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保護就是和時間賽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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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意識到石窟保護需要從過去單一的搶救性修複，轉化為系統的科學保護修複。
文物保護不僅是文物病害發生之後的修複，而且要根據環境影響和制作材料及制作工藝，對壁畫病害的原因和發生過程進行綜合研究，從而能夠從病害發生源頭加以防控，以達到減緩病害發生的目的。
也就是要逐漸從“搶救性保護”過渡到“預防性保護”，努力使洞窟環境保持安全穩定，最大限度地阻止或延緩壁畫和彩塑病害的發生乃至最終劣化，做到防患于未然。
[1] 我們除了不斷探索壁畫的科學搶救性保護修複技術外，還在國家文物局的支持下，采用互聯網技術建立了莫高窟監測中心，加強了莫高窟預防性保護體系的建設和完善。
目前，每一個開放洞窟和部分重點洞窟均安裝了溫度、濕度和二氧化碳傳感器。
在監測中心，裝置了能夠顯示莫高窟窟區大環境、洞窟微環境、遊客數量、參觀線路、安防情況等多個内容的屏幕。
它們占據了整整一面牆，由24個小屏幕組成的大屏上實時傳送着各個洞窟和窟外情況的各種監測數據和畫面。
管理人員能及時了解掌握莫高窟所有開放洞窟和個别重點洞窟的微環境變化和窟區大環境等各個方面的最新“情況”。
目前，監測範圍已全面覆蓋敦煌研究院所管轄的三處石窟群（敦煌市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縣榆林窟），監測内容還包括遺産地周邊環境、大氣降水、風沙、地震、洪水，甚至壁畫病害的微小變化等。
搶救性保護和預防性保護是莫高窟保護的“永遠的二重奏”。
一方面，莫高窟就像一位飽經風霜的“老人”，年代久遠，十分脆弱，病害不斷，需要開展更加精細化的修複保護工作；另一方面，還需要不斷深入開展對這位“老人”病害原因和老化速度的研究，為預防性保護提供更多的理論依據，進而制定更加有針對性的保護措施，使精美的洞窟保存得更為長久。
研究院多年的努力換來了國家文物主管部門的肯定和認可。
2004年9月，國家文物局批準在敦煌研究院建立“古代壁畫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
壁畫基地以壁畫和彩塑為對象，開展專門的科學研究和保護修複工作，并将研究成果應用于絲綢之路沿線乃至全國的壁畫保護工作中。
敦煌研究院還獲得了國家文物局頒發的“文物保護工程甲級勘察設計資質單位”和“文物保護工程一級施工資質單位”證書。
2009年，經國家科學技術部批準，依托敦煌研究院建立了國内首個文化遺産領域“國家古代壁畫與土遺址保護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多年來，敦煌研究院除了承擔敦煌石窟的保護修複任務外，還先後完成了青海瞿昙寺、塔爾寺，甯夏西夏王陵，西藏布達拉宮、羅布林卡、薩迦寺、古格王朝遺址，新疆交河故城，河南少林寺，浙江杭州鳳凰寺，山東岱廟壁畫，河北北嶽廟壁畫以及甘肅境内衆多石窟和土遺址的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工程任務，為中國文物保護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壁畫修複的緩慢節奏 敦煌研究院是國内最早開展壁畫修複研究工作的機構。
