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保護就是和時間賽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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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亞遺産委員會合作起草并制定了《中國文物古迹保護準則》（以下簡稱《準則》）。
我有幸參加了《準則》的起草工作。
《準則》是一項在中國文物保護法規體系的框架下，對文物古迹保護工作進行指導的行業規則和評價工作成果的主要标準。
在《準則》的起草修改過程中，為了檢驗《準則》的可行性，在國家文物局的指導下，敦煌研究院和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選擇了正在進行的莫高窟第85窟保護項目作為實施《準則》的試點，以推動敦煌石窟保護的技術和管理工作向科學化、規範化邁進。
通過中外合作，嚴格按照《準則》的規則，提高了敦煌研究院保護管理人員對文化遺産地本體及其環境實施科學保護管理重要性的認識，也培養了他們科學保護管理的理念。
關于文物古迹的保護，我有以下幾點重要體會： 第一，國家和社會需要實行法制化、規範化的管理。
文物作為珍貴的文化資源，也需要法制化、規範化的管理。
《準則》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制定的。
在《準則》的指導下，莫高窟第85窟的保護修複工作取得了成功，證明了《準則》的可行性。
無論是保護管理項目，或是保護技術項目，都應該按照《準則》的規則去操作。
第二，《準則》指出“保護必須按程序進行”。
保護工作要嚴格按照《準則》所規定的程序一步一步地去操作，這些程序規定的步驟環環相扣，缺一不可，是規範保護工作的保證。
不能省略或跨越程序規定的任何步驟，否則，必然會影響下一步工作的順利開展，甚至造成下一步工作的失誤，以緻影響整個保護工作的質量。
過去一些保護項目或保護工程之所以沒有做好，原因就在于沒有一個科學的程序指導整個保護工作，尤其是缺少充分翔實的評估和論證。
第三，《準則》指出“制定保護規劃必須根據評估的結論”，評估是文物古迹保護工作的關鍵步驟，隻有準确的評估才能制定出科學、合理的目标、對策和措施。
沒有準确的評估，就沒有科學與合理的規劃。
當然，正确評估的前提是要掌握翔實、全面的資料。
第四，《準則》第20條指出，“定期實施日常保養，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保護手段”。
文物古迹的保護工作是貫穿于文物古迹始終的持久工作，是一項長期且經常性的工作。
在做必要的大型加固工程和搶救性修複之前和之後，都要認真做好日常的保養、維護和監測，及時排除不安全因素和輕微損傷，避免更多幹預行為，這是做好保護工作的根本保障。
第85窟項目的完成和《中國文物古迹保護準則》的制定和實施，不僅推動了莫高窟壁畫保護技術的進步，而且推動了中國文物古迹保護的科學化。
負責此項目的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首席項目專家内維爾·阿格紐先生因對中國文物保護的巨大貢獻，獲得了2005年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
追憶平山先生 與莫高窟隔河相望，有一個“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列中心”。
陳列中心建成的時候，是當時國内唯一的石窟類文物保護研究陳列機構。
這個陳列中心展示了八個原大原狀複制洞窟，還有敦煌石窟出土的許多文物精品。
這個陳列中心是日本政府無償援助十億日元建設的，是中日友好的一個見證。
“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列中心”的建成，也是敦煌研究院曆史上的大事，說起這件事情就不得不提平山郁夫先生。
平山郁夫先生與敦煌莫高窟結緣于1958年1月，當時敦煌文物研究所在東京舉辦“中國敦煌藝術展”，平山先生敏銳地發現了日本文化與敦煌之間的淵源。
