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四十年後終成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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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石窟考古研究百年回望
如果要追溯敦煌石窟考古曆史的話，有清末學者徐松于道光初撰寫的《西域水道記》，陶保廉于光緒辛卯年撰寫的《辛卯侍行記》等，在敦煌地區的沿途考察中，對所經地域的城鎮、人物、風俗、名勝、古迹、碑銘都做了記述，其中有關于敦煌史地和莫高窟的考察記載。
1900年藏經洞發現後，很快引來了一些西方學者和探險家對敦煌石窟的考察和劫掠。
他們在考察中開始以考古學的方法對洞窟做了編号、測繪、照相、文字記錄，公布了敦煌石窟的部分照片和資料。
1907年和1914年，斯坦因先後兩次到敦煌莫高窟考察。
1907年第一次考察時，除了從王道士手中騙購了藏經洞發現的文獻和絹畫外，他還對莫高窟的洞窟建築、雕塑、壁畫進行了考察，編了20個洞窟窟号，做了一些測繪、攝影和文字記錄。
他于1921年出版了《西域考古圖記》《千佛洞》，2012年印度錢德拉等人整理、出版了《印度國家博物館藏敦煌的佛教繪畫》，刊布了莫高窟壁畫、絹畫等照片和資料以及部分榆林窟壁畫照片。
1908年，伯希和到莫高窟調查，又騙購了藏經洞出土文物的精華，同時對大部分石窟做了描述、記錄，拍攝了照片，還第一次給莫高窟有壁畫的洞窟做了編号，對石窟的年代和壁畫内容做了考訂，對殘存題記進行了記錄，這是最早以近代科學的方法對敦煌石窟進行的編号和内容記錄。
伯氏于1920—1924年編著出版了《敦煌石窟圖錄》（1—6冊）；1993年由我國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伯希和著，耿昇、唐健賓譯的《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2014年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伯希和著，耿昇譯的《伯希和西域探險日記》。
1914—1915年，奧登堡在伯希和考察的基礎上，對莫高窟做了比較全面、系統、詳盡的綜合性考察。
除了對伯希和的測繪做了補充、修改，新編、增編了一些洞窟編号外，還逐窟進行了拍攝、測繪并做了較詳細的文字記錄，對重點洞窟做了臨摹。
在測繪南區洞窟單個洞窟平面圖、立面圖的基礎上，拼合出了總立面圖和總平面圖，形象地記錄了莫高窟當年的真實情況。
他的測繪圖和來自敦煌莫高窟的收藏品，20世紀90年代開始陸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俄藏敦煌藝術品》共6卷，《俄藏敦煌文獻》共17卷，這些成果直到近年才逐漸被整理發表。
1924年和1925年，美國華爾納率哈佛大學考古隊兩次赴中國西北考察，除竊取了莫高窟第328窟一尊彩塑和十多方壁畫外，也對敦煌石窟進行過調查，還對榆林窟第5窟（今編第25窟）的壁畫做了專題研究，發表了《萬佛峽：一所九世紀石窟佛教壁畫研究》。
這一時期，國外還有一些學者依據斯坦因、伯希和公布的照片和資料，對洞窟進行了研究。
在分期研究方面，由日本學者小野玄妙于1924年首先開始，此後有1931年巴切豪夫、1933年喜龍仁等人發表研究文章。
由于掌握的石窟資料有限，他們的分期大都失之偏頗。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學者松本榮一。
他根據斯坦因、伯希和從敦煌騙購的藏經洞出土的絹畫、紙畫以及在敦煌拍攝的壁畫照片，寫出了圖文并茂的巨著《敦煌畫的研究》，初版于1937年，再版于1985年，至今仍然是研究敦煌藝術的重要參考書。