經過幾十年的持續探索和努力，研究院在壁畫保護修複技術方面，已經研究并探索出了成熟的起甲壁畫修複技術、酥堿壁畫修複技術、壁畫揭取搬遷技術和空鼓壁畫灌漿脫鹽加固技術等一系列針對壁畫病害的修複技術。
任何成熟的修複技術，都需要操作娴熟、經驗豐富的修複師去操作實踐。
況且壁畫修複操作是一項極為專業的工作，文物不可再生的特點決定了修複操作不允許出現任何失誤，更不允許失敗。
這就需要修複師在操作時不僅能夠駕輕就熟地應用各種技術，而且還要有超乎常人的細心和耐力。
李雲鶴先生是我國壁畫修複的頂級專家，被譽為壁畫修複的“魔術師”。
五十多年前，莫高窟晚唐第161窟就是他主持修複的。
那時，整窟壁畫病變嚴重，特别是起甲問題，基本已沒有希望了。
眼看滿窟的壁畫即将毀于一旦，怎麼辦？常書鴻先生心急如焚，就找來李雲鶴，讓他“死馬當活馬醫”，馬上尋找修複辦法。
當時李雲鶴先生才二十九歲，他和幾個年輕的工友，在第161窟一待就是兩年。
他們從吹掉壁畫上的沙子和灰塵開始，一厘米一厘米地吹，每天吹得腰酸背痛、頭暈眼花。
然後是壁畫的粘貼，也是一厘米一厘米地粘貼，每個地方注射三次、粘貼三次。
最後工友們都受不了這個罪，李雲鶴先生仍在咬牙堅持。
1964年，通過不懈的琢磨試驗，李雲鶴成功地摸索出了修複起甲壁畫的方法，使瀕臨脫落的壁畫起死回生，維持了原來的面貌。
在很多時候，敦煌文物保護工作就是這樣，沒有現成的經驗，必須邊幹邊摸索，必須有舍我其誰的勇氣和破釜沉舟的決心。
第161窟的修複是敦煌研究院曆史上自主修複的第一座洞窟，也是敦煌起甲壁畫修複保護的起點。
在敦煌壁畫的修複工作中有一個技術難題：怎樣才能把修複材料準确無誤地送到壁畫和牆壁之間？當時國外普遍采取的方法是用針筒注射修複材料，再在壁畫表面敷上紗布并碾壓，當時來敦煌傳授修複技術的捷克專家用的就是這種方法。
但這個方法還有問題，比如用針筒注射很難控制量，若注射過多，修複材料就會順着壁畫流下來，從而污染壁畫。
一天，李雲鶴先生見一個同事的孩子在玩一個血壓計上的打氣囊，他一下子有了靈感。
他将注射器和氣囊組裝到一起，這樣一來，修複材料的灌注就變得更加容易和安全了。
他還用裱畫用的紡綢代替了紗布，這樣一來，被壓過的壁畫就不會留有紗布的織紋，平整如初。
當時，壁畫的修複材料在國際上一直是壁畫修複的秘密。
修複用的是什麼材料？來自外國的專家諱莫如深，嚴格保密。
為了尋找和試驗理想的“秘方”，李雲鶴先生和當時的壁畫修複專家找到了能想到的數十種修複材料，并向化學材料專家反複請教。
經過多次試驗，終于找到了适合起甲壁畫修複用的材料。
用這種材料修複的壁畫，效果很好，國外同行也拍案叫絕。
後來，李雲鶴先生還将距離敦煌市五十多公裡的西千佛洞附近的兩個洞窟，整體搬遷到了莫高窟的北區石窟群。
搬遷後的洞窟壁畫嚴絲合縫，完全看不出遷移痕迹。
石窟整體搬遷技術難度極大，他的技藝更是令人贊歎。
他自己管這種整體剝離壁畫的方法叫“挂壁畫”。
此外，他還用同樣的方法主持修複了青海塔爾寺大殿的壁畫。
壁畫修複是一項極其精細的工作，也是一項需要智慧和耐力的工作。
有時候一天隻能修補一小塊壁畫。
工匠的生命就在這樣緩慢的注射、粘貼過程中度過。
就像敦煌研究院臨摹壁畫的畫家一樣，他們每一天就是在模仿古代畫工的筆觸，以求接近那最準确的真實。
時間一分一秒在緩慢的工作中流走；幾十年光陰過去，不知不覺，黑發已經變成白發。
與互聯網時代快速的生活和工作節奏完全不同，敦煌的保護工作總是在一寸一寸中推進，要把那在時光中逐漸變得模糊的壁畫，一寸一寸地從不可挽回的命運中拯救出來。
洞窟外老一輩莫高窟人栽下的白楊不知不覺已經高聳入雲，而敦煌的保護和修複工作還将繼續它緩慢的節奏。