1958年，常書鴻先生攜大批敦煌臨摹壁畫出訪日本。
在東京展出的敦煌臨摹壁畫，使平山郁夫自此與敦煌結下終身緣分。
這次展覽對平山郁夫的藝術生涯意義重大，他之後創作的《佛教傳來》使他最終跻身日本一流畫家的行列。
畫面中玄奘指向遠方的手，也把平山先生自己的命運與那座荒漠裡的藝術聖殿緊緊地聯系在一起。
他深知，在日本的佛教壁畫之外，他找到了比之更古老的藝術淵源。
從此，敦煌成為平山先生魂牽夢繞的地方。
平山郁夫在少年時代經曆了慘絕人寰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生與死的邊際掙紮過。
他是廣島原子彈爆炸後的幸存者。
由于受核輻射的影響，他身體羸弱，面色蒼白。
出于對戰争災難的親身體會，他一生堅定地奉行和平主義，立志用美感化人類，喚醒人類良知，借助繪畫祈願人類和平，倡導文化交流，通過保護文化遺産促進和平。
出于對和平的希冀與對藝術的熱愛，自青年時代開始，平山郁夫就關注到佛教和佛教藝術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所起的紐帶作用，并以唐僧玄奘大師作為自己人生的楷模，産生了沿着絲綢之路追尋日本文化之源的宏大理想。
由于曆史的曲折，直到1979年，平山郁夫先生才第一次來到向往已久的敦煌莫高窟。
我至今清晰地記得，他住在莫高窟前簡陋的小土屋裡，不顧鞍馬勞頓，從早到晚，用一切可用的時間，如癡如醉，一個接一個地欣賞洞窟。
在飽覽敦煌藝術瑰寶之後，他說“世界性名作都齊集于敦煌”，贊歎敦煌藝術“超越時代、超越國境、超越所有價值觀”。
在日本奈良時期建造或繪制的唐招提寺和藥師寺建築、東大寺戒壇院雕塑、法隆寺壁畫、當麻寺收藏經變畫等，都能看到與敦煌石窟佛教建築、彩塑、壁畫佛教人物、經變畫等的相似之處。
平山郁夫認為，莫高窟第220窟前壁門上方的說法圖和日本法隆寺的觀音壁畫，無論是筆觸、起勢、轉折、運筆走向，線條的運用或是色彩的配置都極為相似，相隔四千多公裡的兩幅壁畫仿佛失散多年的孿生姐妹。
他在筆記中寫道：“兩處壁畫的觀音像從畫風到肌膚的顔色、線條、花紋、璎珞的顔色完全一樣。
”經平山郁夫考證，這兩幅壁畫應該是根據同一個底稿畫出來的畫，一幅被畫工攜往莫高窟，一幅被遣唐使帶回奈良，它們都來自唐朝的長安畫坊。
這次難忘的敦煌之行不僅了卻了他多年的夙願，也使他對敦煌産生新的深刻認識。
自此，他與敦煌的不解之緣愈加深厚了。
平山郁夫是莫高窟的知音。
他後來多次造訪敦煌，每到敦煌必至洞窟欣賞、揣摩，百看不厭。
他還拿起畫筆抒寫自己對敦煌的感悟，創作出許多以敦煌為題材的上乘之作。
他在擔任東京藝術大學教授、校長時，更是要求本校日本畫科的學生必須到敦煌石窟考察實習一次，吸收敦煌藝術的營養。
這些舉措，對于向日本和世界弘揚敦煌藝術做出了重要貢獻。
平山先生是敦煌石窟的新供養人。
出于對敦煌藝術的酷愛，他認識到了敦煌石窟保護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萌生了幫助敦煌研究院培養人才和提高保護研究水平的善念，并将它作為崇高的使命，開始為保護敦煌這個佛教藝術聖地積極奔走，不懈努力。
他多次向日本政界要員介紹保護世界文化遺産莫高窟的重大意義，以引起他們對敦煌莫高窟的重視。
他曾陪同敦煌研究院段文傑院長谒見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
1988年，他又陪同日本時任首相竹下登先生訪問敦煌。
最終促使日本政府無償援助十億日元建設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列中心。
在陳列中心的建設中，平山郁夫幾次專赴莫高窟，親自參與項目的選址、設計、施工。
1994年，中心建成後，他再一次陪同竹下登首相參加落成典禮。
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列中心以其樸素雅緻的建築風格，完善的功能，精彩的陳列，為古老的敦煌增加了新的景點，為展示和保護莫高窟發揮了積極作用，是中日文化友好史上的一座豐碑。
平山郁夫還努力喚起日本國民對世界文化遺産保護的關注。
他大力推動日本各界人士來敦煌參觀考察，使衆多日本國民越來越向往和關心敦煌。
他還于1988年倡導成立了日本文化财保護振興财團，動員日本民間力量，用“紅十字”精神搶救瀕危的人類珍貴文化遺産。
