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永久保存，永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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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3公裡外，窟區沒有了社會車輛，遊客可在更大的空間活動，心情舒暢。
此外，電影場館場次的輪替，使得一天中每個時段的遊客平均化，即使日遊客數量超過日最高遊客承載量6000人次，莫高窟區域仍然秩序井然。
為滿足旺季蜂擁而至的海量遊客的參觀需要，除預約的6000名遊客外，在網絡上沒有買到票的遊客，研究院采取了得當的應急參觀模式。
這部分遊客不再在數展中心觀影，而是直接到窟區參觀四個大型洞窟。
但所有遊客均從數展中心乘坐大巴到達窟區，依然能夠将到達窟區的遊客數量控制在合理範圍之内。
2017年7月，敦煌莫高窟日接待量突破1.8萬人次，提前一個月網上發售的6000張票，發售不久就全部售罄。
那段時間，雖然遊客人數很多，但窟區參觀環境還是能夠保持寬松，不擁擠，各大新聞媒體都報道了這個消息。
如果不是數展中心的使用，如果不是網上預約機制和應急模式的實施，如此數量的遊客對莫高窟而言是不可想象的，而數展中心建成後，莫高窟接待萬人以上的遊客，就比較遊刃有餘了。
2015年，甘肅省審計廳對莫高窟數展中心工程項目的審計報告，肯定了莫高窟數展中心建設項目的績效：“敦煌莫高窟保護利用工程建設，實現了利用數字技術對世界文化遺産莫高窟曆史文化信息的完整記錄和永久保存，開辟了一條文物保護利用的全新途徑。
遊客在洞窟内平均滞留時間減少了約40分鐘，合理動态遊客承載量從建設前的2920人次/日，提升到6000人次/日，提高了遊客承載能力，實現了文物保護和旅遊利用的雙赢目标。
宕泉河二橋項目的新建，優化了遊客參觀線路，使得各種設施總體布局更加合理。
數字漫遊等人機交互方式的采用，使遊客對莫高窟的認識有了全新體驗，對宣傳中華民族的曆史文化，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增進文化創新，加強文化交流，促進先進文化的發展等均具有顯著作用，對促進中國乃至人類的文化創新均具有積極的推進作用和顯著的社會效益。
” 敦煌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的建成開放，是科技與文化深度融合的新成果。
現代高科技的運用，使莫高窟藝術得到了完美展示，也是敦煌研究院不斷提高科技創新能力，實現世界遺産保護創新發展的成功嘗試，莫高窟開放利用由主要依靠資源要素發展，進入科技驅動發展的新階段。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讓收藏在博物館裡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産、書寫在古籍裡的文字都活起來。
”[4]敦煌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的建成開放，以新的方式展示敦煌文化的獨特魅力，讓人民群衆更充分地享受敦煌曆史文化所蘊含的價值，可以說是“讓文化遺産活起來”的成功範例。
我現在還會經常去數展中心走一走，為的是聽聽遊客真實的聲音。
我就怕要是有什麼閃失，國家花了那麼多錢，砸鍋了怎麼辦？一切都是為了遊客，如果遊客不接受怎麼辦？如果數展中心發揮不了作用怎麼辦？那樣的話，這筆錢就真是打了水漂。
我的觀察打消了這些疑慮。
遺産的保護，牽涉許多問題，一定要未雨綢缪，否則遲早要出事。
數展中心從立項到建設，再到最後投入運行，經曆的困難太多了，波折太多了。
如果我會寫小說，真可以寫出一本小說了。
這個工程做完之後，我想我對怎麼搞一個建築公司都一清二楚了。
但是，在這背後有一個大家看不見的因素，那就是—研究，一切的決策都要建立在實事求是的研究基礎之上。
不能“武大郎開店” 人才是一切工作的核心。
常言道：“好樣的人才能辦好樣的事。
”管理的成敗關鍵在人。
人的進步，特别是理念的更新尤為重要。
敦煌文物事業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績，最重要的就是在前輩的倡導下，培養了一支高水平的專業人員隊伍。
這些年，在與國外合作進行保護研究的過程中，我越來越認識到，技術固然重要，但先進的保護理念和先進的管理更重要，好的技術還要有好的管理，而最重要的是人，因為再好的技術和再好的管理，總要有人來掌握。
敦煌石窟的保護、研究涉及多種專業、多種學科，要做好敦煌石窟保護和敦煌學研究，取得優秀成果，人才是關鍵。
因此，我們必須培養自己的人才。
