時代，因自然和人為因素的作用，幾乎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病害，處于逐漸退化的狀态。
科學的保護縱然能延長它們的壽命，卻很難阻擋它們逐漸退化，它們很難永久存在下去。
具有特殊的全球性價值的敦煌莫高窟也不例外，所以做好石窟的調查記錄十分重要。
20世紀以來，包括敦煌研究院在内的國内外敦煌學各研究領域，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僅敦煌研究院研究介紹敦煌石窟的出版物就有大約兩百多種。
然而，迄今還沒有一部科學、完整、系統地著述敦煌石窟全面資料的出版物。
可是，文物保護專家，藝術和人文學科研究的專家、學者都期盼了解掌握敦煌石窟每個洞窟的全部信息資料。
故及早規劃并編輯出版多卷本記錄性的考古報告《敦煌石窟全集》，對于永久地保存世界文化遺産—敦煌石窟的科學檔案資料，無疑十分必要，對于推動曆史文化遺産的研究，滿足國内外學者和學術機構對敦煌石窟資料的需求，也具有重要意義。
而且，在石窟遺存逐漸劣化甚至坍塌毀滅的情況下，科學而完整的檔案資料将成為文物修繕乃至複原的依據。
做好不可不做的敦煌石窟考古報告，對石窟考古工作者而言是不可推卸的職責。
再麻煩、再難，也要按照石窟寺考古學的“正規記錄”方法，通過文字、測繪、攝影等手段，全面、翔實、客觀地記錄下洞窟所有遺迹和各種現象。
這确非容易之事。
因為留存到今天的洞窟，多則一千六百多年，少則八百年，每一個都是内容豐富、輝煌燦爛、各呈特色的博物館。
洞窟所有遺迹和各種現象的記錄之複雜可想而知。
這個記錄不隻是對洞窟在石窟群中所處的位置、層次、高度、方位等的簡單記錄，還包括洞窟建築結構、洞窟中塑像和壁畫的題材内容等。
從内容來看，除題材内容外，壁畫中豐富的人物、建築、服飾、器具、樂器、舞蹈、山嶺、河流、圖案紋樣等内容，也都是各種專題研究的重要曆史資料，都是不能不記錄的重要信息。
從彩塑和壁畫作為古代藝術品的角度來看，其造型、面相、動态、姿勢、構圖、敷色、線條用筆等特點，以及制作工藝等，也需要記錄下來。
從保護和研究的角度來看，敦煌石窟的洞窟建築結構以及彩塑、壁畫使用的泥土、木料、草料、顔料等制作材料，也必須一一記錄下來。
泥土是什麼成分，木料取自哪種樹，草料來自哪種草，這些問題都必須研究清楚。
顔料則更為複雜，不同顔色，甚至同種顔色無機顔料的礦物質組成各不相同，不同顔色有機顔料的有機染料的組成也不同；還有使用這些材料的制造工藝，都必須記錄下來。
從洞窟的曆史變遷方面來看，一定要闡明原建、原狀，是什麼時代，為什麼；有沒有重建、重畫、重塑；如有，是發生在什麼時代，為什麼；洞窟在曆史上有無損毀、坍塌、修繕的遺迹，損毀的年代及程度等具體狀況，現當代對其保護、修繕、加固的各種舉措等。
上述方方面面的資料信息，皆要全面、系統地調查、提取、整理、研究，通過文字、測繪、攝影等不同方法記錄下來。
做一部記錄洞窟全部遺迹的石窟考古報告，成為真正能夠永存的敦煌石窟科學檔案資料，可謂一項複雜的工程，困難可想而知。
困難之一，是多卷本考古報告的編排和體例問題。
多卷本《敦煌石窟全集》（以下簡稱《全集》）考古報告涉及敦煌研究院負責保管的敦煌莫高窟南區487個洞窟、北區5個洞窟，共492個洞窟（北區243窟業已編寫出版《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考古報告）、西千佛洞19個洞窟、瓜州榆林窟41個洞窟，三處石窟的洞窟總數達552個。
《全集》必然是由多個分卷洞窟考古報告組成的，這就存在分卷的編次問題。
分卷的編次可以有不同的排列，或按洞窟考古的先後排列；或按先重點、後非重點的順序排列；或按窟号的順序排列；或按洞窟的時代排列，并且每個分卷的分量不能有太大差異。
如果編排不當，會造成整個多卷本《全集》的混亂和重複，所以要做好整體規劃，選擇較合理和規範的編排方法。