敦煌石窟是這項活動的受益者之一。
文化财保護振興财團先後給敦煌研究院捐贈了價值不菲的圖書、器材和科研設備，并提供了莫高窟地區供水設施建設資金，極大地改善了敦煌研究院的研究和生活條件。
在他的促成下，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敦煌研究院與日本東京國立文化财研究所合作進行敦煌石窟科學保護研究工作，這項合作持續了三十多年。
1990年，敦煌研究院與日本東京國立文化财研究所正式簽署協議，選擇莫高窟第53窟、第194窟開展壁畫保護研究項目，在壁畫環境監測、病害機理研究、修複材料篩選研究、多光譜壁畫調查方法、壁畫修複履曆記錄系統開發、中日修複用語詞典編寫等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項目進行過程中，中方先後有三十多人次赴日研修，為敦煌研究院培養了文物保護人才，也加深了中日兩國在文物保護方面的交流與合作，是文物保護國際合作方面一個非常成功的範例。
平山先生是敦煌研究院的摯友。
在他的關懷和推動下，由日本文化财保護振興财團、野村國際文化财團、鹿島學術振興财團資助，從1985年開始，東京藝術大學美術學部的保存修複、東洋美術史、日本畫科等研究室為敦煌研究院培養文物保護、美術、敦煌學專業人員，迄今已經持續34年。
先後有五十多人在東京藝術大學研修，幫助敦煌研究院培養了一批急需的高素質人才。
尤其令人感動的是，1989年，平山郁夫先生将舉辦個人畫展的全部收入兩億日元捐贈給敦煌研究院，資助敦煌石窟的保護研究。
敦煌研究院用此善款設立了“平山郁夫敦煌學術基金”，後又在此基礎上擴大成立了“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
敦煌研究院在平山先生這項基金的資助下，舉辦了敦煌學國際學術會議，組織學者赴國外學術訪問和交流，資助出版學術著作，添置購買科研設備，修建文物保護設施等，對推動敦煌文物事業的全面快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平山先生是我院的名譽研究員。
在長期保護弘揚敦煌文化藝術的過程中，不居功、不自傲，親切待人，獎掖後學，與敦煌研究院衆多職工結下了深厚友誼，敦煌研究院也早将先生當成了異國的摯友和編外的同事。
為了感謝和紀念先生對敦煌文化遺産保護研究事業的巨大貢獻，1994年，敦煌研究院在莫高窟為他建立了一座紀念幢。
2007年，時逢平山先生喜壽之年，我專程到日本為先生祝壽，并邀請他在8月參加由甘肅省政府和國家文物局舉辦的“段文傑先生從事敦煌文物保護和藝術研究60年紀念活動”。
段文傑先生是平山先生深交多年的摯友。
平山先生愉快地答應了我的邀請，偕同夫人平山美智子，親臨蘭州、敦煌兩地參加活動，發表了多場感人肺腑的演講。
想不到，與平山郁夫先生2007年敦煌之行的見面，竟成永别！2009年12月2日，平山先生離世。
他一生熱愛敦煌，關懷敦煌石窟的保護，他開啟的中日攜手保護敦煌的行動，以及親手締造的日本各界與敦煌研究院的友誼，永遠留在我們心中。
與時俱進的保護理念 “文革”十年動亂結束不久，我被任命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長，分管業務工作。
當時雖尚未恢複正常秩序，但我與很多同事的心情一樣，都急切地希望将荒廢的時間追回來，能盡快把業務工作正常地開展起來。
要做的工作很多，可是首先抓什麼呢？一時沒有頭緒。
我知道，凡被國家确定為文物保護單位的不可移動文物，都要求做到“四有”，即有保護範圍，有保護标志，有科學記錄檔案，有專門管理機構。
研究所已完成了“三有”，還有“科學記錄檔案”這項工作沒有做，這是必須完成的工作，那我就負責将敦煌石窟“科學記錄檔案”這項工作抓起來吧。
當時，“科學記錄檔案”究竟應該怎麼做，并沒有具體規定和要求。
我是學石窟考古的，我認為若要反映莫高窟全部洞窟的基本狀況，建立敦煌石窟科學記錄檔案，就應該每個洞窟都做一份記錄檔案。
當時莫高窟北區洞窟尚未發掘清理，南區有492個洞窟，就要做492份檔案。
每個洞窟的科學記錄檔案，起碼要有簡單的洞窟平面、剖面圖；要有檔案照片，最少要保證有窟形、窟頂和四壁各一張，共計六張照片；要有簡明的文字，說明每個洞窟的基本内容和它的保存與保護現狀，有無損壞等，這樣才能算得上一個洞窟最起碼的一份全面記錄檔案。