做事要靠天時、地利、人和，可我們在這山溝裡頭，雖然石窟很好，可其他條件太差。
過去，很少有人願意到我們這裡，我們隻好自己來培養。
多年來，我院采取了一系列吸引、培養、使用人才的措施和制度，制定了人才隊伍建設規劃，确立了人才隊伍建設的原則和目标。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努力通過各種途徑培養專業人才。
研究院鼓勵青年人攻讀碩士、博士學位，不斷深造。
培養不同層次的人才，是莫高窟持久發展的根本保障。
借助國際國内交往多的有利條件，我們選送中青年專業人員前往日本、加拿大、印度、美國、英國等國的大學、科研機構（如蓋蒂保護研究所）研修深造，隻要有條件，就把自己的研究人員送出國去學習。
我們還選送青年骨幹到國内大專院校進行學曆教育和培訓。
王旭東原來是學工程地質專業的，在張掖地區水利處下屬的一個水利勘察設計隊工作。
因為90年代敦煌研究院準備和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開展莫高窟保護的國際合作項目，急需水文地質與工程地質的專業人員，王旭東被推薦到敦煌工作。
趙聲良是大學畢業來的敦煌，後來我們把他送到日本去，他在那裡讀了碩士，碩士讀完他要念博士，我們也都同意并支持他。
很多機構都向他伸出橄榄枝，我們不斷地向他招手，就怕别人挖了去。
當時研究院也有傳言說：“趙聲良不回來了。
”趙聲良回來後表示，自己還想繼續做博士後，我就對他說：“如果你想繼續做博士後，我們肯定也支持你。
”但我心裡在想，這個書何時能夠念完啊？好在他有一天來找我說：“我不念了，我應該給研究院做點貢獻了。
”我很感動，對他說：“小趙，我太感謝你了。
我何嘗不想念，但是我能去念嗎？大家都跑出去念書，一念就好幾年，那院裡就要散夥了。
” 改革開放以來，敦煌研究院在保護方面，與美國、日本、英國、澳大利亞、法國等國和國内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持續開展合作，共同對莫高窟的保護、傳承和管理進行了探索研究，吸收了國内外的先進保護理念和成功管理經驗，結合莫高窟保護管理存在的問題難點，與國内外專家合作研究、聯合攻關，在洞窟保護方法和修複工藝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逐漸與國際接軌，在我國古代壁畫和土遺址保護研究領域居于領先地位。
後來我們發現，長期的國際合作研究是培養高素質人才的最佳途徑。
通過合作，在科研實踐兩方面，帶動高層次人才的培養。
于是，我們從單方面派遣研究人員出境學習，發展到與國外聯合培養和雙向對等培養人才。
2005年，我院與英國倫敦大學考陶爾德藝術學院、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蘭州大學開展了聯合培養壁畫保護研究方面高級專業人才的國際合作項目，我院的六名青年科研人員以及來自美國、日本、意大利、英國的六名學生，成為壁畫保護碩士研究生班的首批學員。
從2006年開始，我院為日本培養壁畫修複的專門人才已成為與東京國立文化财研究所合作的一項主要内容。
在與國外同行一起工作的過程中，年輕學者很快提高了水平。
事實證明，這種合作對人才能力的培養是多方面的。
可以讓青年學者掌握國際學術最新動态，迅速進入專業領域前沿，開闊眼界，拓寬思路，吸取國際學術界先進的思想和營養，豐富與提高國際學術交往的能力，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升到國際承認的水平，逐漸成為具有國際視野的複合型人才。
看與不看是不一樣的，站到更高的點去看世界，這樣成長也會更快。
現在敦煌研究院的中青年博士、所長等骨幹，之前來到敦煌的時候多半是毛頭小夥子，而現在都已經成為各個領域的專家了。
為了培養高層次人才，我還提出與蘭州大學合作，聯合建立了敦煌學博士學位點和文物保護碩士學位點，申請到了曆史文獻學（含敦煌學）的博士點；與上海東華大學聯合建立了敦煌服飾碩士學位點。
我們倡導設立了敦煌研究院院級課題制度、中青年優秀科研成果獎勵制度，就是為了激勵中青年專業人員積極從事科研工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
我們還多方籌集出版經費，資助學術著作的出版。
為了适應新的形勢，研究院大膽起用一批青年專家走上中層領導崗位，讓他們挑起敦煌保護、研究、弘揚的大梁，以事業留人。
講信仰奉獻是一回事，但是你也要關心員工實際的困難。
我們一直十分重視提高專業人員的生活待遇，從科研經費、工資待遇、住房條件等方面給予傾斜。
近年來，敦煌研究院陸續出台和實施了提高專業人員工作和生活待遇的政策和舉措。
