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敦煌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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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确定是哪幾塊壁畫被盜，我們馬上調出了第465窟壁畫的全部照片檔案。
從現場來看，被盜洞窟門鎖并未被破壞。
犯罪分子是刨開了臨近洞外的一處小佛龛後鑽到第465窟内的，由此可斷定犯罪分子對洞窟情況非常熟悉。
專家懷疑是内部作案，要求單位裡每個男同志都按手印、驗指紋。
萬幸的是，壁畫被盜那天敦煌下了場大雪，犯罪分子留下的腳印從莫高窟北區作案的洞窟門口一直延伸到莫高窟南區前面的小商店，将近一公裡長。
可能由于作案後餓了，他們曾撬開過小商店的門偷吃過食品。
商店老闆一早發現商店被盜，也報了案。
那時候雖然沒有監控錄像，但公安局順着交通沿線逐一排查公共汽車，終于找到了兩個人。
其中一人曾在我們敦煌研究院做過工，他到玉門拉了一個同夥來莫高窟，兩個人隻帶走了一點壁畫，其餘的還埋在洞前的地底下，準備過些時候再來取。
記得酒泉地區公安部門一位姓石的處長問了我好幾遍，這個洞裡面的壁畫都是一級文物嗎？他們來确定被盜壁畫是否為一級文物，其實是在為罪犯量刑做準備。
這次事件對于莫高窟來說是一劫，好在最後還能采取補救措施，壁畫都被“大國工匠”李雲鶴貼回牆上進行了修補。
對研究院來說也是一次教訓，本來我們有個保安科，但是并沒有負起責任。
被盜案後，我們成立了保衛處，采用現代化儀器設備對洞窟進行監控，有效保護了文物的安全。
我的管理工作的第三個階段，是1998年到2014年。
這個階段是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期。
一方面，國家加大了對莫高窟的保護力度，大幅度增加了經費投入并引入了科技手段，國際上也對莫高窟給予了更大的關注，加大了國際交流，使敦煌研究院的保護管理工作有了極大的發展。
另一方面，莫高窟保護的任務愈益繁重。
随着經濟和旅遊的快速發展，遊客量逐年攀升，社會對莫高窟提出了各種想法和要求，給保護管理帶來了很大的挑戰和壓力。
要解決出現的這些新問題，改進提高莫高窟保護管理工作已時不我待。
這個階段開展的主要工作，首先是制定了《甘肅省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以下簡稱《條例》）。
《條例》制定以後，社會上有人讓敦煌研究院壓縮莫高窟保護範圍，在保護範圍裡修建與保護無關的設施，企圖在保護範圍内搞開發建設，建議莫高窟“捆綁上市”，要在莫高窟搞開發建設，要改變莫高窟規劃，把莫高窟交給企業經營等，我們都依照《條例》進行了解釋與制止。
其次，制定了《敦煌莫高窟保護總體規劃（2006—2025）》（以下簡稱《規劃》）。
這個規劃由敦煌研究院與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澳大利亞遺産委員會、中國建築研究院曆史建築研究所三國四方合作編制完成。
《規劃》為保護管理莫高窟提供了具有專業性、權威性和指導性的依據。