但是松本的研究也有缺點，他沒有将各類經變畫放在中國曆史和佛教、美術發展史的長河中進行系統地宏觀考察，因而未能提示出各類經變畫産生、發展以及式微的曆史規律。
他對壁畫内容的研究主要是重于對藝術的描述。
20世紀初至40年代初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之前，是敦煌石窟曆史考古研究的發端，主要是對石窟的考察、調查、記錄和資料的公布。
同時，研究人員對石窟進行了一些粗疏的分期，還開始了對石窟内容的考釋和研究。
1925年，北京大學陳萬裡随美國華爾納哈佛大學考古隊，對敦煌石窟進行了考古調查，他回去後所著的《西行日記》是我國學者對敦煌石窟的第一次科學考察記錄。
1931年，賀昌群的《敦煌佛教藝術的系統》是中國學者關于敦煌石窟藝術的第一篇專論。
1941—1943年，張大千對洞窟做了一次編号清理，對洞窟内容做了調查和記錄，對年代做了初步判斷，之後出版了《莫高窟記》。
他還指導謝稚柳完成了《敦煌藝術叙錄》。
後者對敦煌莫高窟、敦煌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安西水峽口石窟逐窟做了洞窟結構、塑像、壁畫、供養人位置及題記的記錄。
1941年，教育部組織以王子雲為團長，畫家何正璜、盧善群等為成員的文物藝術考察團到敦煌，與中央攝影社合作，對莫高窟進行了調查和拍照。
1942年，何正璜來莫高窟調查，根據張大千的編号，記錄了305個洞窟的原建、重建、内容布局、時代和保存現狀，次年發表了《敦煌莫高窟現存佛洞概況之調查》。
1942年，中央研究院組織“西北史地考察團”，向達、勞幹、石璋如等赴敦煌，考察莫高窟、榆林窟，還對敦煌周邊古遺址做了調查。
1942年考察的主要成果有石璋如整理的三卷本《莫高窟形》，用考古學的方法對莫高窟各個洞窟的窟形做了測量、照相、文字記錄。
1944—1945年，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學組成“西北科學考察團”，向達、夏鼐、閻文儒等對敦煌莫高窟進行考察，還調查了敦煌的漢長城遺址，發掘了一些古墓葬。
向達的兩次敦煌考察，對敦煌石窟大部分洞窟登錄内容，抄錄碑文、題記，考證洞窟年代等。
他以《瓜沙談往》為總題，發表了《西征小記》《兩關雜考》《莫高、榆林二窟雜考》《羅叔言（補唐書張議潮傳）補正》等四篇文章，創立了将敦煌文獻研究與實地考察調查、考古調查相結合的科學研究方法。
第二個時期是從1944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開始至1950年改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之前。
在于右任先生的倡導下，經過一年的籌備，于1944年在莫高窟正式成立了敦煌藝術研究所，常書鴻任所長。
當時的研究所，在人員稀少、工作和生活條件極其艱苦的背景下，做了許多保護、臨摹、展覽工作，還對敦煌石窟做了全面的清理，聘請工程師盛其立測繪莫高窟南區立面圖，請陳延儒工程師測繪了部分洞窟的平面、剖面圖。
至50年代，又由孫儒僩、何靜珍完成了莫高窟北區立面圖。
研究所針對過去曆次編号存在的多有遺漏和混亂無序的問題，做了一次全面有序的編号。
這次編号雖然也存在一些不足，但較以前的幾次編号，有了較大的改進，便于使用和查找，這次編号使用至今。
這一時期洞窟的調查、記錄工作成果累累，有着重要的曆史價值。
史岩調查完成了《敦煌石室畫像題識》，這是最早的莫高窟供養人題記抄錄彙集。
1944年李浴完成了《莫高窟各窟内容之調查》（未刊），對洞窟的記錄更為詳盡。
1946年閻文儒著《安西榆林窟調查報告》，對榆林窟的内容做了調查、登錄和研究。
敦煌藝術研究所将敦煌石窟内容和供養人題記的調查與記錄，作為一項長期工作，組織多人反複調查、核對、校勘、修改和補充；調查一次比一次更為完善，這些資料為日後敦煌石窟内容總錄和供養人題記的出版奠定了基礎。
此外，研究人員開始圍繞敦煌石窟對不同領域資料進行查閱和探索。