制定了崗位津貼發放辦法，充分體現“一流人才、一流業績、一流報酬”的分配原則，制定了“敦煌研究院中青年優秀科研成果獎”評獎辦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專業人員職稱晉升制度的限制，對一些專業骨幹低職高聘，并給予相應待遇。
目的就是為了“近者悅，遠者來”，不僅來，來了還能待得住。
這些措施和制度，有力地推動了我院高層次人才的培養工作，逐步建成了一支理工、人文、藝術多學科的專業人才隊伍，為敦煌文化遺産的保護傳承事業提供了人力資源支撐。
目前敦煌研究院的這支年輕化的專業人員隊伍中，有繪畫、雕塑、攝影等專業的藝術人才，有曆史、考古、文學、宗教、圖書館學等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人才，有化學、物理、地質、生物、建築、計算機等自然科學技術方面的人才，還有熟練掌握日、英、法、德、韓等外語的講解人才；這支專業人才隊伍，為敦煌文化遺産保護、研究、弘揚事業的長遠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辦好一流的敦煌研究院，必須培養一流的人才，擁有一流的人才。
敦煌研究院近六十年的發展曆程使我們認識到，人才是最重要的資源，是事業發展的根本因素，應該長期堅持把一流人才的培養置于戰略高度的地位來對待。
現在敦煌研究院的主力都是20世紀60年代生人，像我這樣的30年代末期出生的人，早就應該退下來了。
現在40年代的老人幾乎都沒有了，50年代也陸陸續續退了。
為什麼要返聘？各個領域的拔尖人才有限，所以有些退了休的研究員我們繼續返聘，因為他們的身體健康，還可以發揮作用。
我們不是人才太多了，我們是人才太少了。
人才的培養最忌諱“武大郎開店”。
我樊錦詩個子很矮，水平也有限，但是希望研究院每個人都超過自己。
如果我認為研究院進的人都不能比我高，那不就是“武大郎開店”了嗎？如果招來的人一個比一個矮，那最後研究院不就萎縮掉了嗎？自古“文人相輕”，研究院裡學者之間難免會有問題，我的原則就是知人善任，秉持公正客觀的立場。
當然，現有人才的培養是一個長期過程。
對于敦煌學迅速發展的需求來說，僅此途徑遠遠不夠，必須再辟新途，即引入外來人才。
敦煌研究院應有這樣的氣魄，使得在她所選擇的重點發展領域上，都有世界一流的專家為她服務。
目前，敦煌研究院聘請了三十多位國内外兼職研究員，他們都是各領域的佼佼者，參與研究院的決策咨詢，承擔研究院的重大研究項目，承接研究院内的重大事務等。
可以預見，随着敦煌研究院的發展，随着外來人才對敦煌研究院信心的增強，以及合作成效的顯現，一些外來人才很可能會自願成為敦煌研究院的一部分。
擁有人才，就意味着擁有競争力。
全世界的事，最後就是人才。
誰都缺人才，誰都缺錢，但首先是人才。
所以我認為，天下事，一個是人的事，一個是錢的事，但說到底人比錢更重要。
科學保護讓敦煌永生 數十年來，我們為病害壁畫的保護修複，做了艱辛的工作，搶救保護了大量珍貴的壁畫，現在已建立了保護修複的程序和步驟，以及研究篩選和運用修複材料、修複技術和工藝的規範，建立了搶救性保護的科學技術體系。
與此同時，基于風險管理理論指導下的預防性保護的科學技術體系也已初步建立。
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文物保護科學還正處在發展的階段，莫高窟的科技保護才僅僅有二十多年的曆史。
而作為主要保護對象的莫高窟文物之脆弱、病害之多、環境之複雜、保護總量之巨大在遺址保護方面并不多見。
因此，研究院要達到能與世界遺産相适應的文物保護水平，目前還有一定的差距。
敦煌莫高窟的保護已從原來的搶救性保護階段過渡到科學化保護階段，最終将在大量保護科研成果的基礎上向全面的、規範化的預防性保護轉化。
預防性保護是現代世界文物保護的發展方向。
文物保護的目的就是延緩文物的衰老過程。
因此，預防文物病害的發生，成為文物保護科學研究的更高目标。
為了解決敦煌石窟保護中不斷出現的新問題，要求保護工作必須進一步深化和提高。
敦煌研究院将建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中心。
這一新機構将是學科門類齊備、科學設備齊全、科學人才荟萃的世界一流的國際保護中心。
它将與世界文物保護技術接軌與交流，并确保使莫高窟這一世界遺産得到全面、妥善的保護。
自1977年以來，在長期的管理工作實踐中，我們恪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産公約》規定的各項原則，和中國政府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所确立的“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文物保護工作方針，提出“科學研究、開放合作、培養人才”的辦院工作原則，總結出了一套符合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和弘揚工作特點的科學保護管理體系，不僅能做好敦煌石窟自身的保護管理工作，而且也為其他文化遺産的保護管理提供了借鑒模式。