盡管各個分卷的洞窟并不相同，但編寫體例應該基本統一，否則就失去規範，造成混亂。
困難之二，是石窟測繪的問題。
敦煌石窟及其窟内壁畫和彩塑均不能移動，洞窟結構比較複雜。
洞窟的窟形是通過手工打鑿形成的，其大小高低形制全憑工匠感覺，靠目測觀察、估算而成，看似規整，實際從窟形、佛龛、中心方柱、佛壇、窟頂到四壁，上下左右無一規整。
四壁和窟頂的壁面看似平整，實際無論縱向或橫向均不平整，略呈波浪形，壁與壁之間無直角。
這些都給測量帶來了很大的困難。
傳統的手工測量工具，有小平闆、三角尺、皮尺、垂球、方格網等。
多年實踐證明，用手工測量工具測量結構複雜而極不規整的洞窟及其彩塑和壁畫，做不到準确，誤差特别大，無法得到科學數據，那麼也不可能得到準确的測繪圖，考古報告也就無法得到科學的數據記錄，有待改換先進的測量工具。
困難之三，是制作材料的提取和複雜的内容記錄問題。
佛教神祇的生動彩塑，内容豐富的燦爛壁畫，它們由草料、木料、顔料和泥土等多種物質材料構成，靠精湛的制作技術造就。
它們又都由多層構成，如壁畫支撐層的石壁、壁畫地仗層的草泥、繪畫層的多種和多層顔料；彩塑有骨架、捆紮的草繩、地仗層的草泥、繪畫層的顔料等。
這些制作材料和制作工藝是考古報告不可缺少的構成部分，屬于遺迹信息，不僅要細緻觀察和記錄，而且要融合理工科的多種學科知識。
洞窟内除洞窟建築、塑像、壁畫的主要内容外，壁畫中還涉及服飾、器具、建築、紋樣、美術等多種内容，這些内容又涉及佛教題材之外的多種專題問題。
困難之四，考古報告編撰的工作量較大。
為了做出一卷真正科學、完整、系統的敦煌石窟考古報告，隻有調動自己的思維，尋找和學習突破困難的科學方法！ 四十年終于完成《敦煌石窟全集》首卷 經過多年思考研究，與多學科合作，不斷增強團隊力量，特别是邀請了文物出版社原圖書編輯部主任、資深編審黃文昆先生的加盟，又反反複複修改，2011年，多卷本《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這被認為标志着石窟考古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敦煌石窟全集》考古報告分卷編排規劃的制定，來自一個最基本的認識，那就是：經過對敦煌石窟崖體上洞窟分布的細緻觀察和分析研究，發現洞窟開鑿的早晚和它的排列順序有極密切的關系。
為了使《全集》所含所有洞窟的考古報告具有系統性、科學性、學術性，并為今後《全集》考古報告能有序地、持續地進行下去，我們選擇了以洞窟時代為序編排。
我們依據多年來對崖面遺迹的考察和斷代分期研究成果，經過反複推敲，确定以洞窟開鑿時代的早晚作為脈絡，兼顧洞窟布局形成的現狀，編制了多卷本《全集》考古報告分卷規
所以宿白先生是想借此機會提醒我，不要老在電視裡晃來晃去，不要把時間都浪費在那些毫無意義的事情上，要專心緻志地對待自己的學術研究。
過了一陣子，我又去向宿先生請教，他又問我：“你寫考古報告是不是為了樹立政績？”我半開玩笑地回答說：“宿先生，您真了不起！居然還知道‘政績’這個詞。
我要是為政績的話，就不知把多少升官的機會丢掉了。
”宿白先生不說話了。
又過了一段時間，在我負責的考古報告第一卷工作将要完成之前，我再去向宿先生請教，他又問了我一個問題，這一次我不說話了，隻是點頭。
宿先生問我：“你是不是為了還債？”還債，就是還債，确實是還債！我心下暗想，如果不把石窟考古報告做出來，這一輩子到敦煌來幹什麼來了？把院長當得再好也沒用。
宿先生當時又慢悠悠地說：“現在書太多了！”我也慢悠悠地跟他講：“我做完第一卷，還要繼續做後面的考古報告，問題是考古不好做。
聰明人、能幹的人都不愛做這個事，那麼就讓我這樣的笨人做吧。
” 這就是宿先生的風格，他對自己、對學生嚴格了一輩子。
他從來也不表揚學生，永遠都是敲打。
他可以對不認識的人非常客氣，但一旦發現自己學生的問題就立馬“收拾”。
我理解宿白先生說“還債”這句話的意思，那就是你終于回到正題了，做了該做的事了。