這些應看作是敦煌石窟研究的開端，為日後敦煌研究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第三個時期是從1950年改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開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
這個時期是敦煌石窟研究的發展時期，包括考古研究在内的各項研究工作逐步開展起來。
遺憾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敦煌石窟的各項工作處于停頓狀态。
這個時期，我國的一些考古學家探索運用考古學的方法對敦煌石窟進行科學調查、記錄，進而探讨排年、分期研究。
50年代初，夏鼐在《漫談敦煌千佛洞與考古學》一文中，首先談到了如何将考古學運用在敦煌石窟研究中的問題。
1951年，宿白、趙正之、莫宗江、餘鳴謙到敦煌石窟勘察，指出了敦煌石窟保護中存在的各種問題，提出了加強保護的建議，特别提出要加強對石窟的建築、壁畫、塑像的研究，形成《敦煌石窟勘查報告》一文。
1956年，宿白著《參觀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劄記》，初次運用考古類型學的方法，通過莫高窟第285窟壁畫的研究，對莫高窟的北朝洞窟做了分期。
1957年，文化部曾經召集專家學者制訂了編輯出版《敦煌石窟全集》的計劃。
1962年9月，宿白先生帶領北京大學曆史學系考古專業學生到敦煌莫高窟實習。
在此期間，他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做了著名的《敦煌七講》學術講座。
他指導學生按照這個科學的方法，選擇莫高窟典型洞窟進行實測和文字記錄實習。
敦煌文物研究所在聽取和學習了宿白先生的《敦煌七講》之後，正式開始了對莫高窟崖面遺迹的全面測繪和文字記錄，以及對敦煌莫高窟洞窟考古報告的文字記錄、實測繪圖和照片攝影工作，完成了第248窟、第285窟的測繪圖和第248窟考古報告初稿。
這是對石窟考古研究的初步實踐。
這一時期莫高窟窟前遺址發掘取得了很大收獲。
1963—1966年，配合莫高窟南區危崖加固工程，對莫高窟南區北段和中段長約380米的區域内進行了清理和發掘，共清理出不同時期的22座窟前殿堂遺址、3個洞窟和4個小龛。
底層洞窟之下發現的3個洞窟，不僅搞清了莫高窟崖面的洞窟分布有五層之多，而且揭示了莫高窟創建初期窟前地面高度，要低于現在的地面4米以上。
修建現底層洞窟窟前殿堂遺址，乃唐後期窟前地面升高所緻。
探明了南區底層洞窟在五代、宋、西夏、元時期曾建有窟前殿堂，形成了“前殿後窟”的建築空間格局，殿堂的建築結構有包磚台基的殿堂式建築和沒有包磚台基的土石基窟檐式建築兩種。
相當于五代、宋的曹氏歸義軍政權時期的整修，使莫高窟的外觀達到了曆史上最為宏偉壯觀的時期。
過去的石窟内容和供養人題記的調查、記錄，在這個時期又做了進一步校勘、增補，使其内容不斷完善、準确。
在調查過程中對石窟内容和時代有了新的認識，新的發現。
第四個時期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年，這一時期是敦煌石窟研究的全面發展時期。
敦煌文物研究所擴建為敦煌研究院。
擴建後的研究院擴大了編制，增設了部門，彙聚了人才，在敦煌石窟考古報告、洞窟斷代分期等方面，都取得了一批為學術界矚目的研究成果。
這一時期敦煌研究院的石窟考古研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第一，石窟内容和供養人題記調查、記錄和出版。
石窟内容和供養人題記調查、記錄是石窟研究的基礎性工作。
至七八十年代，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經過再次複查、校勘、增補，凝結了幾代人心血的重要研究成果—《敦煌莫高窟内容總錄》《敦煌石窟内容總錄》《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等終于問世，為學術界研究敦煌石窟提供了實用的權威基礎資料。