莫高窟的保護從長遠來看，首先要恪守科學管理，讓保護進入法制化、規範化軌道。
我深刻認識到，隻有使敦煌石窟走上法制化、規範化軌道，才能切實保障一系列科學化管理工作的落實和推進。
多年來，敦煌研究院全院職工的艱苦探索和不懈努力，目的就是把敦煌文化遺産的科學保護、管理推向法制化、規範化的軌道。
其次是利用科技加強保護，像敦煌石窟這樣珍貴的世界文化遺産，用再好的儀器保護它都不為過。
所以，我們堅持将世界上最先進的科技方法和手段引入敦煌石窟的保護工作，使敦煌石窟的保護從搶救性保護，逐步發展到科學化保護。
敦煌石窟病害壁畫和彩塑的修複，莫高窟崖頂風沙治理、崖體加固和棧道改造，石窟安防工程改造等文物本體保護及其周邊環境整治，對石窟環境、石窟本體、石窟安全防範和遊客管理等實施監測，石窟日常保養和監測體系……可以說，原來最嚴重的問題得到改善，都有賴于先進的科技和管理手段。
此外就是加強國際合作，使敦煌石窟保護管理與國際接軌。
從20世紀80年代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就先後與日本的東京國立文化财研究所、大阪大學，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梅隆基金會、西北大學，澳大利亞遺産委員會，英國倫敦大學等大學和機構開展了一系列合作項目，如莫高窟壁畫病害及治理、莫高窟環境監測與評價、莫高窟風沙治理、莫高窟壁畫顔色退化的分析監測、敦煌壁畫的計算機存貯與再現、莫高窟遊客承載量研究等項目的合作研究均取得了一批成果。
國際合作保護不僅幫助我們引進了國外先進的儀器設備，建起了一流的保護實驗室，學到了國外先進的保護科學技術和工藝，同時也培養了我們自己具有文化遺産保護和管理的先進理念和經驗的隊伍，以及一批高素質的青年業務骨幹。
國際合作保護使敦煌研究院的保護研究達到一個新的高度，成為我國文化遺産保護國際合作的成功典型。
為了敦煌石窟的永久保存和永續利用，我們需要進一步建設“數字敦煌”系列工程。
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我就提出利用計算機技術實現敦煌壁畫、彩塑的永久保存構想。
為此，我們與美國梅隆基金會、西北大學合作，努力攻克壁畫近景攝影測量、幾何校正和色彩還原等技術難題，促進敦煌壁畫數字化存貯與再現技術持續提高水平，使敦煌石窟壁畫和彩塑藝術的珍貴價值及其信息得到高保真、永久性保存，也為敦煌文物的保護、研究和展示提供了高質量的數字信息。
當然所有的這些努力，為的是讓敦煌延緩衰老和消亡，為的是讓更多的人了解敦煌石窟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從而弘揚傳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
莫高窟曆來是我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和“中國最值得外國人去的五十個地方”之一。
人類的敦煌，要讓人類了解，敦煌曆史文化隻有為人們欣賞，才能在激發人們熱愛敦煌文化藝術的同時，自覺地保護敦煌石窟。
總而言之，要讓石窟（文物）的保護走上法制化、規範化管理的軌道，在任何時候都要依托法律得到切實的保障和持續發展；要用科學技術引領保護、研究、弘揚與管理各項工作，不斷提高石窟（文物）保護管理的科技水平。
敦煌研究院率先開展的敦煌壁畫遺産數字化工作，成為保存敦煌石窟藝術有效的、科學的方法和手段；加強文化遺産保護的對外合作，不斷吸收國際上先進的文物保護理念和技術；有效解決石窟（文物）保護和合理利用之間的矛盾，使保護和開放得到協調發展；建設有較高素質的多學科人才隊伍，為敦煌石窟事業的長遠發展奠定人才基礎—這些都是敦煌研究院全體人員不斷探索、摸索出的洞窟保護的“根本大法”。
2010年在巴西召開的世界遺産委員會第34屆會議上，會議文件指出：“莫高窟（指敦煌研究院）以非凡的遠見，展示了有效的遺産地旅遊管理方法，以保護遺産地的價值，樹立了一個極具意義的典範形象。
”并将敦煌莫高窟保護管理、旅遊開發經驗作為典型案例，向各國世界遺産地傳播。
2012年11月，國家文物局召開的世界文化遺産工作會議上，時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長、國家文物局局長的勵小捷在講話中說：“敦煌研究院從預約、展覽、遊線、講解、流量控制等多方面做好遊客服務工作，被世界遺産委員會評選為世界遺産旅遊管理的最佳案例。
” 現在，研究院上下都很明确一個理念，那就是遺産地的保護一定要做到把“保護、管理、開放”結合起來。
要開放，就不能不考慮遺産地和文物的安全，也不能不考慮遊客的感覺。