通過多門理工學科和工程技術的合作，對塑像、壁畫的制作材料和病害機理進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使文物保護從過去的搶救性保護轉變為現在的科學保護，建立了石窟壁畫保護科學技術體系，形成了壁畫與土遺址科學保護的程序和規範。
用風險管理理論為指導，對窟區大環境、洞窟微環境、壁畫病害、風沙動态、崖體穩定、遊客流量等進行長期監測，初步建立了預防性保護科學技術體系。
為了永久保存和永續利用莫高窟的珍貴價值和曆史信息，經探索研究，自主制定了文物數字化保護的标準體系，建立了敦煌石窟數字檔案。
莫高窟的特點是價值珍貴、洞窟狹小、材質脆弱、病害頻發。
面對逐年迅猛攀升的遊客人數，為了既保障文物的安全，又對遊客參觀質量負責，我們在國内首次開展了文化遺産地遊客承載量研究，對開放洞窟的遊客數量、流量和窟内微環境變化常年實時監測，确定了莫高窟日遊客最大承載量的科學依據。
在中央和甘肅省領導的高度重視下，建設了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開創了“總量控制、網上預約、數字展示、實地看洞”的旅遊開放新模式，既保障了洞窟安全，又滿足了遊客的參觀需求。
我的老彭走了 老彭這一生不容易。
小時候家境貧困，是兄嫂帶大的；娶妻生子，兩地分居，家也不像個家；自己開創的考古專業為了我而中途放棄；還沒等享受天倫之樂，晚年又得了重病。
他第一次得病是2008年秋天，在蘭州檢查确診為直腸癌。
記得當時他給我打電話，我一聽聲音就知道情況不好，他說：“我查出來了，直腸裡面有個疙瘩，怎麼辦？”我就聯系蘭州的同事陪他繼續檢查，又給北京、上海到處打電話，最後在上海找到了一位專家。
我陪他去上海住院、做手術和治療。
手術很成功，治療的結果亦很好，沒有複發。
他出院後在上海孩子家裡療養了一段時間，我天天為他做飯，加強他的營養。
他剛出院時瘦得隻有80多斤，慢慢營養好了，他的體重到了120多斤。
我們倆2009年春末夏初回到敦煌，老彭的身體已基本康複。
我跟他說：“你現在要休養，以休息為主，以玩為主。
想看書就看書，不想看，就不看。
願意怎樣，就怎樣。
”他很理解我的安排。
從2008年到最後走的近十年時間，他過得還是很愉快的，有時出去開會，有時出去遊玩。
老彭很早就喜歡玩微信，那時候我都還不會。
他也願意散步，喂貓，到接待部和年輕人聊聊天。
我每年都讓他到上海體檢。
我和孩子們交代，他喜歡的皮鞋、衣服就在上海買。
他退休之後，我們倆一起到過法國，他自己還去過印度。
我工作以來隻療養過一次，就是2015年和老彭一起去貴陽。
2016年秋天，鄧小南教授邀請我參加北大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成立儀式，我就說我要帶老彭一起去。
我們利用這次機會一起回到了母校，還去看望了宿白先生。
我們倆後來還一起去過武當山，到四川成都看展覽，不過我都是有任務在身，到周莊也是出差順路經過。
以前我總是想着，等我真正退下來，我們還有時間到各處去走走玩玩，實際上我的閑暇時間很少，無法陪他出去痛痛快快地玩。
我一直覺得對不起他。
我忙，他生病後我不讓他做飯，早上、中午兩頓都是他去食堂打飯，晚上就熬點稀飯，他還承擔了洗碗。
這一生都是老彭在照顧我，家務事是他幫我在做。
其實他不太會做飯，但隻要他做，我就說好吃好吃。
他愛包餃子、愛吃餃子，餡兒調得很不錯。
他喜歡吃雞蛋羹，卻總是蒸不好，我告訴他要怎麼蒸，怎麼掌握火候才好吃。
我蒸的雞蛋羹他就說好吃，他滿足的樣子像個孩子。
他從農村出來，一直很注意節約。
以前在武漢大學住的房子後頭種了絲瓜，孩子吃膩了就不吃，他對孩子說：“有絲瓜吃就不錯了。