但是我想，也許沒有了這種慢節奏，整個時代将會變得膚淺。
與蓋蒂的合作 1989年，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想在中國尋找一處遺産地開展保護合作工作。
我得到消息後，立即到北京向國家文物局申請，提出在敦煌開展洞窟壁畫保護的國際合作，時任國家文物局副局長的沈竹先生非常支持。
後經國家文物局批準，敦煌研究院與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簽訂了關于開展莫高窟壁畫保護的合作協議，拉開了長達30年合作的序幕。
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是蓋蒂基金會的下屬機構，1985年成立。
作為國際性的科學保護研究機構，它在保護科學研究、現場文物保護、保護中的記錄、文物保護教育和培訓等方面都有所成就，是國際上享有盛譽的文物保護機構。
該機構與各大洲的國家合作，開展國際文物保護研究。
蓋蒂的研究人員也來自世界各國，并為各國的研究人員提供不同的合作研究機會。
1989—1991年，敦煌研究院與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開展了第一階段的合作，這個階段主要完成了對莫高窟風沙規律的研究，并在莫高窟崖頂安裝了高立式尼龍防沙網。
防沙網的尼龍材料全部從澳大利亞進口，能夠抵禦強紫外線和各種惡劣氣候的老化作用。
防沙網阻隔了從崖頂向窟區移動的沙流，使得每年窟區的積沙明顯減少。
為摸清莫高窟外部環境和風向變化的規律，美國專家在莫高窟安裝了能夠自動傳輸各項氣象數據的全自動環境氣象站，而在當時，中國隻有南極科考站有這樣先進的氣象站。
在與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的第一階段合作取得重要成果後，敦煌研究院積極努力争取，希望繼續與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開展合作。
1991年，經國家文物局批準，敦煌研究院與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開始了第二階段的合作。
關于合作研究内容，我們提出希望通過合作，解決困擾我們多年的壁畫空鼓、起甲、酥堿病害等問題。
經中美專家共同協商，選擇敦煌莫高窟第85窟為對象進行研究。
第85窟開鑿于晚唐，是張議潮歸義軍時期的第二任河西都僧統翟法榮為自己修建的功德窟，從鹹通三年（862）開始興建，曆時五年完成，是莫高窟的一個重點洞窟。
之所以選擇第85窟，是因為此洞窟是敦煌的“重症病人”，洞内大約有一百一十平方米的壁畫存在着莫高窟最典型的三種病害—空鼓、起甲、酥堿。
如果能“治愈”第85窟，莫高窟的許多問題也将迎刃而解。
這是給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專家出的一道難題，對他們來說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的專家們在莫高窟的工作方式很獨特。
這些外國專家并不急于進實驗室，而是先請敦煌研究院的學者們為他們講解每一幅壁畫的内容、含義，了解其中的珍貴價值，記錄下大量的筆記。
這種工作方式給了我一個莫大的啟示。
文物保護表面上看是以技術為主導，但實際上保護工作者首先要面對的不是物理意義上的一道牆，或者一堆泥土，而是人類文化遺存的價值。
就莫高窟而言，每一個正在發生病變的洞窟都是不可複制、不可替代的藝術博物館。