照片以6（張）×492（窟）計算，就是近三千張洞窟檔案照片。
而在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
我有幸參加了《準則》的起草工作。
《準則》是一項在中國文物保護法規體系的框架下，對文物古迹保護工作進行指導的行業規則和評價工作成果的主要标準。
在《準則》的起草修改過程中，為了檢驗《準則》的可行性，在國家文物局的指導下，敦煌研究院和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選擇了正在進行的莫高窟第85窟保護項目作為實施《準則》的試點，以推動敦煌石窟保護的技術和管理工作向科學化、規範化邁進。
通過中外合作，嚴格按照《準則》的規則，提高了敦煌研究院保護管理人員對文化遺産地本體及其環境實施科學保護管理重要性的認識，也培養了他們科學保護管理的理念。
關于文物古迹的保護，我有以下幾點重要體會： 第一，國家和社會需要實行法制化、規範化的管理。
文物作為珍貴的文化資源，也需要法制化、規範化的管理。
《準則》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制定的。
在《準則》的指導下，莫高窟第85窟的保護修複工作取得了成功，證明了《準則》的可行性。
無論是保護管理項目，或是保護技術項目，都應該按照《準則》的規則去操作。
第二，《準則》指出“保護必須按程序進行”。
保護工作要嚴格按照《準則》所規定的程序一步一步地去操作，這些程序規定的步驟環環相扣，缺一不可，是規範保護工作的保證。
不能省略或跨越程序規定的任何步驟，否則，必然會影響下一步工作的順利開展，甚至造成下一步工作的失誤，以緻影響整個保護工作的質量。
過去一些保護項目或保護工程之所以沒有做好，原因就在于沒有一個科學的程序指導整個保護工作，尤其是缺少充分翔實的評估和論證。
第三，《準則》指出“制定保護規劃必須根據評估的結論”，評估是文物古迹保護工作的關鍵步驟，隻有準确的評估才能制定出科學、合理的目标、對策和措施。
沒有準确的評估，就沒有科學與合理的規劃。
當然，正确評估的前提是要掌握翔實、全面的資料。
第四，《準則》第20條指出，“定期實施日常保養，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保護手段”。
文物古迹的保護工作是貫穿于文物古迹始終的持久工作，是一項長期且經常性的工作。
在做必要的大型加固工程和搶救性修複之前和之後，都要認真做好日常的保養、維護和監測，及時排除不安全因素和輕微損傷，避免更多幹預行為，這是做好保護工作的根本保障。
第85窟項目的完成和《中國文物古迹保護準則》的制定和實施，不僅推動了莫高窟壁畫保護技術的進步，而且推動了中國文物古迹保護的科學化。
負責此項目的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首席項目專家内維爾·阿格紐先生因對中國文物保護的巨大貢獻，獲得了2005年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
追憶平山先生 與莫高窟隔河相望，有一個“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列中心”。
陳列中心建成的時候，是當時國内唯一的石窟類文物保護研究陳列機構。
這個陳列中心展示了八個原大原狀複制洞窟，還有敦煌石窟出土的許多文物精品。
這個陳列中心是日本政府無償援助十億日元建設的，是中日友好的一個見證。
“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列中心”的建成，也是敦煌研究院曆史上的大事，說起這件事情就不得不提平山郁夫先生。
平山郁夫先生與敦煌莫高窟結緣于1958年1月，當時敦煌文物研究所在東京舉辦“中國敦煌藝術展”，平山先生敏銳地發現了日本文化與敦煌之間的淵源。
1958年，常書鴻先生攜大批敦煌臨摹壁畫出訪日本。
在東京展出的敦煌臨摹壁畫，使平山郁夫自此與敦煌結下終身緣分。
這次展覽對平山郁夫的藝術生涯意義重大，他之後創作的《佛教傳來》使他最終跻身日本一流畫家的行列。