第二，敦煌石窟考古報告編撰。
20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再次将敦煌石窟考古報告提上議事日程。
經過長期的探索曆程，擴大了考古報告的團隊力量，在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了考古報告編寫小組，院裡成立與考古報告有關專務部門組成的《全集》工作委員會，拟定了《全集》編輯出版規劃，确定了石窟考古編寫的體例，加強了科技手段。
經過反複挫折、反複修改，綜合考古、美術、宗教、測量、計算機、攝影、物理、化學等人文和自然學科領域的研究成果和技術，終于編纂出版了具有科學性和學術性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
第三，石窟遺址和洞窟的清理發掘。
1979—1980年，恢複了60年代中斷的莫高窟南區窟前殿堂遺址發掘。
此次在莫高窟南區南段清理出的第130窟窟前下層遺址，是莫高窟窟前規模最大的鋪磚殿堂建築遺址。
1985年，将“文革”前後的莫高窟南區窟前殿堂遺址發掘資料進行整理，出版了發掘報告《莫高窟窟前殿堂遺址》。
1999年10—11月，為配合莫高窟窟前環境整修工程，對第96窟（北大像）窟前和窟内進行了清理發掘。
窟前發現了民國、清代、元代、西夏及初唐時期的殿堂遺址和遺物；窟内發現了民國、清代、元代、西夏及初唐時期的洞窟地面和遺物。
這一次的發掘，首次發現了莫高窟初唐時期的窟前殿堂遺址，恢複了北大像的原有高度，為莫高窟南區窟前地貌變遷提供了資料。
1988—1995年，經過了對莫高窟北區洞窟六次大規模的清理發掘，這項重要的考古發掘工作，為揭開莫高窟北區神秘的面紗，了解莫高窟的全貌和營建曆史，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通過對莫高窟北區長達700米的崖面上已暴露和被沙掩埋的全部洞窟進行清理和發掘，探明該區共有洞窟248個（含已編号的第461—465窟），基本上弄清了每個（或組）洞窟的結構、使用狀況、功能和年代。
其中有僧衆生活的僧房窟、修行的禅窟、倉儲的廪窟、葬身的瘗窟等，形制有别，
1900年藏經洞發現後，很快引來了一些西方學者和探險家對敦煌石窟的考察和劫掠。
他們在考察中開始以考古學的方法對洞窟做了編号、測繪、照相、文字記錄，公布了敦煌石窟的部分照片和資料。
1907年和1914年，斯坦因先後兩次到敦煌莫高窟考察。
1907年第一次考察時，除了從王道士手中騙購了藏經洞發現的文獻和絹畫外，他還對莫高窟的洞窟建築、雕塑、壁畫進行了考察，編了20個洞窟窟号，做了一些測繪、攝影和文字記錄。
他于1921年出版了《西域考古圖記》《千佛洞》，2012年印度錢德拉等人整理、出版了《印度國家博物館藏敦煌的佛教繪畫》，刊布了莫高窟壁畫、絹畫等照片和資料以及部分榆林窟壁畫照片。
1908年，伯希和到莫高窟調查，又騙購了藏經洞出土文物的精華，同時對大部分石窟做了描述、記錄，拍攝了照片，還第一次給莫高窟有壁畫的洞窟做了編号，對石窟的年代和壁畫内容做了考訂，對殘存題記進行了記錄，這是最早以近代科學的方法對敦煌石窟進行的編号和内容記錄。
伯氏于1920—1924年編著出版了《敦煌石窟圖錄》（1—6冊）；1993年由我國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伯希和著，耿昇、唐健賓譯的《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2014年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伯希和著，耿昇譯的《伯希和西域探險日記》。
1914—1915年，奧登堡在伯希和考察的基礎上，對莫高窟做了比較全面、系統、詳盡的綜合性考察。