“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這四點概括得很清楚，有合适的管理，才能解決遺産地的保護和開放問題。
此外，電影場館場次的輪替，使得一天中每個時段的遊客平均化，即使日遊客數量超過日最高遊客承載量6000人次，莫高窟區域仍然秩序井然。
為滿足旺季蜂擁而至的海量遊客的參觀需要，除預約的6000名遊客外，在網絡上沒有買到票的遊客，研究院采取了得當的應急參觀模式。
這部分遊客不再在數展中心觀影，而是直接到窟區參觀四個大型洞窟。
但所有遊客均從數展中心乘坐大巴到達窟區，依然能夠将到達窟區的遊客數量控制在合理範圍之内。
2017年7月，敦煌莫高窟日接待量突破1.8萬人次，提前一個月網上發售的6000張票，發售不久就全部售罄。
那段時間，雖然遊客人數很多，但窟區參觀環境還是能夠保持寬松，不擁擠，各大新聞媒體都報道了這個消息。
如果不是數展中心的使用，如果不是網上預約機制和應急模式的實施，如此數量的遊客對莫高窟而言是不可想象的，而數展中心建成後，莫高窟接待萬人以上的遊客，就比較遊刃有餘了。
2015年，甘肅省審計廳對莫高窟數展中心工程項目的審計報告，肯定了莫高窟數展中心建設項目的績效：“敦煌莫高窟保護利用工程建設，實現了利用數字技術對世界文化遺産莫高窟曆史文化信息的完整記錄和永久保存，開辟了一條文物保護利用的全新途徑。
遊客在洞窟内平均滞留時間減少了約40分鐘，合理動态遊客承載量從建設前的2920人次/日，提升到6000人次/日，提高了遊客承載能力，實現了文物保護和旅遊利用的雙赢目标。
宕泉河二橋項目的新建，優化了遊客參觀線路，使得各種設施總體布局更加合理。
數字漫遊等人機交互方式的采用，使遊客對莫高窟的認識有了全新體驗，對宣傳中華民族的曆史文化，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增進文化創新，加強文化交流，促進先進文化的發展等均具有顯著作用，對促進中國乃至人類的文化創新均具有積極的推進作用和顯著的社會效益。
” 敦煌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的建成開放，是科技與文化深度融合的新成果。
現代高科技的運用，使莫高窟藝術得到了完美展示，也是敦煌研究院不斷提高科技創新能力，實現世界遺産保護創新發展的成功嘗試，莫高窟開放利用由主要依靠資源要素發展，進入科技驅動發展的新階段。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讓收藏在博物館裡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産、書寫在古籍裡的文字都活起來。
”[4]敦煌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的建成開放，以新的方式展示敦煌文化的獨特魅力，讓人民群衆更充分地享受敦煌曆史文化所蘊含的價值，可以說是“讓文化遺産活起來”的成功範例。
我現在還會經常去數展中心走一走，為的是聽聽遊客真實的聲音。
我就怕要是有什麼閃失，國家花了那麼多錢，砸鍋了怎麼辦？一切都是為了遊客，如果遊客不接受怎麼辦？如果數展中心發揮不了作用怎麼辦？那樣的話，這筆錢就真是打了水漂。
我的觀察打消了這些疑慮。
遺産的保護，牽涉許多問題，一定要未雨綢缪，否則遲早要出事。
數展中心從立項到建設，再到最後投入運行，經曆的困難太多了，波折太多了。
如果我會寫小說，真可以寫出一本小說了。
這個工程做完之後，我想我對怎麼搞一個建築公司都一清二楚了。
但是，在這背後有一個大家看不見的因素，那就是—研究，一切的決策都要建立在實事求是的研究基礎之上。
不能“武大郎開店” 人才是一切工作的核心。
常言道：“好樣的人才能辦好樣的事。
”管理的成敗關鍵在人。
人的進步，特别是理念的更新尤為重要。
敦煌文物事業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績，最重要的就是在前輩的倡導下，培養了一支高水平的專業人員隊伍。
這些年，在與國外合作進行保護研究的過程中，我越來越認識到，技術固然重要，但先進的保護理念和先進的管理更重要，好的技術還要有好的管理，而最重要的是人，因為再好的技術和再好的管理，總要有人來掌握。
敦煌石窟的保護、研究涉及多種專業、多種學科，要做好敦煌石窟保護和敦煌學研究，取得優秀成果，人才是關鍵。
因此，我們必須培養自己的人才。
做事要靠天時、地利、人和，可我們在這山溝裡頭，雖然石窟很好，可其他條件太差。
過去，很少有人願意到我們這裡，我們隻好自己來培養。
多年來，我院采取了一系列吸引、培養、使用人才的措施和制度，制定了人才隊伍建設規劃，确立了人才隊伍建設的原則和目标。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努力通過各種途徑培養專業人才。