”我從來不要他給我買東西，他買的東西我看不上。
但他的衣服大多是我買的，内衣、襯衫、外套、西裝和皮鞋，隻要是我買的他就喜歡。
實在太忙，就在他出差前提醒他自己去試一下買點衣服。
90年代初他去日本進修，我說他清瘦的身材跟日本人差不多，讓他在日本好好給自己置辦點衣物。
他2017年第二次生病，來得突然，來勢兇險，發展迅速。
年初突然胃口不好，後來出現晚上睡覺時，前半夜胃部不适，後半夜腹部不适。
我還以為是他消化出了問題，後來吃了點胃藥也不起作用。
我建議他給上海熟悉的專家打電話詢問原因。
上海那邊聽他電話裡描述的情況，判斷他可能是膽囊出了問題。
我就讓他趕緊去敦煌的醫院檢查。
誰知老彭被叫住院了。
我到了醫院，院長給我看了給他拍的CT，我一看就傻眼了，院長說老彭患的是胰腺癌。
年初，春節沒過完，我就送他去上海住院治療。
醫生為他做了磁共振檢查，後來又做了一次CT，确診老彭患胰腺癌。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打擊，我幾乎絕望，渾身無力，實在難以接受，心裡一直在想怎麼辦？怎麼辦？我請求醫院設法救救老彭。
醫生耐心地給我解釋說，胰腺癌一旦發現就是晚期，在全世界範圍内還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美國的喬布斯也是死于這種病。
要麼開刀，我們把你當朋友，跟你說實話，他這樣的年齡，如果開刀就是雪上加霜。
我把孩子們叫來一起商量，最後定下的治療方案就是：減少痛苦，延長生命，不搞搶救。
老彭他自己不問是什麼病，跟大夫相處得還挺好。
我沒有勇氣告訴他得的是什麼病，醫生也不讓我說，醫生親自告訴老彭，說你得的是慢性胰腺炎，這個病不太好治，要慢慢治，希望他不要着急。
在老彭整整六個月的治療過程裡，我幾乎天天來往于旅館和老彭的病房，也經常與醫生聯系，商量如何治療。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心裡還是想不通，他怎麼會得這個病？像他這樣好的人不應該這樣不幸，為什麼老天爺偏偏要讓老彭得這個病？我查了一些資料，所有的資料都顯示胰腺癌是不治之症。
有一次看到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的文章，她是醫生，見過無數病人痛苦而走，她說人最佳的一生就是“生得好、活得長、病得晚、死得快”。
她不主張無謂的搶救，認為這樣非但不能減少臨終病人的痛苦，反會給病人增加痛苦，主張要給臨終病人一個尊嚴。
後來我還看過女作家瓊瑤寫給孩子的信，發表她對“死亡尊嚴”的理解。
她的見解，基本與羅點點醫生相似。
這樣，我也慢慢平靜下來，隻得面對現實，告訴自己多陪陪他，飲食上多想些辦法，盡量給他弄些他愛吃的食物，多給他一些照顧，多給他一些寬慰，盡量減少他的痛苦。
老彭很相信醫生，從來不跟我打聽病情，其實少知道點也有好處。
現在如果有人問我如何看待死亡，我想說死并不可怕，每個人都會死，但最好是沒有痛苦地死去。
治療過程中的前三到四個月，老彭的情況還比較穩定，心态也比較樂觀，飲食也還不錯。
他說治好了，要給大家發紅包。
我問他給不給我發紅包呀，他說那我也給你發紅包。
他很願意跟人聊聊天，有時候和醫生也能說上好一會兒，我就叫他少說幾句多歇息。
那時候他還會看看電視，聽聽歌，我也不太願意跟他聊痛苦的事。
有時候我讓他吃一點酸奶，他說不吃，我說就吃一口吧，他又讓我先吃，然後他吃了還說：“甜蜜蜜。