在對待這些壁畫的時候，如果能夠有一種人文的情懷和素養，将會激發起自己的使命意識和奉獻意識。
能夠通過自己的技術，讓奄奄一息的人類傑作獲得重生，這本身就是一項偉大的藝術創造。
通過中美專家大量的評估、調查、分析、環境監測和反複試驗，最終發現，潛藏在壁畫崖體和地仗層中的可溶鹽硫酸鈉和氯化鈉，是導緻壁畫病變的罪魁禍首。
莫高窟洞窟開鑿所依托的崖體中含有大量可溶鹽，它們會随着水分和濕度的變化潮解和重新結晶。
如此周而複始，鹽分不斷地向壁畫地仗層和顔料層遷移，日積月累，結晶造成的體積膨脹就會對壁畫造成傷害。
如果能去除壁畫地仗層中的鹽分，無疑會大大消除壁畫病變的隐患。
在反複試驗之後，專家們最終摸索出一種方法—“灌漿脫鹽”。
也就是往脫離開崖體的壁畫地仗泥層背後灌注漿液，讓水汽攜帶可溶鹽移動到壁畫表面，然後在壁畫表面貼敷脫鹽材料。
這個過程能夠去除分布在壁畫地仗泥層中的大量可溶鹽。
去除掉大部分鹽分以後，再對壁畫表面進行修複，這樣不僅能治标，更能治本。
為了尋找一種适合“灌漿”的材料，專家們用了整整四年時間，共試驗了八十多種配方，并對材料的黏結性、收縮性、透氣性和操作性等諸多性能指标進行反複試驗比較，才篩選出了适合壁畫灌漿的“81号”材料。
後來，這種材料也廣泛地應用于其他洞窟的修複與保護。
前後八年的修複工作遇到無數的問題，也積累了大量經驗。
首先是壁畫的價值評估、窟内環境監測、保存現狀評估、壁畫材質分析、壁畫病害原因和機理分析，在上述工作的基礎上，研究篩選修複材料和修複工藝。
經過反複試驗，最後确定了适合的修複程序、修複材料和修複工藝。
經過細緻的修複，不僅使第85窟的壁畫起死回生，而且在研究中總結出了一套研究保護病害壁畫的科學方法和科學程序。
這套程序經過不斷完善，已成為中國壁畫保護修複工作所必須遵循的規範。
這個項目極大地推動了我國壁畫保護科學技術的進步，具有裡程碑意義。
《中國文物古迹保護準則》的制定和出台 在莫高窟第85窟保護項目進行的同時，國家文物局與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澳
我們意識到石窟保護需要從過去單一的搶救性修複，轉化為系統的科學保護修複。
文物保護不僅是文物病害發生之後的修複，而且要根據環境影響和制作材料及制作工藝，對壁畫病害的原因和發生過程進行綜合研究，從而能夠從病害發生源頭加以防控，以達到減緩病害發生的目的。
也就是要逐漸從“搶救性保護”過渡到“預防性保護”，努力使洞窟環境保持安全穩定，最大限度地阻止或延緩壁畫和彩塑病害的發生乃至最終劣化，做到防患于未然。
[1] 我們除了不斷探索壁畫的科學搶救性保護修複技術外，還在國家文物局的支持下，采用互聯網技術建立了莫高窟監測中心，加強了莫高窟預防性保護體系的建設和完善。
目前，每一個開放洞窟和部分重點洞窟均安裝了溫度、濕度和二氧化碳傳感器。
在監測中心，裝置了能夠顯示莫高窟窟區大環境、洞窟微環境、遊客數量、參觀線路、安防情況等多個内容的屏幕。
它們占據了整整一面牆，由24個小屏幕組成的大屏上實時傳送着各個洞窟和窟外情況的各種監測數據和畫面。
管理人員能及時了解掌握莫高窟所有開放洞窟和個别重點洞窟的微環境變化和窟區大環境等各個方面的最新“情況”。
目前，監測範圍已全面覆蓋敦煌研究院所管轄的三處石窟群（敦煌市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縣榆林窟），監測内容還包括遺産地周邊環境、大氣降水、風沙、地震、洪水，甚至壁畫病害的微小變化等。
搶救性保護和預防性保護是莫高窟保護的“永遠的二重奏”。