研究院鼓勵青年人攻讀碩士、博士學位，不斷深造。
培養不同層次的人才，是莫高窟持久發展的根本保障。
借助國際國内交往多的有利條件，我們選送中青年專業人員前往日本、加拿大、印度、美國、英國等國的大學、科研機構（如蓋蒂保護研究所）研修深造，隻要有條件，就把自己的研究人員送出國去學習。
我們還選送青年骨幹到國内大專院校進行學曆教育和培訓。
王旭東原來是學工程地質專業的，在張掖地區水利處下屬的一個水利勘察設計隊工作。
因為90年代敦煌研究院準備和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開展莫高窟保護的國際合作項目，急需水文地質與工程地質的專業人員，王旭東被推薦到敦煌工作。
趙聲良是大學畢業來的敦煌，後來我們把他送到日本去，他在那裡讀了碩士，碩士讀完他要念博士，我們也都同意并支持他。
很多機構都向他伸出橄榄枝，我們不斷地向他招手，就怕别人挖了去。
當時研究院也有傳言說：“趙聲良不回來了。
”趙聲良回來後表示，自己還想繼續做博士後，我就對他說：“如果你想繼續做博士後，我們肯定也支持你。
”但我心裡在想，這個書何時能夠念完啊？好在他有一天來找我說：“我不念了，我應該給研究院做點貢獻了。
”我很感動，對他說：“小趙，我太感謝你了。
我何嘗不想念，但是我能去念嗎？大家都跑出去念書，一念就好幾年，那院裡就要散夥了。
” 改革開放以來，敦煌研究院在保護方面，與美國、日本、英國、澳大利亞、法國等國和國内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持續開展合作，共同對莫高窟的保護、傳承和管理進行了探索研究，吸收了國内外的先進保護理念和成功管理經驗，結合莫高窟保護管理存在的問題難點，與國内外專家合作研究、聯合攻關，在洞窟保護方法和修複工藝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逐漸與國際接軌，在我國古代壁畫和土遺址保護研究領域居于領先地位。
後來我們發現，長期的國際合作研究是培養高素質人才的最佳途徑。
通過合作，在科研實踐兩方面，帶動高層次人才的培養。
于是，我們從單方面派遣研究人員出境學習，發展到與國外聯合培養和雙向對等培養人才。
2005年，我院與英國倫敦大學考陶爾德藝術學院、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蘭州大學開展了聯合培養壁畫保護研究方面高級專業人才的國際合作項目，我院的六名青年科研人員以及來自美國、日本、意大利、英國的六名學生，成為壁畫保護碩士研究生班的首批學員。
從2006年開始，我院為日本培養壁畫修複的專門人才已成為與東京國立文化财研究所合作的一項主要内容。
在與國外同行一起工作的過程中，年輕學者很快提高了水平。
事實證明，這種合作對人才能力的培養是多方面的。
可以讓青年學者掌握國際學術最新動态，迅速進入專業領域前沿，開闊眼界，拓寬思路，吸取國際學術界先進的思想和營養，豐富與提高國際學術交往的能力，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升到國際承認的水平，逐漸成為具有國際視野的複合型人才。
看與不看是不一樣的，站到更高的點去看世界，這樣成長也會更快。
現在敦煌研究院的中青年博士、所長等骨幹，之前來到敦煌的時候多半是毛頭小夥子，而現在都已經成為各個領域的專家了。
為了培養高層次人才，我還提出與蘭州大學合作，聯合建立了敦煌學博士學位點和文物保護碩士學位點，申請到了曆史文獻學（含敦煌學）的博士點；與上海東華大學聯合建立了敦煌服飾碩士學位點。
我們倡導設立了敦煌研究院院級課題制度、中青年優秀科研成果獎勵制度，就是為了激勵中青年專業人員積極從事科研工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
我們還多方籌集出版經費，資助學術著作的出版。
為了适應新的形勢，研究院大膽起用一批青年專家走上中層領導崗位，讓他們挑起敦煌保護、研究、弘揚的大梁，以事業留人。
講信仰奉獻是一回事，但是你也要關心員工實際的困難。
我們一直十分重視提高專業人員的生活待遇，從科研經費、工資待遇、住房條件等方面給予傾斜。
近年來，敦煌研究院陸續出台和實施了提高專業人員工作和生活待遇的政策和舉措。
制定了崗位津貼發放辦法，充分體現“一流人才、一流業績、一流報酬”的分配原則，制定了“敦煌研究院中青年優秀科研成果獎”評獎辦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專業人員職稱晉升制度的限制，對一些專業骨幹低職高聘，并給予相應待遇。
目的就是為了“近者悅，遠者來”，不僅來，來了還能待得住。
這些措施和制度，有力地推動了我院高層次人才的培養工作，逐步建成了一支理工、人文、藝術多學科的專業人才隊伍，為敦煌文化遺産的保護傳承事業提供了人力資源支撐。