當年，宿先生把我帶到敦煌去實習，就是希望我在學術上能夠做些成績，可是這麼多年過去，我為了敦煌的事業，幾乎耽誤了自己的專業。
宿白先生是出了名的嚴謹和嚴格，毫不客氣地對自己的學生“當頭棒喝”，不過正是宿先生的“棒喝”，才督促了我，才使我不忘老師的叮囑和要求，不忘自己作為石窟考古工作者的使命，才促使我下了不完成一卷敦煌石窟考古報告就不罷休的決心，也教會了我一輩子無論做事、做學問，都要守一不移。
宿白先生嚴格，但是也很愛學生，如師如父。
有一年，我回北大，為的是完成一篇論文。
當時宿先生不在北京，但是他念及我沒有地方住，就告訴我到哪兒取他家裡的鑰匙，讓我住到他家裡去。
還說等他回來要再請我吃飯。
後來很多次我去北京拜訪宿先生，宿先生都要留我在家住。
我少年離家，父親過世早，常年一個人生活在西北大漠，早已把北大和老師的家當成了精神上的家。
宿先生可能也感受到了這些。
2016年9月，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正式成立，邀請我回母校做訪問學者。
那一次我和老彭一起回母校，我們兩人就一同去看望宿先生。
當時宿先生已是九十四歲高齡了，見到我們他很興奮，表揚了彭金章的《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3卷）考古報告。
宿白先生從來不表揚學生，這次表揚老彭是很少見的。
敦煌石窟考古報告的重要和困難 敦煌石窟是甘肅省西端的敦煌市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縣榆林窟、東千佛洞、水峽口下洞子石窟、肅北縣五個廟石窟、一個廟石窟等石窟群的總稱。
這些石窟都在古敦煌郡境内，地域相近，曆史條件相同，内容相仿，風格相似。
莫高窟是敦煌石窟中的典型，也是聞名于世的中國最大的石窟群。
位于今敦煌市東南25公裡處的鳴沙山東麓的峭壁上，坐西朝東，前臨宕泉河，遙對三危山。
它創建于公元366年，連續營建十個世紀，14世紀停止開窟，經曆從北涼到元十個朝代。
莫高窟崖體高30到50米不等，崖面上洞窟左右毗鄰，密若蜂房，大小不一，上下錯落四至五層，分為南、北兩區。
在1700多米長的峭壁上，現存735個洞窟，其中南區487個洞窟内有塑像2000多身、壁畫45000平方米，是禮佛的殿堂，1900年發現的藏經洞内存有50000餘件文書和藝術品；北區248個洞窟，除5個洞窟外，其餘洞窟無塑像和壁畫，隻有土炕、竈台和小壁龛，是和尚修行坐禅、生活居住的場所。
人們進入有彩塑和壁畫的洞窟，在面前展現的是領域異常廣泛、内容無限豐富、藝術美不勝收的文化藝術殿堂，它形象地反映千年佛教和佛教思想的發展和本土化演變；2000多尊彩塑，真實地了反映了千年彩塑發展創新的成就和脈絡；數萬平方米壁畫真迹，真實地再現了已失傳千年的諸多繪畫名家的人物畫、建築畫、山水畫、花鳥畫、經變畫、圖案畫等不同畫種發展創新的成就和脈絡；壁畫中描繪了千年間農耕狩獵、婚喪嫁娶、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音樂舞蹈、體育百戲等充滿情趣的社會生活和民情風俗場景；又是千年中外文化藝術和我國多民族文化藝術交流的見證。
莫高窟藝術的成就，是世界上留存至今的任何佛教遺址所無法比拟的。
站在世界文明的角度來看，莫高窟代表了世界多種文明之一的中華文明藝術的傑出成就，也是世界多種文明融合的結晶。
由于莫高窟具有特殊的和無與倫比的珍貴價值，196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7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産委員會列入《世界文化遺産名錄》。
我到敦煌工作的任務，主要是從事石窟考古的工作，特别是要做敦煌石窟考古報告。