”醫院的飯是每個禮拜三有一頓餃子。
一到日子，他就說今天禮拜三，你們早點去買餃子，一定要讓我們陪護的人就在病房裡吃，他看着我們吃。
我說：“老彭，你看着我們吃饞不饞，要不你吃一個嘗嘗味道。
”我心裡知道，雖然我們努力幫助他減少痛苦，但畢竟這個病很折磨人，要做到完全不痛不難受基本不可能。
到後來，我攙着他走路的時候都能感覺他渾身在發抖。
他說自己又酸又脹又痛，還跟我說想要安樂死。
這件事我無能為力。
我知道他一直在和病痛做抗争，我能做的就是請大夫想辦法，緩解他的痛苦。
老彭特别堅強，痛到那種程度了，他還堅持要自己上衛生間，一會兒坐起來一會兒躺下，什麼姿勢對他來說都很難受，但他也沒有叫過一聲。
一看見醫生來查房或看他，他還露出笑容，稍微好一點點就又有求生的希望。
我心裡明白，他正在一天一天慢慢離我們遠去，直到最後看不見。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斷想各種辦法，好好護理他，不讓他受更多的罪。
老彭對大哥非常尊重。
他一直不願意告訴大哥自己生病，不想讓大哥為他擔心。
後來大哥打來電話問他，他都說好着呐。
我說老彭這樣不行，怎麼能不告訴大哥呢？我就先把情況告訴了大哥的女兒，這樣可以讓大哥有點心理準備，然後我代老彭給大哥大嫂寫了封信。
信中寫道：“長兄如父，長嫂如母，這輩子感謝你們對他的培養，他在學術上做了點事，做出了貢獻，都不會忘記是大哥大嫂的教誨。
老彭得了這個病，希望你們不要難過……”他大哥知道後非常着急，派女兒女婿專程到上海來看望老彭。
其他哥哥的孩子也從北京、河北過來看他。
他跟孩子們說自己得的是慢性胰腺炎，這個病不好治。
最難熬的就是最後一個月。
他知道自己用的是嗎啡鎮痛，就說：“我知道現在吃的是毒藥，這個病不可能好了。
”後來出現了腹水，很多藥都沒有辦法繼續使用了，雖然每天看着還在挂水，實際上就是鹽水和葡萄糖。
醫生對我說：“可能時間不多了。
” 他剛住院情況比較好的時候，我還偶爾到外地出個差，這期間參加過一次“兩會”，都是快去快回。
最後将近一個月，我和兩個兒子還有一個照顧老彭的小夥子，四個人輪流值班。
白天我在病房守着他，晚上看他吃好安眠藥睡下，我再回去休息。
他從來不想麻煩别人，因為夜裡難受來回折騰，第二天我還聽到他給老大道歉，他說：“昨天晚上對不起。
”我說：“你說這個是多餘的話，他是你兒子呀，護理你是應該的。
”但是，老彭他就是這樣一個人。
有一天，我輕輕摸摸他的額頭，他不知道哪裡來的力氣，擡起身子，把我摟過來吻了一下。
他走的那一天早上，醫院五六點鐘就來了電話，說老彭心率、血壓下降，我想他可能不行了，就急忙往醫院趕。
我到醫院的時候他已經昏迷了，我就大聲叫他：“老彭！老彭！老彭！”我一叫，他就流眼淚了。
聽人說彌留之際聽覺是最後消失的，我想他應該是聽到了，那是中午12點。
老彭走後的半年，我瘦了十斤。
按照他和我的想法，後事越簡單越好。
我向研究院報告了情況，叫院裡不要發訃告。
老彭是7月29日走的，我們31日就辦了告别儀式。
我沒有發言，兩個孩子也不讓我發言，他們就代表家屬發言。
我想把老彭帶回敦煌宕泉河邊。
兩個兒子說，你帶走了我們看不見，所以骨灰暫時存放在上海，他們清明、立冬，還有一些節日，都會去看看。
一個月後，我又回到了敦煌。
一切都是老樣子，隻是我的老彭不在了。
我早上就弄點餅幹、雞蛋、燕麥吃，中午自己去食堂打飯，一個人打一次飯就夠中午、晚上兩頓，晚上有時候也熬點小米粥、煮點挂面，就像他在的時候一樣。
其實，我一直覺得他還在，他沒走。