除了對伯希和的測繪做了補充、修改，新編、增編了一些洞窟編号外，還逐窟進行了拍攝、測繪并做了較詳細的文字記錄，對重點洞窟做了臨摹。
在測繪南區洞窟單個洞窟平面圖、立面圖的基礎上，拼合出了總立面圖和總平面圖，形象地記錄了莫高窟當年的真實情況。
他的測繪圖和來自敦煌莫高窟的收藏品，20世紀90年代開始陸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俄藏敦煌藝術品》共6卷，《俄藏敦煌文獻》共17卷，這些成果直到近年才逐漸被整理發表。
1924年和1925年，美國華爾納率哈佛大學考古隊兩次赴中國西北考察，除竊取了莫高窟第328窟一尊彩塑和十多方壁畫外，也對敦煌石窟進行過調查，還對榆林窟第5窟（今編第25窟）的壁畫做了專題研究，發表了《萬佛峽：一所九世紀石窟佛教壁畫研究》。
這一時期，國外還有一些學者依據斯坦因、伯希和公布的照片和資料，對洞窟進行了研究。
在分期研究方面，由日本學者小野玄妙于1924年首先開始，此後有1931年巴切豪夫、1933年喜龍仁等人發表研究文章。
由于掌握的石窟資料有限，他們的分期大都失之偏頗。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學者松本榮一。
他根據斯坦因、伯希和從敦煌騙購的藏經洞出土的絹畫、紙畫以及在敦煌拍攝的壁畫照片，寫出了圖文并茂的巨著《敦煌畫的研究》，初版于1937年，再版于1985年，至今仍然是研究敦煌藝術的重要參考書。
但是松本的研究也有缺點，他沒有将各類經變畫放在中國曆史和佛教、美術發展史的長河中進行系統地宏觀考察，因而未能提示出各類經變畫産生、發展以及式微的曆史規律。
他對壁畫内容的研究主要是重于對藝術的描述。
20世紀初至40年代初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之前，是敦煌石窟曆史考古研究的發端，主要是對石窟的考察、調查、記錄和資料的公布。
同時，研究人員對石窟進行了一些粗疏的分期，還開始了對石窟内容的考釋和研究。
1925年，北京大學陳萬裡随美國華爾納哈佛大學考古隊，對敦煌石窟進行了考古調查，他回去後所著的《西行日記》是我國學者對敦煌石窟的第一次科學考察記錄。
1931年，賀昌群的《敦煌佛教藝術的系統》是中國學者關于敦煌石窟藝術的第一篇專論。
1941—1943年，張大千對洞窟做了一次編号清理，對洞窟内容做了調查和記錄，對年代做了初步判斷，之後出版了《莫高窟記》。
他還指導謝稚柳完成了《敦煌藝術叙錄》。
後者對敦煌莫高窟、敦煌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安西水峽口石窟逐窟做了洞窟結構、塑像、壁畫、供養人位置及題記的記錄。
1941年，教育部組織以王子雲為團長，畫家何正璜、盧善群等為成員的文物藝術考察團到敦煌，與中央攝影社合作，對莫高窟進行了調查和拍照。
1942年，何正璜來莫高窟調查，根據張大千的編号，記錄了305個洞窟的原建、重建、内容布局、時代和保存現狀，次年發表了《敦煌莫高窟現存佛洞概況之調查》。
1942年，中央研究院組織“西北史地考察團”，向達、勞幹、石璋如等赴敦煌，考察莫高窟、榆林窟，還對敦煌周邊古遺址做了調查。
1942年考察的主要成果有石璋如整理的三卷本《莫高窟形》，用考古學的方法對莫高窟各個洞窟的窟形做了測量、照相、文字記錄。
1944—1945年，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學組成“西北科學考察團”，向達、夏鼐、閻文儒等對敦煌莫高窟進行考察，還調查了敦煌的漢長城遺址，發掘了一些古墓葬。
向達的兩次敦煌考察，對敦煌石窟大部分洞窟登錄内容，抄錄碑文、題記，考證洞窟年代等。
他以《瓜沙談往》為總題，發表了《西征小記》《兩關雜考》《莫高、榆林二窟雜考》《羅叔言（補唐書張議潮傳）補正》等四篇文章，創立了将敦煌文獻研究與實地考察調查、考古調查相結合的科學研究方法。