畫面中玄奘指向遠方的手，也把平山先生自己的命運與那座荒漠裡的藝術聖殿緊緊地聯系在一起。
他深知，在日本的佛教壁畫之外，他找到了比之更古老的藝術淵源。
從此，敦煌成為平山先生魂牽夢繞的地方。
平山郁夫在少年時代經曆了慘絕人寰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生與死的邊際掙紮過。
他是廣島原子彈爆炸後的幸存者。
由于受核輻射的影響，他身體羸弱，面色蒼白。
出于對戰争災難的親身體會，他一生堅定地奉行和平主義，立志用美感化人類，喚醒人類良知，借助繪畫祈願人類和平，倡導文化交流，通過保護文化遺産促進和平。
出于對和平的希冀與對藝術的熱愛，自青年時代開始，平山郁夫就關注到佛教和佛教藝術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所起的紐帶作用，并以唐僧玄奘大師作為自己人生的楷模，産生了沿着絲綢之路追尋日本文化之源的宏大理想。
由于曆史的曲折，直到1979年，平山郁夫先生才第一次來到向往已久的敦煌莫高窟。
我至今清晰地記得，他住在莫高窟前簡陋的小土屋裡，不顧鞍馬勞頓，從早到晚，用一切可用的時間，如癡如醉，一個接一個地欣賞洞窟。
在飽覽敦煌藝術瑰寶之後，他說“世界性名作都齊集于敦煌”，贊歎敦煌藝術“超越時代、超越國境、超越所有價值觀”。
在日本奈良時期建造或繪制的唐招提寺和藥師寺建築、東大寺戒壇院雕塑、法隆寺壁畫、當麻寺收藏經變畫等，都能看到與敦煌石窟佛教建築、彩塑、壁畫佛教人物、經變畫等的相似之處。
平山郁夫認為，莫高窟第220窟前壁門上方的說法圖和日本法隆寺的觀音壁畫，無論是筆觸、起勢、轉折、運筆走向，線條的運用或是色彩的配置都極為相似，相隔四千多公裡的兩幅壁畫仿佛失散多年的孿生姐妹。
他在筆記中寫道：“兩處壁畫的觀音像從畫風到肌膚的顔色、線條、花紋、璎珞的顔色完全一樣。
”經平山郁夫考證，這兩幅壁畫應該是根據同一個底稿畫出來的畫，一幅被畫工攜往莫高窟，一幅被遣唐使帶回奈良，它們都來自唐朝的長安畫坊。
這次難忘的敦煌之行不僅了卻了他多年的夙願，也使他對敦煌産生新的深刻認識。
自此，他與敦煌的不解之緣愈加深厚了。
平山郁夫是莫高窟的知音。
他後來多次造訪敦煌，每到敦煌必至洞窟欣賞、揣摩，百看不厭。
他還拿起畫筆抒寫自己對敦煌的感悟，創作出許多以敦煌為題材的上乘之作。
他在擔任東京藝術大學教授、校長時，更是要求本校日本畫科的學生必須到敦煌石窟考察實習一次，吸收敦煌藝術的營養。
這些舉措，對于向日本和世界弘揚敦煌藝術做出了重要貢獻。
平山先生是敦煌石窟的新供養人。
出于對敦煌藝術的酷愛，他認識到了敦煌石窟保護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萌生了幫助敦煌研究院培養人才和提高保護研究水平的善念，并将它作為崇高的使命，開始為保護敦煌這個佛教藝術聖地積極奔走，不懈努力。
他多次向日本政界要員介紹保護世界文化遺産莫高窟的重大意義，以引起他們對敦煌莫高窟的重視。
他曾陪同敦煌研究院段文傑院長谒見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
1988年，他又陪同日本時任首相竹下登先生訪問敦煌。
最終促使日本政府無償援助十億日元建設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列中心。
在陳列中心的建設中，平山郁夫幾次專赴莫高窟，親自參與項目的選址、設計、施工。
1994年，中心建成後，他再一次陪同竹下登首相參加落成典禮。
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列中心以其樸素雅緻的建築風格，完善的功能，精彩的陳列，為古老的敦煌增加了新的景點，為展示和保護莫高窟發揮了積極作用，是中日文化友好史上的一座豐碑。
平山郁夫還努力喚起日本國民對世界文化遺産保護的關注。
他大力推動日本各界人士來敦煌參觀考察，使衆多日本國民越來越向往和關心敦煌。
他還于1988年倡導成立了日本文化财保護振興财團，動員日本民間力量，用“紅十字”精神搶救瀕危的人類珍貴文化遺産。
敦煌石窟是這項活動的受益者之一。
文化财保護振興财團先後給敦煌研究院捐贈了價值不菲的圖書、器材和科研設備，并提供了莫高窟地區供水設施建設資金，極大地改善了敦煌研究院的研究和生活條件。