“文革”前自己隻是一個剛畢業的學生，當時做考古報告的時間極短，沒有多少想法，隻是沿襲實習時的做法而已。
20世紀80年代初，敦煌文物研究所剛恢複業務，我想自己還沒有做什麼業務，卻已在敦煌度過了二十載，内心很着急，想盡快恢複石窟考古報告的工作，可是做來做去沒有什麼進展，越做越難。
因此，我的内心十分苦惱、焦慮、無奈，也非常自責。
當時，全國各石窟寺保管研究機構，包括敦煌研究院在内，沒有拿出過一部石窟寺考古報告。
雖然日本學者采用文字、照片、測繪、拓片等手段，編寫出版了大型《雲岡石窟》報告，但也隻能算是調查報告，稱不上真正的石窟考古報告。
可以說，石窟寺考古報告并無先例可參考。
那麼，敦煌石窟考古報告應該怎麼做才能做好呢？我再次學習了宿白先生《敦煌七講》的“正規記錄”，在宿白先生的中國石窟寺考古學理論和方法的指導下，我反複考察敦煌莫高窟崖面和洞窟的特征，又閱讀了一些非石窟寺的考古報告，對敦煌石窟報告究竟怎麼做進行了反複思考和探索。
古代遺迹和遺物均具有不可再生性。
古老的遺迹和遺物，均已經曆了久遠的時代，因自然和人為因素的作用，幾乎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病害，處于逐漸退化的狀态。
科學的保護縱然能延長它們的壽命，卻很難阻擋它們逐漸退化，它們很難永久存在下去。
具有特殊的全球性價值的敦煌莫高窟也不例外，所以做好石窟的調查記錄十分重要。
20世紀以來，包括敦煌研究院在内的國内外敦煌學各研究領域，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僅敦煌研究院研究介紹敦煌石窟的出版物就有大約兩百多種。
然而，迄今還沒有一部科學、完整、系統地著述敦煌石窟全面資料的出版物。
可是，文物保護專家，藝術和人文學科研究的專家、學者都期盼了解掌握敦煌石窟每個洞窟的全部信息資料。
故及早規劃并編輯出版多卷本記錄性的考古報告《敦煌石窟全集》，對于永久地保存世界文化遺産—敦煌石窟的科學檔案資料，無疑十分必要，對于推動曆史文化遺産的研究，滿足國内外學者和學術機構對敦煌石窟資料的需求，也具有重要意義。
而且，在石窟遺存逐漸劣化甚至坍塌毀滅的情況下，科學而完整的檔案資料将成為文物修繕乃至複原的依據。
做好不可不做的敦煌石窟考古報告，對石窟考古工作者而言是不可推卸的職責。
再麻煩、再難，也要按照石窟寺考古學的“正規記錄”方法，通過文字、測繪、攝影等手段，全面、翔實、客觀地記錄下洞窟所有遺迹和各種現象。
這确非容易之事。
因為留存到今天的洞窟，多則一千六百多年，少則八百年，每一個都是内容豐富、輝煌燦爛、各呈特色的博物館。
洞窟所有遺迹和各種現象的記錄之複雜可想而知。
這個記錄不隻是對洞窟在石窟群中所處的位置、層次、高度、方位等的簡單記錄，還包括洞窟建築結構、洞窟中塑像和壁畫的題材内容等。
從内容來看，除題材内容外，壁畫中豐富的人物、建築、服飾、器具、樂器、舞蹈、山嶺、河流、圖案紋樣等内容，也都是各種專題研究的重要曆史資料，都是不能不記錄的重要信息。
從彩塑和壁畫作為古代藝術品的角度來看，其造型、面相、動态、姿勢、構圖、敷色、線條用筆等特點，以及制作工藝等，也需要記錄下來。
從保護和研究的角度來看，敦煌石窟的洞窟建築結構以及彩塑、壁畫使用的泥土、木料、草料、顔料等制作材料，也必須一一記錄下來。
泥土是什麼成分，木料取自哪種樹，草料來自哪種草，這些問題都必須研究清楚。
顔料則更為複雜，不同顔色，甚至同種顔色無機顔料的礦物質組成各不相同，不同顔色有機顔料的有機染料的組成也不同；還有使用這些材料的制造工藝，都必須記錄下來。
從洞窟的曆史變遷方面來看，一定要闡明原建、原狀，是什麼時代，為什麼；有沒有重建、重畫、重塑；如有，是發生在什麼時代，為什麼；洞窟在曆史上有無損毀、坍塌、修繕的遺迹，損毀的年代及程度等具體狀況，現當代對其保護、修繕、加固的各種舉措等。