第二個時期是從1944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開始至1950年改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之前。
在于右任先生的倡導下，經過一年的籌備，于1944年在莫高窟正式成立了敦煌藝術研究所，常書鴻任所長。
當時的研究所，在人員稀少、工作和生活條件極其艱苦的背景下，做了許多保護、臨摹、展覽工作，還對敦煌石窟做了全面的清理，聘請工程師盛其立測繪莫高窟南區立面圖，請陳延儒工程師測繪了部分洞窟的平面、剖面圖。
至50年代，又由孫儒僩、何靜珍完成了莫高窟北區立面圖。
研究所針對過去曆次編号存在的多有遺漏和混亂無序的問題，做了一次全面有序的編号。
這次編号雖然也存在一些不足，但較以前的幾次編号，有了較大的改進，便于使用和查找，這次編号使用至今。
這一時期洞窟的調查、記錄工作成果累累，有着重要的曆史價值。
史岩調查完成了《敦煌石室畫像題識》，這是最早的莫高窟供養人題記抄錄彙集。
1944年李浴完成了《莫高窟各窟内容之調查》（未刊），對洞窟的記錄更為詳盡。
1946年閻文儒著《安西榆林窟調查報告》，對榆林窟的内容做了調查、登錄和研究。
敦煌藝術研究所将敦煌石窟内容和供養人題記的調查與記錄，作為一項長期工作，組織多人反複調查、核對、校勘、修改和補充；調查一次比一次更為完善，這些資料為日後敦煌石窟内容總錄和供養人題記的出版奠定了基礎。
此外，研究人員開始圍繞敦煌石窟對不同領域資料進行查閱和探索。
這些應看作是敦煌石窟研究的開端，為日後敦煌研究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第三個時期是從1950年改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開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
這個時期是敦煌石窟研究的發展時期，包括考古研究在内的各項研究工作逐步開展起來。
遺憾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敦煌石窟的各項工作處于停頓狀态。
這個時期，我國的一些考古學家探索運用考古學的方法對敦煌石窟進行科學調查、記錄，進而探讨排年、分期研究。
50年代初，夏鼐在《漫談敦煌千佛洞與考古學》一文中，首先談到了如何将考古學運用在敦煌石窟研究中的問題。
1951年，宿白、趙正之、莫宗江、餘鳴謙到敦煌石窟勘察，指出了敦煌石窟保護中存在的各種問題，提出了加強保護的建議，特别提出要加強對石窟的建築、壁畫、塑像的研究，形成《敦煌石窟勘查報告》一文。
1956年，宿白著《參觀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劄記》，初次運用考古類型學的方法，通過莫高窟第285窟壁畫的研究，對莫高窟的北朝洞窟做了分期。
1957年，文化部曾經召集專家學者制訂了編輯出版《敦煌石窟全集》的計劃。
1962年9月，宿白先生帶領北京大學曆史學系考古專業學生到敦煌莫高窟實習。
在此期間，他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做了著名的《敦煌七講》學術講座。
他指導學生按照這個科學的方法，選擇莫高窟典型洞窟進行實測和文字記錄實習。
敦煌文物研究所在聽取和學習了宿白先生的《敦煌七講》之後，正式開始了對莫高窟崖面遺迹的全面測繪和文字記錄，以及對敦煌莫高窟洞窟考古報告的文字記錄、實測繪圖和照片攝影工作，完成了第248窟、第285窟的測繪圖和第248窟考古報告初稿。
這是對石窟考古研究的初步實踐。
這一時期莫高窟窟前遺址發掘取得了很大收獲。
1963—1966年，配合莫高窟南區危崖加固工程，對莫高窟南區北段和中段長約380米的區域内進行了清理和發掘，共清理出不同時期的22座窟前殿堂遺址、3個洞窟和4個小龛。
底層洞窟之下發現的3個洞窟，不僅搞清了莫高窟崖面的洞窟分布有五層之多，而且揭示了莫高窟創建初期窟前地面高度，要低于現在的地面4米以上。