一方面，莫高窟就像一位飽經風霜的“老人”，年代久遠，十分脆弱，病害不斷，需要開展更加精細化的修複保護工作；另一方面，還需要不斷深入開展對這位“老人”病害原因和老化速度的研究，為預防性保護提供更多的理論依據，進而制定更加有針對性的保護措施，使精美的洞窟保存得更為長久。
研究院多年的努力換來了國家文物主管部門的肯定和認可。
2004年9月，國家文物局批準在敦煌研究院建立“古代壁畫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
壁畫基地以壁畫和彩塑為對象，開展專門的科學研究和保護修複工作，并将研究成果應用于絲綢之路沿線乃至全國的壁畫保護工作中。
敦煌研究院還獲得了國家文物局頒發的“文物保護工程甲級勘察設計資質單位”和“文物保護工程一級施工資質單位”證書。
2009年，經國家科學技術部批準，依托敦煌研究院建立了國内首個文化遺産領域“國家古代壁畫與土遺址保護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多年來，敦煌研究院除了承擔敦煌石窟的保護修複任務外，還先後完成了青海瞿昙寺、塔爾寺，甯夏西夏王陵，西藏布達拉宮、羅布林卡、薩迦寺、古格王朝遺址，新疆交河故城，河南少林寺，浙江杭州鳳凰寺，山東岱廟壁畫，河北北嶽廟壁畫以及甘肅境内衆多石窟和土遺址的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工程任務，為中國文物保護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壁畫修複的緩慢節奏 敦煌研究院是國内最早開展壁畫修複研究工作的機構。
經過幾十年的持續探索和努力，研究院在壁畫保護修複技術方面，已經研究并探索出了成熟的起甲壁畫修複技術、酥堿壁畫修複技術、壁畫揭取搬遷技術和空鼓壁畫灌漿脫鹽加固技術等一系列針對壁畫病害的修複技術。
任何成熟的修複技術，都需要操作娴熟、經驗豐富的修複師去操作實踐。
況且壁畫修複操作是一項極為專業的工作，文物不可再生的特點決定了修複操作不允許出現任何失誤，更不允許失敗。
這就需要修複師在操作時不僅能夠駕輕就熟地應用各種技術，而且還要有超乎常人的細心和耐力。
李雲鶴先生是我國壁畫修複的頂級專家，被譽為壁畫修複的“魔術師”。
五十多年前，莫高窟晚唐第161窟就是他主持修複的。
那時，整窟壁畫病變嚴重，特别是起甲問題，基本已沒有希望了。
眼看滿窟的壁畫即将毀于一旦，怎麼辦？常書鴻先生心急如焚，就找來李雲鶴，讓他“死馬當活馬醫”，馬上尋找修複辦法。
當時李雲鶴先生才二十九歲，他和幾個年輕的工友，在第161窟一待就是兩年。
他們從吹掉壁畫上的沙子和灰塵開始，一厘米一厘米地吹，每天吹得腰酸背痛、頭暈眼花。
然後是壁畫的粘貼，也是一厘米一厘米地粘貼，每個地方注射三次、粘貼三次。
最後工友們都受不了這個罪，李雲鶴先生仍在咬牙堅持。
1964年，通過不懈的琢磨試驗，李雲鶴成功地摸索出了修複起甲壁畫的方法，使瀕臨脫落的壁畫起死回生，維持了原來的面貌。
在很多時候，敦煌文物保護工作就是這樣，沒有現成的經驗，必須邊幹邊摸索，必須有舍我其誰的勇氣和破釜沉舟的決心。
第161窟的修複是敦煌研究院曆史上自主修複的第一座洞窟，也是敦煌起甲壁畫修複保護的起點。
在敦煌壁畫的修複工作中有一個技術難題：怎樣才能把修複材料準确無誤地送到壁畫和牆壁之間？當時國外普遍采取的方法是用針筒注射修複材料，再在壁畫表面敷上紗布并碾壓，當時來敦煌傳授修複技術的捷克專家用的就是這種方法。
但這個方法還有問題，比如用針筒注射很難控制量，若注射過多，修複材料就會順着壁畫流下來，從而污染壁畫。
一天，李雲鶴先生見一個同事的孩子在玩一個血壓計上的打氣囊，他一下子有了靈感。