有一次别人給我打電話，問你現在跟誰過啊，我說就我跟老彭，對方一下不說話了。
直到去年，我才去看了老彭的大哥大嫂。
每次出門，我都想着要輕點關門，老彭身體不好，别影響他休息。
我把一張他特别喜歡的照片放大，就放在我旁邊。
2019年除夕那天，我跟他說：“老彭，晚上咱倆一起看春晚。
”
從現場來看，被盜洞窟門鎖并未被破壞。
犯罪分子是刨開了臨近洞外的一處小佛龛後鑽到第465窟内的，由此可斷定犯罪分子對洞窟情況非常熟悉。
專家懷疑是内部作案，要求單位裡每個男同志都按手印、驗指紋。
萬幸的是，壁畫被盜那天敦煌下了場大雪，犯罪分子留下的腳印從莫高窟北區作案的洞窟門口一直延伸到莫高窟南區前面的小商店，将近一公裡長。
可能由于作案後餓了，他們曾撬開過小商店的門偷吃過食品。
商店老闆一早發現商店被盜，也報了案。
那時候雖然沒有監控錄像，但公安局順着交通沿線逐一排查公共汽車，終于找到了兩個人。
其中一人曾在我們敦煌研究院做過工，他到玉門拉了一個同夥來莫高窟，兩個人隻帶走了一點壁畫，其餘的還埋在洞前的地底下，準備過些時候再來取。
記得酒泉地區公安部門一位姓石的處長問了我好幾遍，這個洞裡面的壁畫都是一級文物嗎？他們來确定被盜壁畫是否為一級文物，其實是在為罪犯量刑做準備。
這次事件對于莫高窟來說是一劫，好在最後還能采取補救措施，壁畫都被“大國工匠”李雲鶴貼回牆上進行了修補。
對研究院來說也是一次教訓，本來我們有個保安科，但是并沒有負起責任。
被盜案後，我們成立了保衛處，采用現代化儀器設備對洞窟進行監控，有效保護了文物的安全。
我的管理工作的第三個階段，是1998年到2014年。
這個階段是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期。
一方面，國家加大了對莫高窟的保護力度，大幅度增加了經費投入并引入了科技手段，國際上也對莫高窟給予了更大的關注，加大了國際交流，使敦煌研究院的保護管理工作有了極大的發展。
另一方面，莫高窟保護的任務愈益繁重。
随着經濟和旅遊的快速發展，遊客量逐年攀升，社會對莫高窟提出了各種想法和要求，給保護管理帶來了很大的挑戰和壓力。
要解決出現的這些新問題，改進提高莫高窟保護管理工作已時不我待。
這個階段開展的主要工作，首先是制定了《甘肅省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以下簡稱《條例》）。
《條例》制定以後，社會上有人讓敦煌研究院壓縮莫高窟保護範圍，在保護範圍裡修建與保護無關的設施，企圖在保護範圍内搞開發建設，建議莫高窟“捆綁上市”，要在莫高窟搞開發建設，要改變莫高窟規劃，把莫高窟交給企業經營等，我們都依照《條例》進行了解釋與制止。
其次，制定了《敦煌莫高窟保護總體規劃（2006—2025）》（以下簡稱《規劃》）。
這個規劃由敦煌研究院與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澳大利亞遺産委員會、中國建築研究院曆史建築研究所三國四方合作編制完成。
《規劃》為保護管理莫高窟提供了具有專業性、權威性和指導性的依據。
通過多門理工學科和工程技術的合作，對塑像、壁畫的制作材料和病害機理進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使文物保護從過去的搶救性保護轉變為現在的科學保護，建立了石窟壁畫保護科學技術體系，形成了壁畫與土遺址科學保護的程序和規範。
用風險管理理論為指導，對窟區大環境、洞窟微環境、壁畫病害、風沙動态、崖體穩定、遊客流量等進行長期監測，初步建立了預防性保護科學技術體系。