修建現底層洞窟窟前殿堂遺址，乃唐後期窟前地面升高所緻。
探明了南區底層洞窟在五代、宋、西夏、元時期曾建有窟前殿堂，形成了“前殿後窟”的建築空間格局，殿堂的建築結構有包磚台基的殿堂式建築和沒有包磚台基的土石基窟檐式建築兩種。
相當于五代、宋的曹氏歸義軍政權時期的整修，使莫高窟的外觀達到了曆史上最為宏偉壯觀的時期。
過去的石窟内容和供養人題記的調查、記錄，在這個時期又做了進一步校勘、增補，使其内容不斷完善、準确。
在調查過程中對石窟内容和時代有了新的認識，新的發現。
第四個時期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年，這一時期是敦煌石窟研究的全面發展時期。
敦煌文物研究所擴建為敦煌研究院。
擴建後的研究院擴大了編制，增設了部門，彙聚了人才，在敦煌石窟考古報告、洞窟斷代分期等方面，都取得了一批為學術界矚目的研究成果。
這一時期敦煌研究院的石窟考古研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第一，石窟内容和供養人題記調查、記錄和出版。
石窟内容和供養人題記調查、記錄是石窟研究的基礎性工作。
至七八十年代，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經過再次複查、校勘、增補，凝結了幾代人心血的重要研究成果—《敦煌莫高窟内容總錄》《敦煌石窟内容總錄》《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等終于問世，為學術界研究敦煌石窟提供了實用的權威基礎資料。
第二，敦煌石窟考古報告編撰。
20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再次将敦煌石窟考古報告提上議事日程。
經過長期的探索曆程，擴大了考古報告的團隊力量，在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了考古報告編寫小組，院裡成立與考古報告有關專務部門組成的《全集》工作委員會，拟定了《全集》編輯出版規劃，确定了石窟考古編寫的體例，加強了科技手段。
經過反複挫折、反複修改，綜合考古、美術、宗教、測量、計算機、攝影、物理、化學等人文和自然學科領域的研究成果和技術，終于編纂出版了具有科學性和學術性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
第三，石窟遺址和洞窟的清理發掘。
1979—1980年，恢複了60年代中斷的莫高窟南區窟前殿堂遺址發掘。
此次在莫高窟南區南段清理出的第130窟窟前下層遺址，是莫高窟窟前規模最大的鋪磚殿堂建築遺址。
1985年，将“文革”前後的莫高窟南區窟前殿堂遺址發掘資料進行整理，出版了發掘報告《莫高窟窟前殿堂遺址》。
1999年10—11月，為配合莫高窟窟前環境整修工程，對第96窟（北大像）窟前和窟内進行了清理發掘。
窟前發現了民國、清代、元代、西夏及初唐時期的殿堂遺址和遺物；窟内發現了民國、清代、元代、西夏及初唐時期的洞窟地面和遺物。
這一次的發掘，首次發現了莫高窟初唐時期的窟前殿堂遺址，恢複了北大像的原有高度，為莫高窟南區窟前地貌變遷提供了資料。
1988—1995年，經過了對莫高窟北區洞窟六次大規模的清理發掘，這項重要的考古發掘工作，為揭開莫高窟北區神秘的面紗，了解莫高窟的全貌和營建曆史，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通過對莫高窟北區長達700米的崖面上已暴露和被沙掩埋的全部洞窟進行清理和發掘，探明該區共有洞窟248個（含已編号的第461—465窟），基本上弄清了每個（或組）洞窟的結構、使用狀況、功能和年代。
其中有僧衆生活的僧房窟、修行的禅窟、倉儲的廪窟、葬身的瘗窟等，形制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