他将注射器和氣囊組裝到一起，這樣一來，修複材料的灌注就變得更加容易和安全了。
他還用裱畫用的紡綢代替了紗布，這樣一來，被壓過的壁畫就不會留有紗布的織紋，平整如初。
當時，壁畫的修複材料在國際上一直是壁畫修複的秘密。
修複用的是什麼材料？來自外國的專家諱莫如深，嚴格保密。
為了尋找和試驗理想的“秘方”，李雲鶴先生和當時的壁畫修複專家找到了能想到的數十種修複材料，并向化學材料專家反複請教。
經過多次試驗，終于找到了适合起甲壁畫修複用的材料。
用這種材料修複的壁畫，效果很好，國外同行也拍案叫絕。
後來，李雲鶴先生還将距離敦煌市五十多公裡的西千佛洞附近的兩個洞窟，整體搬遷到了莫高窟的北區石窟群。
搬遷後的洞窟壁畫嚴絲合縫，完全看不出遷移痕迹。
石窟整體搬遷技術難度極大，他的技藝更是令人贊歎。
他自己管這種整體剝離壁畫的方法叫“挂壁畫”。
此外，他還用同樣的方法主持修複了青海塔爾寺大殿的壁畫。
壁畫修複是一項極其精細的工作，也是一項需要智慧和耐力的工作。
有時候一天隻能修補一小塊壁畫。
工匠的生命就在這樣緩慢的注射、粘貼過程中度過。
就像敦煌研究院臨摹壁畫的畫家一樣，他們每一天就是在模仿古代畫工的筆觸，以求接近那最準确的真實。
時間一分一秒在緩慢的工作中流走；幾十年光陰過去，不知不覺，黑發已經變成白發。
與互聯網時代快速的生活和工作節奏完全不同，敦煌的保護工作總是在一寸一寸中推進，要把那在時光中逐漸變得模糊的壁畫，一寸一寸地從不可挽回的命運中拯救出來。
洞窟外老一輩莫高窟人栽下的白楊不知不覺已經高聳入雲，而敦煌的保護和修複工作還将繼續它緩慢的節奏。
但是我想，也許沒有了這種慢節奏，整個時代将會變得膚淺。
與蓋蒂的合作 1989年，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想在中國尋找一處遺産地開展保護合作工作。
我得到消息後，立即到北京向國家文物局申請，提出在敦煌開展洞窟壁畫保護的國際合作，時任國家文物局副局長的沈竹先生非常支持。
後經國家文物局批準，敦煌研究院與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簽訂了關于開展莫高窟壁畫保護的合作協議，拉開了長達30年合作的序幕。
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是蓋蒂基金會的下屬機構，1985年成立。
作為國際性的科學保護研究機構，它在保護科學研究、現場文物保護、保護中的記錄、文物保護教育和培訓等方面都有所成就，是國際上享有盛譽的文物保護機構。
該機構與各大洲的國家合作，開展國際文物保護研究。
蓋蒂的研究人員也來自世界各國，并為各國的研究人員提供不同的合作研究機會。
1989—1991年，敦煌研究院與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開展了第一階段的合作，這個階段主要完成了對莫高窟風沙規律的研究，并在莫高窟崖頂安裝了高立式尼龍防沙網。
防沙網的尼龍材料全部從澳大利亞進口，能夠抵禦強紫外線和各種惡劣氣候的老化作用。
防沙網阻隔了從崖頂向窟區移動的沙流，使得每年窟區的積沙明顯減少。
為摸清莫高窟外部環境和風向變化的規律，美國專家在莫高窟安裝了能夠自動傳輸各項氣象數據的全自動環境氣象站，而在當時，中國隻有南極科考站有這樣先進的氣象站。
在與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的第一階段合作取得重要成果後，敦煌研究院積極努力争取，希望繼續與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開展合作。