上述方方面面的資料信息，皆要全面、系統地調查、提取、整理、研究，通過文字、測繪、攝影等不同方法記錄下來。
做一部記錄洞窟全部遺迹的石窟考古報告，成為真正能夠永存的敦煌石窟科學檔案資料，可謂一項複雜的工程，困難可想而知。
困難之一，是多卷本考古報告的編排和體例問題。
多卷本《敦煌石窟全集》（以下簡稱《全集》）考古報告涉及敦煌研究院負責保管的敦煌莫高窟南區487個洞窟、北區5個洞窟，共492個洞窟（北區243窟業已編寫出版《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考古報告）、西千佛洞19個洞窟、瓜州榆林窟41個洞窟，三處石窟的洞窟總數達552個。
《全集》必然是由多個分卷洞窟考古報告組成的，這就存在分卷的編次問題。
分卷的編次可以有不同的排列，或按洞窟考古的先後排列；或按先重點、後非重點的順序排列；或按窟号的順序排列；或按洞窟的時代排列，并且每個分卷的分量不能有太大差異。
如果編排不當，會造成整個多卷本《全集》的混亂和重複，所以要做好整體規劃，選擇較合理和規範的編排方法。
盡管各個分卷的洞窟并不相同，但編寫體例應該基本統一，否則就失去規範，造成混亂。
困難之二，是石窟測繪的問題。
敦煌石窟及其窟内壁畫和彩塑均不能移動，洞窟結構比較複雜。
洞窟的窟形是通過手工打鑿形成的，其大小高低形制全憑工匠感覺，靠目測觀察、估算而成，看似規整，實際從窟形、佛龛、中心方柱、佛壇、窟頂到四壁，上下左右無一規整。
四壁和窟頂的壁面看似平整，實際無論縱向或橫向均不平整，略呈波浪形，壁與壁之間無直角。
這些都給測量帶來了很大的困難。
傳統的手工測量工具，有小平闆、三角尺、皮尺、垂球、方格網等。
多年實踐證明，用手工測量工具測量結構複雜而極不規整的洞窟及其彩塑和壁畫，做不到準确，誤差特别大，無法得到科學數據，那麼也不可能得到準确的測繪圖，考古報告也就無法得到科學的數據記錄，有待改換先進的測量工具。
困難之三，是制作材料的提取和複雜的内容記錄問題。
佛教神祇的生動彩塑，内容豐富的燦爛壁畫，它們由草料、木料、顔料和泥土等多種物質材料構成，靠精湛的制作技術造就。
它們又都由多層構成，如壁畫支撐層的石壁、壁畫地仗層的草泥、繪畫層的多種和多層顔料；彩塑有骨架、捆紮的草繩、地仗層的草泥、繪畫層的顔料等。
這些制作材料和制作工藝是考古報告不可缺少的構成部分，屬于遺迹信息，不僅要細緻觀察和記錄，而且要融合理工科的多種學科知識。
洞窟内除洞窟建築、塑像、壁畫的主要内容外，壁畫中還涉及服飾、器具、建築、紋樣、美術等多種内容，這些内容又涉及佛教題材之外的多種專題問題。
困難之四，考古報告編撰的工作量較大。
為了做出一卷真正科學、完整、系統的敦煌石窟考古報告，隻有調動自己的思維，尋找和學習突破困難的科學方法！ 四十年終于完成《敦煌石窟全集》首卷 經過多年思考研究，與多學科合作，不斷增強團隊力量，特别是邀請了文物出版社原圖書編輯部主任、資深編審黃文昆先生的加盟，又反反複複修改，2011年，多卷本《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這被認為标志着石窟考古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敦煌石窟全集》考古報告分卷編排規劃的制定，來自一個最基本的認識，那就是：經過對敦煌石窟崖體上洞窟分布的細緻觀察和分析研究，發現洞窟開鑿的早晚和它的排列順序有極密切的關系。
為了使《全集》所含所有洞窟的考古報告具有系統性、科學性、學術性，并為今後《全集》考古報告能有序地、持續地進行下去，我們選擇了以洞窟時代為序編排。
我們依據多年來對崖面遺迹的考察和斷代分期研究成果，經過反複推敲，确定以洞窟開鑿時代的早晚作為脈絡，兼顧洞窟布局形成的現狀，編制了多卷本《全集》考古報告分卷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