在他的促成下，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敦煌研究院與日本東京國立文化财研究所合作進行敦煌石窟科學保護研究工作，這項合作持續了三十多年。
1990年，敦煌研究院與日本東京國立文化财研究所正式簽署協議，選擇莫高窟第53窟、第194窟開展壁畫保護研究項目，在壁畫環境監測、病害機理研究、修複材料篩選研究、多光譜壁畫調查方法、壁畫修複履曆記錄系統開發、中日修複用語詞典編寫等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項目進行過程中，中方先後有三十多人次赴日研修，為敦煌研究院培養了文物保護人才，也加深了中日兩國在文物保護方面的交流與合作，是文物保護國際合作方面一個非常成功的範例。
平山先生是敦煌研究院的摯友。
在他的關懷和推動下，由日本文化财保護振興财團、野村國際文化财團、鹿島學術振興财團資助，從1985年開始，東京藝術大學美術學部的保存修複、東洋美術史、日本畫科等研究室為敦煌研究院培養文物保護、美術、敦煌學專業人員，迄今已經持續34年。
先後有五十多人在東京藝術大學研修，幫助敦煌研究院培養了一批急需的高素質人才。
尤其令人感動的是，1989年，平山郁夫先生将舉辦個人畫展的全部收入兩億日元捐贈給敦煌研究院，資助敦煌石窟的保護研究。
敦煌研究院用此善款設立了“平山郁夫敦煌學術基金”，後又在此基礎上擴大成立了“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
敦煌研究院在平山先生這項基金的資助下，舉辦了敦煌學國際學術會議，組織學者赴國外學術訪問和交流，資助出版學術著作，添置購買科研設備，修建文物保護設施等，對推動敦煌文物事業的全面快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平山先生是我院的名譽研究員。
在長期保護弘揚敦煌文化藝術的過程中，不居功、不自傲，親切待人，獎掖後學，與敦煌研究院衆多職工結下了深厚友誼，敦煌研究院也早将先生當成了異國的摯友和編外的同事。
為了感謝和紀念先生對敦煌文化遺産保護研究事業的巨大貢獻，1994年，敦煌研究院在莫高窟為他建立了一座紀念幢。
2007年，時逢平山先生喜壽之年，我專程到日本為先生祝壽，并邀請他在8月參加由甘肅省政府和國家文物局舉辦的“段文傑先生從事敦煌文物保護和藝術研究60年紀念活動”。
段文傑先生是平山先生深交多年的摯友。
平山先生愉快地答應了我的邀請，偕同夫人平山美智子，親臨蘭州、敦煌兩地參加活動，發表了多場感人肺腑的演講。
想不到，與平山郁夫先生2007年敦煌之行的見面，竟成永别！2009年12月2日，平山先生離世。
他一生熱愛敦煌，關懷敦煌石窟的保護，他開啟的中日攜手保護敦煌的行動，以及親手締造的日本各界與敦煌研究院的友誼，永遠留在我們心中。
與時俱進的保護理念 “文革”十年動亂結束不久，我被任命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長，分管業務工作。
當時雖尚未恢複正常秩序，但我與很多同事的心情一樣，都急切地希望将荒廢的時間追回來，能盡快把業務工作正常地開展起來。
要做的工作很多，可是首先抓什麼呢？一時沒有頭緒。
我知道，凡被國家确定為文物保護單位的不可移動文物，都要求做到“四有”，即有保護範圍，有保護标志，有科學記錄檔案，有專門管理機構。
研究所已完成了“三有”，還有“科學記錄檔案”這項工作沒有做，這是必須完成的工作，那我就負責将敦煌石窟“科學記錄檔案”這項工作抓起來吧。
當時，“科學記錄檔案”究竟應該怎麼做，并沒有具體規定和要求。
我是學石窟考古的，我認為若要反映莫高窟全部洞窟的基本狀況，建立敦煌石窟科學記錄檔案，就應該每個洞窟都做一份記錄檔案。
當時莫高窟北區洞窟尚未發掘清理，南區有492個洞窟，就要做492份檔案。
每個洞窟的科學記錄檔案，起碼要有簡單的洞窟平面、剖面圖；要有檔案照片，最少要保證有窟形、窟頂和四壁各一張，共計六張照片；要有簡明的文字，說明每個洞窟的基本内容和它的保存與保護現狀，有無損壞等，這樣才能算得上一個洞窟最起碼的一份全面記錄檔案。
照片以6（張）×492（窟）計算，就是近三千張洞窟檔案照片。
而在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