1991年，經國家文物局批準，敦煌研究院與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開始了第二階段的合作。
關于合作研究内容，我們提出希望通過合作，解決困擾我們多年的壁畫空鼓、起甲、酥堿病害等問題。
經中美專家共同協商，選擇敦煌莫高窟第85窟為對象進行研究。
第85窟開鑿于晚唐，是張議潮歸義軍時期的第二任河西都僧統翟法榮為自己修建的功德窟，從鹹通三年（862）開始興建，曆時五年完成，是莫高窟的一個重點洞窟。
之所以選擇第85窟，是因為此洞窟是敦煌的“重症病人”，洞内大約有一百一十平方米的壁畫存在着莫高窟最典型的三種病害—空鼓、起甲、酥堿。
如果能“治愈”第85窟，莫高窟的許多問題也将迎刃而解。
這是給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專家出的一道難題，對他們來說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的專家們在莫高窟的工作方式很獨特。
這些外國專家并不急于進實驗室，而是先請敦煌研究院的學者們為他們講解每一幅壁畫的内容、含義，了解其中的珍貴價值，記錄下大量的筆記。
這種工作方式給了我一個莫大的啟示。
文物保護表面上看是以技術為主導，但實際上保護工作者首先要面對的不是物理意義上的一道牆，或者一堆泥土，而是人類文化遺存的價值。
就莫高窟而言，每一個正在發生病變的洞窟都是不可複制、不可替代的藝術博物館。
在對待這些壁畫的時候，如果能夠有一種人文的情懷和素養，将會激發起自己的使命意識和奉獻意識。
能夠通過自己的技術，讓奄奄一息的人類傑作獲得重生，這本身就是一項偉大的藝術創造。
通過中美專家大量的評估、調查、分析、環境監測和反複試驗，最終發現，潛藏在壁畫崖體和地仗層中的可溶鹽硫酸鈉和氯化鈉，是導緻壁畫病變的罪魁禍首。
莫高窟洞窟開鑿所依托的崖體中含有大量可溶鹽，它們會随着水分和濕度的變化潮解和重新結晶。
如此周而複始，鹽分不斷地向壁畫地仗層和顔料層遷移，日積月累，結晶造成的體積膨脹就會對壁畫造成傷害。
如果能去除壁畫地仗層中的鹽分，無疑會大大消除壁畫病變的隐患。
在反複試驗之後，專家們最終摸索出一種方法—“灌漿脫鹽”。
也就是往脫離開崖體的壁畫地仗泥層背後灌注漿液，讓水汽攜帶可溶鹽移動到壁畫表面，然後在壁畫表面貼敷脫鹽材料。
這個過程能夠去除分布在壁畫地仗泥層中的大量可溶鹽。
去除掉大部分鹽分以後，再對壁畫表面進行修複，這樣不僅能治标，更能治本。
為了尋找一種适合“灌漿”的材料，專家們用了整整四年時間，共試驗了八十多種配方，并對材料的黏結性、收縮性、透氣性和操作性等諸多性能指标進行反複試驗比較，才篩選出了适合壁畫灌漿的“81号”材料。
後來，這種材料也廣泛地應用于其他洞窟的修複與保護。
前後八年的修複工作遇到無數的問題，也積累了大量經驗。
首先是壁畫的價值評估、窟内環境監測、保存現狀評估、壁畫材質分析、壁畫病害原因和機理分析，在上述工作的基礎上，研究篩選修複材料和修複工藝。
經過反複試驗，最後确定了适合的修複程序、修複材料和修複工藝。
經過細緻的修複，不僅使第85窟的壁畫起死回生，而且在研究中總結出了一套研究保護病害壁畫的科學方法和科學程序。
這套程序經過不斷完善，已成為中國壁畫保護修複工作所必須遵循的規範。
這個項目極大地推動了我國壁畫保護科學技術的進步，具有裡程碑意義。
《中國文物古迹保護準則》的制定和出台 在莫高窟第85窟保護項目進行的同時，國家文物局與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