目前敦煌研究院的這支年輕化的專業人員隊伍中，有繪畫、雕塑、攝影等專業的藝術人才，有曆史、考古、文學、宗教、圖書館學等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人才，有化學、物理、地質、生物、建築、計算機等自然科學技術方面的人才，還有熟練掌握日、英、法、德、韓等外語的講解人才；這支專業人才隊伍，為敦煌文化遺産保護、研究、弘揚事業的長遠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辦好一流的敦煌研究院，必須培養一流的人才，擁有一流的人才。
敦煌研究院近六十年的發展曆程使我們認識到，人才是最重要的資源，是事業發展的根本因素，應該長期堅持把一流人才的培養置于戰略高度的地位來對待。
現在敦煌研究院的主力都是20世紀60年代生人，像我這樣的30年代末期出生的人，早就應該退下來了。
現在40年代的老人幾乎都沒有了，50年代也陸陸續續退了。
為什麼要返聘？各個領域的拔尖人才有限，所以有些退了休的研究員我們繼續返聘，因為他們的身體健康，還可以發揮作用。
我們不是人才太多了，我們是人才太少了。
人才的培養最忌諱“武大郎開店”。
我樊錦詩個子很矮，水平也有限，但是希望研究院每個人都超過自己。
如果我認為研究院進的人都不能比我高，那不就是“武大郎開店”了嗎？如果招來的人一個比一個矮，那最後研究院不就萎縮掉了嗎？自古“文人相輕”，研究院裡學者之間難免會有問題，我的原則就是知人善任，秉持公正客觀的立場。
當然，現有人才的培養是一個長期過程。
對于敦煌學迅速發展的需求來說，僅此途徑遠遠不夠，必須再辟新途，即引入外來人才。
敦煌研究院應有這樣的氣魄，使得在她所選擇的重點發展領域上，都有世界一流的專家為她服務。
目前，敦煌研究院聘請了三十多位國内外兼職研究員，他們都是各領域的佼佼者，參與研究院的決策咨詢，承擔研究院的重大研究項目，承接研究院内的重大事務等。
可以預見，随着敦煌研究院的發展，随着外來人才對敦煌研究院信心的增強，以及合作成效的顯現，一些外來人才很可能會自願成為敦煌研究院的一部分。
擁有人才，就意味着擁有競争力。
全世界的事，最後就是人才。
誰都缺人才，誰都缺錢，但首先是人才。
所以我認為，天下事，一個是人的事，一個是錢的事，但說到底人比錢更重要。
科學保護讓敦煌永生 數十年來，我們為病害壁畫的保護修複，做了艱辛的工作，搶救保護了大量珍貴的壁畫，現在已建立了保護修複的程序和步驟，以及研究篩選和運用修複材料、修複技術和工藝的規範，建立了搶救性保護的科學技術體系。
與此同時，基于風險管理理論指導下的預防性保護的科學技術體系也已初步建立。
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文物保護科學還正處在發展的階段，莫高窟的科技保護才僅僅有二十多年的曆史。
而作為主要保護對象的莫高窟文物之脆弱、病害之多、環境之複雜、保護總量之巨大在遺址保護方面并不多見。
因此，研究院要達到能與世界遺産相适應的文物保護水平，目前還有一定的差距。
敦煌莫高窟的保護已從原來的搶救性保護階段過渡到科學化保護階段，最終将在大量保護科研成果的基礎上向全面的、規範化的預防性保護轉化。
預防性保護是現代世界文物保護的發展方向。
文物保護的目的就是延緩文物的衰老過程。
因此，預防文物病害的發生，成為文物保護科學研究的更高目标。
為了解決敦煌石窟保護中不斷出現的新問題，要求保護工作必須進一步深化和提高。
敦煌研究院将建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中心。
這一新機構将是學科門類齊備、科學設備齊全、科學人才荟萃的世界一流的國際保護中心。
它将與世界文物保護技術接軌與交流，并确保使莫高窟這一世界遺産得到全面、妥善的保護。
自1977年以來，在長期的管理工作實踐中，我們恪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産公約》規定的各項原則，和中國政府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所确立的“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文物保護工作方針，提出“科學研究、開放合作、培養人才”的辦院工作原則，總結出了一套符合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和弘揚工作特點的科學保護管理體系，不僅能做好敦煌石窟自身的保護管理工作，而且也為其他文化遺産的保護管理提供了借鑒模式。
莫高窟的保護從長遠來看，首先要恪守科學管理，讓保護進入法制化、規範化軌道。
我深刻認識到，隻有使敦煌石窟走上法制化、規範化軌道，才能切實保障一系列科學化管理工作的落實和推進。