為了永久保存和永續利用莫高窟的珍貴價值和曆史信息，經探索研究，自主制定了文物數字化保護的标準體系，建立了敦煌石窟數字檔案。
莫高窟的特點是價值珍貴、洞窟狹小、材質脆弱、病害頻發。
面對逐年迅猛攀升的遊客人數，為了既保障文物的安全，又對遊客參觀質量負責，我們在國内首次開展了文化遺産地遊客承載量研究，對開放洞窟的遊客數量、流量和窟内微環境變化常年實時監測，确定了莫高窟日遊客最大承載量的科學依據。
在中央和甘肅省領導的高度重視下，建設了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開創了“總量控制、網上預約、數字展示、實地看洞”的旅遊開放新模式，既保障了洞窟安全，又滿足了遊客的參觀需求。
我的老彭走了 老彭這一生不容易。
小時候家境貧困，是兄嫂帶大的；娶妻生子，兩地分居，家也不像個家；自己開創的考古專業為了我而中途放棄；還沒等享受天倫之樂，晚年又得了重病。
他第一次得病是2008年秋天，在蘭州檢查确診為直腸癌。
記得當時他給我打電話，我一聽聲音就知道情況不好，他說：“我查出來了，直腸裡面有個疙瘩，怎麼辦？”我就聯系蘭州的同事陪他繼續檢查，又給北京、上海到處打電話，最後在上海找到了一位專家。
我陪他去上海住院、做手術和治療。
手術很成功，治療的結果亦很好，沒有複發。
他出院後在上海孩子家裡療養了一段時間，我天天為他做飯，加強他的營養。
他剛出院時瘦得隻有80多斤，慢慢營養好了，他的體重到了120多斤。
我們倆2009年春末夏初回到敦煌，老彭的身體已基本康複。
我跟他說：“你現在要休養，以休息為主，以玩為主。
想看書就看書，不想看，就不看。
願意怎樣，就怎樣。
”他很理解我的安排。
從2008年到最後走的近十年時間，他過得還是很愉快的，有時出去開會，有時出去遊玩。
老彭很早就喜歡玩微信，那時候我都還不會。
他也願意散步，喂貓，到接待部和年輕人聊聊天。
我每年都讓他到上海體檢。
我和孩子們交代，他喜歡的皮鞋、衣服就在上海買。
他退休之後，我們倆一起到過法國，他自己還去過印度。
我工作以來隻療養過一次，就是2015年和老彭一起去貴陽。
2016年秋天，鄧小南教授邀請我參加北大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成立儀式，我就說我要帶老彭一起去。
我們利用這次機會一起回到了母校，還去看望了宿白先生。
我們倆後來還一起去過武當山，到四川成都看展覽，不過我都是有任務在身，到周莊也是出差順路經過。
以前我總是想着，等我真正退下來，我們還有時間到各處去走走玩玩，實際上我的閑暇時間很少，無法陪他出去痛痛快快地玩。
我一直覺得對不起他。
我忙，他生病後我不讓他做飯，早上、中午兩頓都是他去食堂打飯，晚上就熬點稀飯，他還承擔了洗碗。
這一生都是老彭在照顧我，家務事是他幫我在做。
其實他不太會做飯，但隻要他做，我就說好吃好吃。
他愛包餃子、愛吃餃子，餡兒調得很不錯。
他喜歡吃雞蛋羹，卻總是蒸不好，我告訴他要怎麼蒸，怎麼掌握火候才好吃。
我蒸的雞蛋羹他就說好吃，他滿足的樣子像個孩子。
他從農村出來，一直很注意節約。
以前在武漢大學住的房子後頭種了絲瓜，孩子吃膩了就不吃，他對孩子說：“有絲瓜吃就不錯了。
”我從來不要他給我買東西，他買的東西我看不上。
但他的衣服大多是我買的，内衣、襯衫、外套、西裝和皮鞋，隻要是我買的他就喜歡。
實在太忙，就在他出差前提醒他自己去試一下買點衣服。
90年代初他去日本進修，我說他清瘦的身材跟日本人差不多，讓他在日本好好給自己置辦點衣物。
他2017年第二次生病，來得突然，來勢兇險，發展迅速。
年初突然胃口不好，後來出現晚上睡覺時，前半夜胃部不适，後半夜腹部不适。
我還以為是他消化出了問題，後來吃了點胃藥也不起作用。
我建議他給上海熟悉的專家打電話詢問原因。
上海那邊聽他電話裡描述的情況，判斷他可能是膽囊出了問題。
我就讓他趕緊去敦煌的醫院檢查。
誰知老彭被叫住院了。
我到了醫院，院長給我看了給他拍的CT，我一看就傻眼了，院長說老彭患的是胰腺癌。
年初，春節沒過完，我就送他去上海住院治療。
醫生為他做了磁共振檢查，後來又做了一次CT，确診老彭患胰腺癌。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打擊，我幾乎絕望，渾身無力，實在難以接受，心裡一直在想怎麼辦？怎麼辦？我請求醫院設法救救老彭。
醫生耐心地給我解釋說，胰腺癌一旦發現就是晚期，在全世界範圍内還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美國的喬布斯也是死于這種病。
要麼開刀，我們把你當朋友，跟你說實話，他這樣的年齡，如果開刀就是雪上加霜。
我把孩子們叫來一起商量，最後定下的治療方案就是：減少痛苦，延長生命，不搞搶救。
老彭他自己不問是什麼病，跟大夫相處得還挺好。
我沒有勇氣告訴他得的是什麼病，醫生也不讓我說，醫生親自告訴老彭，說你得的是慢性胰腺炎，這個病不太好治，要慢慢治，希望他不要着急。
在老彭整整六個月的治療過程裡，我幾乎天天來往于旅館和老彭的病房，也經常與醫生聯系，商量如何治療。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心裡還是想不通，他怎麼會得這個病？像他這樣好的人不應該這樣不幸，為什麼老天爺偏偏要讓老彭得這個病？我查了一些資料，所有的資料都顯示胰腺癌是不治之症。
有一次看到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的文章，她是醫生，見過無數病人痛苦而走，她說人最佳的一生就是“生得好、活得長、病得晚、死得快”。
她不主張無謂的搶救，認為這樣非但不能減少臨終病人的痛苦，反會給病人增加痛苦，主張要給臨終病人一個尊嚴。
後來我還看過女作家瓊瑤寫給孩子的信，發表她對“死亡尊嚴”的理解。
她的見解，基本與羅點點醫生相似。
這樣，我也慢慢平靜下來，隻得面對現實，告訴自己多陪陪他，飲食上多想些辦法，盡量給他弄些他愛吃的食物，多給他一些照顧，多給他一些寬慰，盡量減少他的痛苦。
老彭很相信醫生，從來不跟我打聽病情，其實少知道點也有好處。
現在如果有人問我如何看待死亡，我想說死并不可怕，每個人都會死，但最好是沒有痛苦地死去。
治療過程中的前三到四個月，老彭的情況還比較穩定，心态也比較樂觀，飲食也還不錯。
他說治好了，要給大家發紅包。
我問他給不給我發紅包呀，他說那我也給你發紅包。
他很願意跟人聊聊天，有時候和醫生也能說上好一會兒，我就叫他少說幾句多歇息。
那時候他還會看看電視，聽聽歌，我也不太願意跟他聊痛苦的事。
有時候我讓他吃一點酸奶，他說不吃，我說就吃一口吧，他又讓我先吃，然後他吃了還說：“甜蜜蜜。
”醫院的飯是每個禮拜三有一頓餃子。
一到日子，他就說今天禮拜三，你們早點去買餃子，一定要讓我們陪護的人就在病房裡吃，他看着我們吃。
我說：“老彭，你看着我們吃饞不饞，要不你吃一個嘗嘗味道。
”我心裡知道，雖然我們努力幫助他減少痛苦，但畢竟這個病很折磨人，要做到完全不痛不難受基本不可能。