多年來，敦煌研究院全院職工的艱苦探索和不懈努力，目的就是把敦煌文化遺産的科學保護、管理推向法制化、規範化的軌道。
其次是利用科技加強保護，像敦煌石窟這樣珍貴的世界文化遺産，用再好的儀器保護它都不為過。
所以，我們堅持将世界上最先進的科技方法和手段引入敦煌石窟的保護工作，使敦煌石窟的保護從搶救性保護，逐步發展到科學化保護。
敦煌石窟病害壁畫和彩塑的修複，莫高窟崖頂風沙治理、崖體加固和棧道改造，石窟安防工程改造等文物本體保護及其周邊環境整治，對石窟環境、石窟本體、石窟安全防範和遊客管理等實施監測，石窟日常保養和監測體系……可以說，原來最嚴重的問題得到改善，都有賴于先進的科技和管理手段。
此外就是加強國際合作，使敦煌石窟保護管理與國際接軌。
從20世紀80年代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就先後與日本的東京國立文化财研究所、大阪大學，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梅隆基金會、西北大學，澳大利亞遺産委員會，英國倫敦大學等大學和機構開展了一系列合作項目，如莫高窟壁畫病害及治理、莫高窟環境監測與評價、莫高窟風沙治理、莫高窟壁畫顔色退化的分析監測、敦煌壁畫的計算機存貯與再現、莫高窟遊客承載量研究等項目的合作研究均取得了一批成果。
國際合作保護不僅幫助我們引進了國外先進的儀器設備，建起了一流的保護實驗室，學到了國外先進的保護科學技術和工藝，同時也培養了我們自己具有文化遺産保護和管理的先進理念和經驗的隊伍，以及一批高素質的青年業務骨幹。
國際合作保護使敦煌研究院的保護研究達到一個新的高度，成為我國文化遺産保護國際合作的成功典型。
為了敦煌石窟的永久保存和永續利用，我們需要進一步建設“數字敦煌”系列工程。
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我就提出利用計算機技術實現敦煌壁畫、彩塑的永久保存構想。
為此，我們與美國梅隆基金會、西北大學合作，努力攻克壁畫近景攝影測量、幾何校正和色彩還原等技術難題，促進敦煌壁畫數字化存貯與再現技術持續提高水平，使敦煌石窟壁畫和彩塑藝術的珍貴價值及其信息得到高保真、永久性保存，也為敦煌文物的保護、研究和展示提供了高質量的數字信息。
當然所有的這些努力，為的是讓敦煌延緩衰老和消亡，為的是讓更多的人了解敦煌石窟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從而弘揚傳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
莫高窟曆來是我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和“中國最值得外國人去的五十個地方”之一。
人類的敦煌，要讓人類了解，敦煌曆史文化隻有為人們欣賞，才能在激發人們熱愛敦煌文化藝術的同時，自覺地保護敦煌石窟。
總而言之，要讓石窟（文物）的保護走上法制化、規範化管理的軌道，在任何時候都要依托法律得到切實的保障和持續發展；要用科學技術引領保護、研究、弘揚與管理各項工作，不斷提高石窟（文物）保護管理的科技水平。
敦煌研究院率先開展的敦煌壁畫遺産數字化工作，成為保存敦煌石窟藝術有效的、科學的方法和手段；加強文化遺産保護的對外合作，不斷吸收國際上先進的文物保護理念和技術；有效解決石窟（文物）保護和合理利用之間的矛盾，使保護和開放得到協調發展；建設有較高素質的多學科人才隊伍，為敦煌石窟事業的長遠發展奠定人才基礎—這些都是敦煌研究院全體人員不斷探索、摸索出的洞窟保護的“根本大法”。
2010年在巴西召開的世界遺産委員會第34屆會議上，會議文件指出：“莫高窟（指敦煌研究院）以非凡的遠見，展示了有效的遺産地旅遊管理方法，以保護遺産地的價值，樹立了一個極具意義的典範形象。
”并将敦煌莫高窟保護管理、旅遊開發經驗作為典型案例，向各國世界遺産地傳播。
2012年11月，國家文物局召開的世界文化遺産工作會議上，時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長、國家文物局局長的勵小捷在講話中說：“敦煌研究院從預約、展覽、遊線、講解、流量控制等多方面做好遊客服務工作，被世界遺産委員會評選為世界遺産旅遊管理的最佳案例。
” 現在，研究院上下都很明确一個理念，那就是遺産地的保護一定要做到把“保護、管理、開放”結合起來。
要開放，就不能不考慮遺産地和文物的安全，也不能不考慮遊客的感覺。
“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這四點概括得很清楚，有合适的管理，才能解決遺産地的保護和開放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