到後來，我攙着他走路的時候都能感覺他渾身在發抖。
他說自己又酸又脹又痛，還跟我說想要安樂死。
這件事我無能為力。
我知道他一直在和病痛做抗争，我能做的就是請大夫想辦法，緩解他的痛苦。
老彭特别堅強，痛到那種程度了，他還堅持要自己上衛生間，一會兒坐起來一會兒躺下，什麼姿勢對他來說都很難受，但他也沒有叫過一聲。
一看見醫生來查房或看他，他還露出笑容，稍微好一點點就又有求生的希望。
我心裡明白，他正在一天一天慢慢離我們遠去，直到最後看不見。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斷想各種辦法，好好護理他，不讓他受更多的罪。
老彭對大哥非常尊重。
他一直不願意告訴大哥自己生病，不想讓大哥為他擔心。
後來大哥打來電話問他，他都說好着呐。
我說老彭這樣不行，怎麼能不告訴大哥呢？我就先把情況告訴了大哥的女兒，這樣可以讓大哥有點心理準備，然後我代老彭給大哥大嫂寫了封信。
信中寫道：“長兄如父，長嫂如母，這輩子感謝你們對他的培養，他在學術上做了點事，做出了貢獻，都不會忘記是大哥大嫂的教誨。
老彭得了這個病，希望你們不要難過……”他大哥知道後非常着急，派女兒女婿專程到上海來看望老彭。
其他哥哥的孩子也從北京、河北過來看他。
他跟孩子們說自己得的是慢性胰腺炎，這個病不好治。
最難熬的就是最後一個月。
他知道自己用的是嗎啡鎮痛，就說：“我知道現在吃的是毒藥，這個病不可能好了。
”後來出現了腹水，很多藥都沒有辦法繼續使用了，雖然每天看着還在挂水，實際上就是鹽水和葡萄糖。
醫生對我說：“可能時間不多了。
” 他剛住院情況比較好的時候，我還偶爾到外地出個差，這期間參加過一次“兩會”，都是快去快回。
最後将近一個月，我和兩個兒子還有一個照顧老彭的小夥子，四個人輪流值班。
白天我在病房守着他，晚上看他吃好安眠藥睡下，我再回去休息。
他從來不想麻煩别人，因為夜裡難受來回折騰，第二天我還聽到他給老大道歉，他說：“昨天晚上對不起。
”我說：“你說這個是多餘的話，他是你兒子呀，護理你是應該的。
”但是，老彭他就是這樣一個人。
有一天，我輕輕摸摸他的額頭，他不知道哪裡來的力氣，擡起身子，把我摟過來吻了一下。
他走的那一天早上，醫院五六點鐘就來了電話，說老彭心率、血壓下降，我想他可能不行了，就急忙往醫院趕。
我到醫院的時候他已經昏迷了，我就大聲叫他：“老彭！老彭！老彭！”我一叫，他就流眼淚了。
聽人說彌留之際聽覺是最後消失的，我想他應該是聽到了，那是中午12點。
老彭走後的半年，我瘦了十斤。
按照他和我的想法，後事越簡單越好。
我向研究院報告了情況，叫院裡不要發訃告。
老彭是7月29日走的，我們31日就辦了告别儀式。
我沒有發言，兩個孩子也不讓我發言，他們就代表家屬發言。
我想把老彭帶回敦煌宕泉河邊。
兩個兒子說，你帶走了我們看不見，所以骨灰暫時存放在上海，他們清明、立冬，還有一些節日，都會去看看。
一個月後，我又回到了敦煌。
一切都是老樣子，隻是我的老彭不在了。
我早上就弄點餅幹、雞蛋、燕麥吃，中午自己去食堂打飯，一個人打一次飯就夠中午、晚上兩頓，晚上有時候也熬點小米粥、煮點挂面，就像他在的時候一樣。
其實，我一直覺得他還在，他沒走。
有一次别人給我打電話，問你現在跟誰過啊，我說就我跟老彭，對方一下不說話了。
直到去年，我才去看了老彭的大哥大嫂。
每次出門，我都想着要輕點關門，老彭身體不好，别影響他休息。
我把一張他特别喜歡的照片放大，就放在我旁邊。
2019年除夕那天，我跟他說：“老彭，晚上咱倆一起看春晚。
”